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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园的皖人遗踪
因园林之盛，苏州享有“园林之城”的美誉。其中，可园是苏州现存唯一的书院园林。此园位于苏州文庙、即苏州府学之东，南边与北宋名园沧浪亭仅一桥之隔，声名远扬的正谊书院即设在此处。
可园，原名“乐园”，取“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之意；因可借景沧浪亭，又称“近山林”。游历可园，稍加留意可以发现，朱珔、汪志伊、李鸿章、张树声等一众皖籍名人皆在这里留下过往印迹。朱珔与李鸿章还为可园撰文留记，两块碑刻至今可见。
《可园记》：“可”与“不可”
清道光七年（1827），为改善正谊书院办学条件，江苏布政使梁章钜将可园重新修葺后作为书院庭园。
安徽泾县人朱珔时任正谊书院主讲，他在《可园记》中，描绘了此园古朴素雅的景观：
园之堂，深广可容，堂前池水，清浤可挹，故颜堂曰“挹清”。池亩许，畜鲦鱼可观，兼可种荷。缘涯磊石可憩，左平台，临池可钓；右亭作舟形，曰“坐春舻”，可风，可观月。四周廊庑可步。出廊数武，屋三楹，冬日可延客，曰“濯缨处”，盖园外隔溪，即“沧浪亭”，故援孺子之歌“可以濯缨”也。迤北，复有小园，有小池，池上启轩，列碑五六，可考曩迹。余内舍，可读书，可居眷属，而园境尽矣。
正谊书院的讲堂称作“杏林堂”，在其正上方，高悬御赐“正谊明道”四字红底龙纹金匾。两边挂有四块条幅，为“正谊”之说：“培养士气，端正人心”，“正者端也，谊者义也”。讲席之后的楠木屏风上，镌刻着《可园记》全文。光绪年间，此文被勒石制碑，现镶嵌于园中廊壁。
朱珔（1769—1850），字玉存，号兰坡。嘉庆七年（1802）进士，与陶澍、梁章钜、卓秉恬等能臣名宦成为同年与知己。中榜后，朱珔由庶吉士授编修，与修《明鉴》，官至赞善，迁侍讲。因淡于仕途，以母病为由辞归。此后，以教授著述为乐，先后主讲于钟山书院、正谊书院、紫阳书院。
身为清代著名学者，朱珔的学术地位得到时人高度评价。陈宝箴认为：“泾县朱兰坡先生崛起徽宁，与姚李两先生标帜相望……岿然为江左经师之冠。”（《小万卷斋文稿序》）将其与桐城派大家姚鼐、号称“通儒”的李兆洛相提并论。
苏州正谊书院先后有十八位掌院，其中不乏文化名人。从1827年到1838年，朱珔掌教正谊书院长达十余年，培养出众多优秀生徒，门下弟子获科名者甚多。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称赞道：“乡会获隽者，已倍徙于昔，且一科而两魁，天下则信乎？”（《正谊书院课选》）
在《可园记》中，朱珔还论及自己对“可”与“不可”的认知：“且天下可行而不可藏、可喧而不可寂者，皆非素位。如余固陋，正值乎可止则止之时矣。凡居处服御，宜亦苟可以安而止。则斯园也，于分为称。惟既黍拥皋比（皋比，虎皮之意，古人坐虎皮讲学，代指讲席），可者与之，不可者岂庸拒之？在诱其不可，以进于可，是余之责也。”
藏而耐寂，“固陋”知止；专注本职，“素位”而行。如此“可止则止”“可以安而止”，彰显出朱珔的立身处世之道。对于求学者，与之“可者”，不拒绝“不可者”，“诱其不可，以进于可”，可谓“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此类主张，当属朱珔秉持的办学理念吧？其情怀之博大，境界之高迈，由此亦可略知一二。
值得一提的是，在朱珔的得意门生中，冯桂芬的履历比较特别。他于道光八年（1828）入正谊书院学习，除深受山长青睐外，当地官员陶澍、林则徐对他也赏识有加。道光二十年（1840），冯桂芬以榜眼（一甲二名）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他先后被陶澍、李鸿章等高官邀请担任幕僚，并曾受聘出任上海同文馆首任监院。李鸿章任江苏巡抚后，重建正谊书院，延请其担任山长。在书院教学中，冯桂芬对汉学、宋学、西学、时务兼收并蓄，培养出诸多精英人才。
《改建正谊书院记》：“制举文字”与“有用之学”
可园中央建有荷花池，名曰“小西湖”。水池周边，回廊曲折。廊道的东侧，立有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撰写的《改建正谊书院记》碑刻，由冯桂芬书写并篆额。此文《李鸿章文集》可见，略有改动。
在碑记中，李鸿章回顾了书院自唐代开设以来的历史变迁，认为书院“所习仅制举文字犹无当也”，即书院只是以科举为目的似有不妥，应当“务令究心经史有用之学”，并“改课经解古学”。倡导习修“有用之学”，体现出李鸿章反对将书院办成科举制附庸，力图对传统封建教育加以变革的思想。
作为晚清时期洋务派首领和朝廷重臣，李鸿章提出了一些先进的教育主张，并试图建立新的教育体制。尤其在其担任直隶总督期间，注重兴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积极倡导和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正是由于李鸿章等人的不懈努力，中国传统教育逐步走上近代化的历程。
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赴任江苏。由于饱经战火屠虐，苏州书院毁损严重，亟待兴复。同治三年（1864），他筹资建房舍，改建正谊书院。“檄所司筹白金万二千金，以万金置田，以岁租为修脯膏火资”，将书院的教学经费从“岁租”中开支，不必动辄申请官府拨款。同时，重视书院教学管理，任用赵振祚、冯桂芬、陆懋宗等儒学名流执掌书院。
在碑文最后，李鸿章写道：
又考正谊书院，创于吾乡汪稼门先生抚吴时，是岁嘉庆九年甲子，先生以江南人监临江南乡试。今甲子一周，大难已去，文运重新，予亦以苏抚充监临，改建是院。贞元循环之理，有如是之巧合者，可异也夫。
“汪稼门先生”，即汪志伊（1743—1818），字莘农，号稼门，安徽桐城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举人，由山西灵石知县累官至工部尚书、湖广总督、闽浙总督。他是桐城派发展至乾嘉时期的重要人物，著述宏富，有《西湖诗》《登岱诗》《稼门文钞》《稼门奏稿》《荒政辑要》等。
作为地方大员，汪志伊颇有政声，时人称其“历任均有政绩可纪，实为嘉庆间督抚之冠”。他非常重视教育，“讲学不喜立名，所至必修治书院，以兴贤育才为急。”（《桐城耆旧传》）嘉庆八年（1803）五月，汪志伊授江苏巡抚。次年，即以白云精舍及可园之地为基址，主持创办正谊书院。
此书院从初建时的嘉庆九年（1804）到改建时的同治三年（1864），甲子之年轮回，相隔整整六十年，前后主政此地的皆为皖籍人士。李鸿章为“如是之巧合者”而感慨，也为“大难已去，文运重新”感到欣慰。
由于战乱未止，正谊书院此后再度被毁。同治十二年（1873），安徽合肥人、时任江苏巡抚的张树声筹资修复可园，重建正谊书院。他还奏请同治皇帝御书“正谊明道”匾额，悬挂于书院大厅。文风延续，弦歌不绝。
苏皖接壤，关系密切。明清之际，二者同属南直隶和江南省。如今，又皆为长三角地区。一直以来，两地民众在风土人情等方面具有较强的认同感。透过往昔那些为正谊书院奔忙的皖人身影，我们可以感知到彼时的苏皖士大夫和江左名流对于江南文化的亲近之感，以及致力于传承中华文化、积极与时俱进的使命自觉和责任担当。
可园，原名“乐园”，取“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之意；因可借景沧浪亭，又称“近山林”。游历可园，稍加留意可以发现，朱珔、汪志伊、李鸿章、张树声等一众皖籍名人皆在这里留下过往印迹。朱珔与李鸿章还为可园撰文留记，两块碑刻至今可见。
《可园记》：“可”与“不可”
清道光七年（1827），为改善正谊书院办学条件，江苏布政使梁章钜将可园重新修葺后作为书院庭园。
安徽泾县人朱珔时任正谊书院主讲，他在《可园记》中，描绘了此园古朴素雅的景观：
园之堂，深广可容，堂前池水，清浤可挹，故颜堂曰“挹清”。池亩许，畜鲦鱼可观，兼可种荷。缘涯磊石可憩，左平台，临池可钓；右亭作舟形，曰“坐春舻”，可风，可观月。四周廊庑可步。出廊数武，屋三楹，冬日可延客，曰“濯缨处”，盖园外隔溪，即“沧浪亭”，故援孺子之歌“可以濯缨”也。迤北，复有小园，有小池，池上启轩，列碑五六，可考曩迹。余内舍，可读书，可居眷属，而园境尽矣。
正谊书院的讲堂称作“杏林堂”，在其正上方，高悬御赐“正谊明道”四字红底龙纹金匾。两边挂有四块条幅，为“正谊”之说：“培养士气，端正人心”，“正者端也，谊者义也”。讲席之后的楠木屏风上，镌刻着《可园记》全文。光绪年间，此文被勒石制碑，现镶嵌于园中廊壁。
朱珔（1769—1850），字玉存，号兰坡。嘉庆七年（1802）进士，与陶澍、梁章钜、卓秉恬等能臣名宦成为同年与知己。中榜后，朱珔由庶吉士授编修，与修《明鉴》，官至赞善，迁侍讲。因淡于仕途，以母病为由辞归。此后，以教授著述为乐，先后主讲于钟山书院、正谊书院、紫阳书院。
身为清代著名学者，朱珔的学术地位得到时人高度评价。陈宝箴认为：“泾县朱兰坡先生崛起徽宁，与姚李两先生标帜相望……岿然为江左经师之冠。”（《小万卷斋文稿序》）将其与桐城派大家姚鼐、号称“通儒”的李兆洛相提并论。
苏州正谊书院先后有十八位掌院，其中不乏文化名人。从1827年到1838年，朱珔掌教正谊书院长达十余年，培养出众多优秀生徒，门下弟子获科名者甚多。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称赞道：“乡会获隽者，已倍徙于昔，且一科而两魁，天下则信乎？”（《正谊书院课选》）
在《可园记》中，朱珔还论及自己对“可”与“不可”的认知：“且天下可行而不可藏、可喧而不可寂者，皆非素位。如余固陋，正值乎可止则止之时矣。凡居处服御，宜亦苟可以安而止。则斯园也，于分为称。惟既黍拥皋比（皋比，虎皮之意，古人坐虎皮讲学，代指讲席），可者与之，不可者岂庸拒之？在诱其不可，以进于可，是余之责也。”
藏而耐寂，“固陋”知止；专注本职，“素位”而行。如此“可止则止”“可以安而止”，彰显出朱珔的立身处世之道。对于求学者，与之“可者”，不拒绝“不可者”，“诱其不可，以进于可”，可谓“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此类主张，当属朱珔秉持的办学理念吧？其情怀之博大，境界之高迈，由此亦可略知一二。
值得一提的是，在朱珔的得意门生中，冯桂芬的履历比较特别。他于道光八年（1828）入正谊书院学习，除深受山长青睐外，当地官员陶澍、林则徐对他也赏识有加。道光二十年（1840），冯桂芬以榜眼（一甲二名）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他先后被陶澍、李鸿章等高官邀请担任幕僚，并曾受聘出任上海同文馆首任监院。李鸿章任江苏巡抚后，重建正谊书院，延请其担任山长。在书院教学中，冯桂芬对汉学、宋学、西学、时务兼收并蓄，培养出诸多精英人才。
《改建正谊书院记》：“制举文字”与“有用之学”
可园中央建有荷花池，名曰“小西湖”。水池周边，回廊曲折。廊道的东侧，立有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撰写的《改建正谊书院记》碑刻，由冯桂芬书写并篆额。此文《李鸿章文集》可见，略有改动。
在碑记中，李鸿章回顾了书院自唐代开设以来的历史变迁，认为书院“所习仅制举文字犹无当也”，即书院只是以科举为目的似有不妥，应当“务令究心经史有用之学”，并“改课经解古学”。倡导习修“有用之学”，体现出李鸿章反对将书院办成科举制附庸，力图对传统封建教育加以变革的思想。
作为晚清时期洋务派首领和朝廷重臣，李鸿章提出了一些先进的教育主张，并试图建立新的教育体制。尤其在其担任直隶总督期间，注重兴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积极倡导和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正是由于李鸿章等人的不懈努力，中国传统教育逐步走上近代化的历程。
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赴任江苏。由于饱经战火屠虐，苏州书院毁损严重，亟待兴复。同治三年（1864），他筹资建房舍，改建正谊书院。“檄所司筹白金万二千金，以万金置田，以岁租为修脯膏火资”，将书院的教学经费从“岁租”中开支，不必动辄申请官府拨款。同时，重视书院教学管理，任用赵振祚、冯桂芬、陆懋宗等儒学名流执掌书院。
在碑文最后，李鸿章写道：
又考正谊书院，创于吾乡汪稼门先生抚吴时，是岁嘉庆九年甲子，先生以江南人监临江南乡试。今甲子一周，大难已去，文运重新，予亦以苏抚充监临，改建是院。贞元循环之理，有如是之巧合者，可异也夫。
“汪稼门先生”，即汪志伊（1743—1818），字莘农，号稼门，安徽桐城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举人，由山西灵石知县累官至工部尚书、湖广总督、闽浙总督。他是桐城派发展至乾嘉时期的重要人物，著述宏富，有《西湖诗》《登岱诗》《稼门文钞》《稼门奏稿》《荒政辑要》等。
作为地方大员，汪志伊颇有政声，时人称其“历任均有政绩可纪，实为嘉庆间督抚之冠”。他非常重视教育，“讲学不喜立名，所至必修治书院，以兴贤育才为急。”（《桐城耆旧传》）嘉庆八年（1803）五月，汪志伊授江苏巡抚。次年，即以白云精舍及可园之地为基址，主持创办正谊书院。
此书院从初建时的嘉庆九年（1804）到改建时的同治三年（1864），甲子之年轮回，相隔整整六十年，前后主政此地的皆为皖籍人士。李鸿章为“如是之巧合者”而感慨，也为“大难已去，文运重新”感到欣慰。
由于战乱未止，正谊书院此后再度被毁。同治十二年（1873），安徽合肥人、时任江苏巡抚的张树声筹资修复可园，重建正谊书院。他还奏请同治皇帝御书“正谊明道”匾额，悬挂于书院大厅。文风延续，弦歌不绝。
苏皖接壤，关系密切。明清之际，二者同属南直隶和江南省。如今，又皆为长三角地区。一直以来，两地民众在风土人情等方面具有较强的认同感。透过往昔那些为正谊书院奔忙的皖人身影，我们可以感知到彼时的苏皖士大夫和江左名流对于江南文化的亲近之感，以及致力于传承中华文化、积极与时俱进的使命自觉和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