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羽飞/摄 

　　我家老屋的书桌上，还摆着一台燕舞牌收录机。机子已经很旧了，漆皮一片片脱落，摸上去糙糙的，就像奶奶那双树皮般的手。插上电，指示灯还会亮起一点暗红的光，可按下放音键，喇叭里再没有声音传出来。这些年搬过几次家，不少旧东西都扔了，唯独它，一直没舍得丢。它是奶奶的宝贝，也是当年我们家第一件像样的电器。
　　那几年，大家吃饱了肚子，对听书看戏就上了心。村里人走上五六里山路，就为看一出戏、赶一场露天电影。奶奶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不了远路。她最爱听庐剧，我们本地俗称“小倒戏”。每当邻居婶子们看完戏回来，聚在一起比划剧情、哼唱调子，奶奶就站在一旁听，脸上羡慕里带着落寞，像小孩眼巴巴瞅着别人手里的糖。
　　父亲看在眼里，只是闷头抽烟。终于有一天，他推着自行车从镇上回来，车后座用麻绳牢牢捆着个大纸箱。打开一看，是一台四四方方、外壳闪着哑光的燕舞牌收录机。奶奶一见就愣住了，随即嗔怪：“你这孩子，咋花这冤枉钱！”可她的手却像摸婴儿脸蛋似的，在那冰凉的机壳上来回摩挲，摸着摸着，眼圈就红了，她赶紧扭过头，用袖口擦了擦眼角。
　　从那以后，我家堂屋就成了全村最热闹的地方。特别是午饭过后，日头懒懒地照着院子，老人们揣着小板凳，陆陆续续都来了。奶奶早让我把收录机摆在八仙桌正中央，擦得锃亮。她郑重地取出用布帕包好的磁带，那动作，小心得像在展开一件珍藏的瓷器。按下播放键，《秦雪梅》的悲怆，《四郎探母》的苍凉，《孟姜女》的凄楚，《孔雀东南飞》的决绝……咿咿呀呀的唱腔从两个黑网罩喇叭里传出来，飘满了整间屋。老人们眯着眼，跟着摇头晃脑，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打拍子。听到伤心处，有人不住地拿衣角抹眼睛；听到欢喜处，满屋便漾开一片笑声。
　　机器毕竟经不起这般日夜不停地使唤，磁带更是翻录了不知多少劣质带子，最常出的毛病就是绞带。往往正听到要紧处，声音忽然发颤，变成一种拖长了的、艰难的呻吟，接着就断了。奶奶连忙喊我：“快，快，又绞上了！”我便成了唯一会救场的“师傅”。我屏住呼吸，用指甲盖轻轻勾住露出的带子一头，慢慢地、一寸一寸往外引。奶奶在旁边大气也不敢出，母亲赶忙递过一支磨得光滑的竹筷。我把它插进齿轮孔，正好合槽，一圈一圈地转，把那皱成一团的磁带重新卷平、绕齐。满屋只剩磁带卷动的沙沙声。缠好了，把磁带装回去，一按键，戏文接着唱下去，屋里的气氛也跟着活络起来，带着一种失而复得的满足。
　　它不光是播戏，也悄悄存下许多别的声响。除夕夜，它录下春节晚会里好听的歌曲；我小时候跟着学唱，那跑调的声音，还有弟弟结结巴巴背诵课文的稚嫩声，都被它一并收了下来。
　　如今，这机器是彻底不响了。
　　可它只要还摆在桌上，那锣鼓、那胡琴、奶奶听戏时那入神的模样，就仿佛都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