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玉霖
　　有人说，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是幸运的，罗列的那些“幸运”我都认可。不过，我们儿时的成长环境和今天比起来，还是有天壤之别。我小时的几次历险经历，至今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我们那个小镇，有个诗意的名字和很美的景致，是大别山区三个地区交界的交通便利商业繁荣的古镇，名字叫晓天。晓天附近有四个军工厂和一个为军工厂服务的医院，这些单位是当年的文化高地，经常放电影。镇上的小伙伴自然会去看，脚力健的，甚至会一晚转战两三个厂，连续观看，创造记录并不断刷新记录。
　　那次，有个厂又放什么“反特电影”，口口相传得神乎其神。我当时年龄小，也不胜向往。吃过晚饭，我和邻家小弟紧紧盯住哥哥们，希望能跟着去。可是我们人小容易上当，几个回合就跟丢了。他们不见踪影的时候，我们就在院子里放声大哭。这时，单位的一位年长职工就决定带我们去看电影。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可能后悔了，因为此后，他再也没带我们去过。
　　说是家附近的工厂，其实最近的也有数里地。我们两个学龄前的孩子，走不多远就走不动了。老伯只好一次抱一个，来回交替地抱我们向前走，等到放映点的时候，电影已经放完一小半了。
　　更难的是返回。老伯在露天的电影场没找到我哥哥他们。电影快放完的时候，年轻人呼啦啦起身跑了，大步流星地赶下一场电影。老伯只好一个人又带我们回去。路上还要过一个正在修的大桥，大桥尚未竣工，有一段是用几根不相连的杉木搭的，作为临时的人行通道。晚上没有灯，老伯不敢带两个孩子从上面走，担心掉下河里。万般无奈，他只好带我们到河滩，把我们一个一个背过去。卵石青苔滑的地方，他就手脚并用在水里爬行。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们才好不容易过了河。
　　另外一次遇险时，我大概刚上小学。当时镇上也开了一家影院，在竹木器厂隔壁。电影院后面还常常堆放着竹木。为了检票方便，门开得极小，更为奇葩的是，门边有一个很大的水池子，里面常年浸泡着做伞的竹子。
　　想看电影的孩子大都是没有钱买票的，我们眼巴巴地围在电影院门口或站在街上，希望早一点放门。
　　有一次，守门检票的两人可能也想去看，就离开门走了进去。我正好站在门边，准备进去的时候，只听耳朵风响，许多人夺门而入，我瞬间被挤到一边。就在我要被巨大的力量挤得掉落水池的时候，本能地一伸手抓住门上的锁链，拼尽全力抠住，以那点力量支撑住，我都惊讶自己没有掉下去。坚持了一会，别人都进去得差不多了，我才走进去，然后，对着疼痛难忍的手吹气。这种历险，回家是不敢说的，大人如果知道了，轻则不准出来，重则挨打挨骂。那一次，电影散场后很久，隔壁小弟都没回家。他的哥哥姐姐四处寻找，最后在电影院的木堆上找到了呼呼大睡的小弟。
　　还有一次是看戏，我大概是个稍有掌控能力的初中生了。我扛了条大板凳，自己坐着看，让人小的弟弟站在大板凳上看。一开始天下太平，看得惬意。随着周围十里八乡看戏人的不断集聚，坐着看不了了，我也准备站起来看。就在我站起身的一刹那，后面突然涌起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力量，站在板凳上的弟弟倒在前面的人丛里，我带的板凳也挤压住我和旁边的人。我顾不上板凳了，连忙从人缝里挤到前面，拉上弟弟，我们像两条小鱼，慢慢从人海里游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满头大汗了。
　　这些经历，现在回想起来，既可笑，又心有余悸，还有几分苦涩，那是明媚的忧伤，五味杂陈。也许，这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