一
　　动手写这篇文章，难免想起一个地方——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姚李中学。记忆中，姚李镇原本没有中学，以往霍邱南部的小学毕业生，要到几十里外的叶集中学读书。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名叫何长学的校长，招兵买马，在姚李镇东南方的一座冈峦上办起了中学。这个学校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老师来自四面八方，有职业中学教师，也有落魄的技术人员，还有下放到本地的大学教授和讲师，师资力量雄厚到今天不可想象。印象最深的是英语老师高德祥先生，是在英国工作多年的工程师，职称是副教授。那个时期，基本上停止了调职调级，一个职称往往伴随终生。满头银发的高老师屈尊于一个乡村中学，面对一群灰头土脸的农村孩子，仍然和蔼可亲，诲人不倦。
　　还有一个老师名叫谢绍安，上海人，德语专业出身，跟高先生住在一起，现炒现卖教英语。记得读高中的第一周，我就得到了谢老师的表扬，26个字母写得比较好看，可惜老是搞不清楚“元音”和“辅音”，后来自暴自弃了——此为后话。
　　姚李中学还有一个史无前例的特点，就是生源复杂，学生中有下放干部的子女，有大城市来的洋学生，也有土洋结合的当地干部子女，当然多数还是农民的后代。最富特色的是，当地很多学生初中毕业后就没有学上了，有的已经当了五六年农民，和应届初中毕业生同时考取姚李中学高中部第一届，一个年级的同学年龄相差七八岁乃至十来岁。这个“大杂烩”的状况，本来是那个年代“没有办法的办法”，却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那就是多元文化融合，多种教学方式并举，特别是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指导下，强调学工、学农、学军，重实践教学，重能力培养。姚李中学一批学子在十几年后脱颖而出，其中以首届高中毕业生为最，粗略回忆一下，地方厅级以上领导干部、军队大校以上军官就有近十人，还有其他几位专业技术类人才。作为一个后来的教育工作者，我本人认为这里面有很值得总结的经验。
　　喻廷江是姚李中学高中部首届毕业生，后来参军，同他的高中同学白宗林先后考入军校。喻廷江就读于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毕业后被分到西藏亚东，1984年转业到地方。白宗林考入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院，曾经担任过中国驻多国武官，就军事外交和国家防务写过、翻译过多部作品。无论是喻廷江还是白宗林，还有我们后几届的同学，虽然以后又获得了高一点的学历，或者在某个领域取得一些成绩，但是，我们的“童子功”是在姚李中学练成的。喻廷江和白宗林的成长，自然得益于姚李中学有高先生和谢绍安老师，而我，则更受益于高中语文老师汪泛舟、周培松、朱国泰、陈维德和初中语文老师李成华——顺便说一句，还有不曾在姚李中学任教的王启昌老师，我能成为一个作家，与他们有很大关系。除此之外，还有政治老师吴以政和夏清灼，他们教给我的辩证唯物主义常识，让我受益终身。虽然我的理科成绩很一般，我还是记住了我的班主任姜兴霁、初中数学老师黄根华、物理老师吴振琪、化学老师童文兴等人。以后我参军，进了军校，学军事地形学，学弹道抛物线原理、运用三角函数确定炮兵射击诸元，之所以能够得心应手融会贯通，还是得益于中学时代打下的基础。站在一个作家的角度，我的基础知识正好够用，未能更好地发挥，不是老师的错。
　　印象中，何校长很少亲自给我们授课，有一次我亲眼看见在学校东边的院子外面，他老人家高挽裤腿，带领几个高年级学生，挥锹挖土甩泥，修补土墙草顶的女生宿舍。那是何校长给我们上过的最生动的一课，受益终身。喻廷江以后回忆，他在校读书的时候，经常参加类似的劳动。
　 二
　　我在姚李中学读书的时候，喻廷江刚刚毕业，擦肩而过，所以那时候并不认识。参军后探亲回乡，偶尔会听家人讲起喻廷江，那时候他已转业回乡，在地委办公室工作。我的姐姐同他的夫人是同学，加上两家都是基层干部家庭，有些来往。记得我姐姐有一次感叹说，“那两口子是场面人”——这个“场面人”不是指容貌，而是指为人。原来，姐姐两口子同喻廷江两口子在合肥相遇，一起吃饭，喻廷江悄悄地把账结了。那时候，大家都很穷，在合肥这样一个大城市吃饭，大家心里没底，买单便是一件让人感动的事情。这件小事，让我记住了有个“场面人”的学长喻廷江。
　　本世纪初，我在解放军出版社工作，业余创作，写小说渐渐小有名气。其时，喻廷江先后担任市委秘书长和市委宣传部长，密切关注我的情况。2005年春夏之交，我得到消息，我的作品《历史的天空》入围茅盾文学奖。对于我这样一个出道较晚、学历较低、没有受过正规文学训练的人来说，入围了就是意外的惊喜，并不奢望真的获奖。有一天上午，喻廷江突然打来电话说，祝贺老弟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我说不可能吧，我到现在也没有接到作协的通知。廷江笑笑说，那好，我现在代表中国作家协会正式向你宣布，你的《历史的天空》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原来，那一天，在廷江的授意下，六安市委宣传部的同志一直关注中国作协的官方网站，喻廷江居然是第一个向我宣布这个消息的人。当天中午，合肥某报一记者打电话采访我，我才确信这件事情是真的。
　　感到意外的还不是我一个人，时任霍邱县委宣传部长的袁琴跟我沾亲带故，那次回乡，喻廷江组织了一个关于《历史的天空》的座谈会，袁琴也在场。会上她问我，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哪个级别高？我回答不上来，我一直认为鲁迅文学奖价值更高。反倒是喻廷江比较明白，他哈哈一笑说，都是中国作协设立的奖项，级别是一样的，但是茅盾文学奖评的是长篇小说，数量少，含金量高。袁琴眨眨眼睛看着我说，看来拿这个奖也不难嘛，邻家大哥一声不吭就拿回来了。
　　本世纪以来，我回家的频率更高了，师兄廷江多次安排、陪同我到大别山采风。这才进一步知道，我们两家早有来往。喻廷江家住顾店，父亲在供销社工作，当年我父亲在姚李公社当主任、在姚李区当副区长和人大主任，到顾店办事，通常在喻廷江家吃饭，当地流传着喻家“前门留客，后门借米”的佳话，我姐姐当年说喻廷江两口子“场面人”，不是偶然的。
　 三
　　喻廷江当官当得明白，做人更明白，这个毋庸赘言。让我意外的是，这个人，还有浓厚的文学情怀。记得有一次我们相伴到金安区东石笋采风，他穿了一身运动装，跟我讲，周末了，休闲一点，要有员外意识。这句话我不太理解。当时他正值中年，事业顺风顺水，怎么突然来了句“要有员外意识”呢？
　　当天中午饭后，兴之所至，我们两个人躺在一个滚水坝上的竹排桥上，聊得很起劲。他说大别山的资源除了绿色的植被让人流连忘返，还有红色文化，大山深处，林梢河畔，到处都是红色的故事，很多不为人知。他希望我“常回家看看”，把那些散落在历史缝隙的故事挖掘出来。
　　也是那一次，给我很大启发。在大别山主峰，看到主峰松柏翠绿，我有些不明白，这么高的山顶，没有水源，松柏何以生存？同行的史红雨老师在一旁说了一句，“山有多高，水有多深”，这句话让我久久难忘，回到北京后不久就写下了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该书出版时，我写了两句话印在扉页上：“没有谁能够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够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以后数年，我先后创作了《马上天下》《四面八方》《对阵》等长篇小说，还有没有写完的《飘呀飘起来》，里面的故事人物，多数来自大别山给我的滋养，这其中，有喻廷江很多帮助，有些作品，初稿时期还同他讨论过，他提过一些中肯的意见，相当有文学眼光。
　　在岁月的洗礼中，我们都渐渐地变老了。
　　2019年底，“中国·月亮湾作家村”举办跨年文艺活动，我和喻廷江、史红雨、徐元华等人相聚霍山东西溪乡，廷江送给我一个小册子《蓝梦集》，是他和另一名家乡老干部杨传连共同创作的楹联集，开篇一副就让我为之心动，“千年淮河一壶酒醉倒多少好汉，万顷碧波两片湖催熟天下粮仓”——这里讲的是我的家乡霍邱县，用城东湖、城西湖、淮河等元素，描绘了家乡的地理风情、人文精神，也隐含着历史沧桑和对未来的乐观展望。“梦里寻香拾久味，花间把盏寄乡愁”“望远胸自阔，举盏人尽欢”“三杯已是七分醉，一梦又飞九重天”——没想到一个多年为官的人，居然能够写出如此豪迈、激扬的文字，没想到一个退休干部居然有如此胸襟。我想，这一切，同那片土地有关，同那个时代有关，也同我们共同的姚李中学有关。
　　当然，也要感谢杨传连同志，老干部的字有老干部的特点，风骨硬朗，遒劲雄健，比较准确地传递了楹联意境，二者相辅相成地营造了雄浑的格局和宽阔的视野，以及旷达的生活态度。
　　廷江不怎么喝酒，然而在他创作的楹联中，却弥漫着浓浓的酒香。联想到数年前他的那句“要有员外意识”，我似乎明白了一些，其实骨子眼里，他还是个文人，有点小资情调，诗意一直蛰伏于心，一旦摆脱工作重压，便以酒的名义散发。诗酒风流，诗即是酒，酒即是诗，醉身的是酒，醉心的是诗。深度解读廷江的楹联作品，原来，那是醉心之作啊！
　　廷江告诉我，写这些东西，不求名利，自娱自乐，退休了不等于无所事事了，要让老年生活丰富多彩，不找麻烦。
　　好一个“不找麻烦”，言简意赅，意味深长。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辉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精彩。最顶峰的精彩，还是老年的精彩。
　　是的，我们曾经奋斗过，奉献过，风光过，但这不是我们可以倚老卖老的资本。当一个退休干部，当一个老年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做好自己的事，不找麻烦，仍然是奋斗、是奉献。退而不休，退而不废，退而不僵，后退一步，只是换了位置，仍须找准新的定位，仍须修养学习，仍须继续为美好生活锦上添花。
　　望远胸自阔，花间一壶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