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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泰坦尼克号上“消失”的中国人
2021年4月15日，是泰坦尼克号沉没109周年。因为詹姆斯·卡梅隆执导、1997年上映的电影《泰坦尼克号》，观众记住了这艘大船上的浪漫爱情故事，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场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海难中，船上竟有8名中国人，其中6人生还。4月16日，一部具有考古意义的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以下简称《六人》）上映，从历史的深海中打捞起他们曾经存在的痕迹。该片由罗飞执导，施万克讲述，詹姆斯·卡梅隆担任监制。
寻人拍摄过程就像侦探破案
导演罗飞和寻找6位中国幸存者的首席研究员施万克，分别来自英国和美国，两人在中国生活都超过25年，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都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之前都做过电影记者。施万克研究海洋历史，一直很想写一本跟海洋历史、特别是中国海洋历史有关的书。
“我很早就知道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乘客，但第一次听说的时候没什么有用的信息。后来我发现了一个叫‘泰坦尼克号百科全书’的网站，那上面有很多关于泰坦尼克的资料，但是有关中国人的信息非常少，只有两个文件：一个是乘客名单，上面有八个中国人，均为男性；一个是幸存者名单，上面有六个人。”施万克想，整条船上的男性乘客幸存率都不到20%，二、三等舱的幸存率更低，相比之下，中国乘客的幸存率可以说相当高了，“所以这里面会不会有故事？”
与其他影视作品不同，《六人》没有前期筹备，施万克负责寻找，罗飞负责拍摄，就像侦探破案一样，谁也不知道接下来能发现什么，最终能不能找到六人的踪迹。
寻踪的第一步就让人崩溃。乘客名单和幸存者名单上用英文字母拼写的汉语名字，就是施万克最初掌握的全部信息。同一个读音可以对应那么多汉字，更别说记录的有可能是粤语或者其他方言发音。施万克觉得，他们就像考古学家一样，用刷子小心刷去时光尘埃，露出一点线索后，再刷一刷。
阅读历史文献、求助相关专家只是常规操作；在各国档案馆里找出一百多年前的资料也都是家常便饭；有时候，《六人》团队甚至要采用一些看似不可能的“笨”办法来大海捞针。有一次，研究人员在一个论坛上发现一名华人网友留言称自己的父亲当年就在泰坦尼克号上，但他的账号早已注销，不能直接给他留言，于是，研究人员写了一封邮件，尝试发给这一账号名加上各种后缀的邮箱。没想到，真的有一个邮箱就是那位网友的！幸存者之一方荣山的儿子就是这样被找到的。
拍摄造救生艇做实验破除谣言
从泰坦尼克号上生还，绝不是这六人人生中经历的最大磨难；人类史上最著名的船难，也只是他们旅途中的小坎坷而已。
八名乘客名单中，LeeLing和LenLam遇难，其余六人幸存。根据影片的调查结果，幸存者中，FangLang最后更名为方荣山，一生都西装革履，追求成为体面商人；LeeBing在劫后余生后辗转到加拿大，还在那儿开过一家咖啡厅；AhLam继续做船员，能查到的最后行踪，是和几千名中国船员一起，被遣送到香港或上海；LingHee也一直漂泊在海上当船员，最后去了印度，下落不明；ChangChip在后续的某次航行中染上肺病，很快病死在英国，离船难发生还不到两年；还有一位CheongFoo，因为同音的名字实在太多，目前仍未确认他的身份。
在以往的资料和西方媒体报道中，泰坦尼克上的中国人不仅被忽略、被删除，甚至还被扭曲和污名化。有人说，他们是偷渡者，还有人说，他们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靠着辫子假扮妇女、躲在座位底下，抢占了妇女儿童的存活名额。
《六人》的问世，不仅拼凑出这些人的信息和人生轨迹，同时也是第一次向全世界为他们正名。
影片团队先是联系上一家模拟泰坦尼克号的游戏公司，结合搜集到的多方资料，得出六人的逃生方式。其中五人从三等舱逃出，分别坐上救生艇。另有一人掉进海里，抱着一块门板等来了救援——他就是方荣山。在他写给家乡台山亲人的信中，还有这样一首生动朴素的诗，描绘了当时死里逃生的经过：“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根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
为了破除“藏在救生艇下”这一谣言，施万克和团队找到一家开有木工课的中学，和孩子们一起按照当时的设计图，制作了一个1∶1的折叠救生艇。做完后，又一起做实验，再现当时上船的情景。实验证明，几个大活人要藏在狭小的救生艇上根本不可能，而按照资料中那条救生艇上的获救人数，就算这几个人是最后才上船，船上也仍有空余座位，所以也不存在所谓“抢占妇女儿童存活名额”。
制作尊重“有幸存者后人不愿出镜”
拍摄也遇到一种情况，剧组在跟拍了一位幸存者的家人一段时间之后，对方还是决定不出镜了。《六人》制片人罗彤说，之前邀请他们到剪辑房看素材样片，他们都看哭了，但最后这家的长辈觉得还是不便于把自己家里的事传出去。罗彤觉得，可能当年那些阴影对他们家庭造成的影响太大了，家里的老人不愿意再提及那件事情。但罗彤也表示尊重对方意愿，就把这条线索撤掉了。
王仰贤是《六人》的剪辑师之一，对他而言，《六人》的剪辑算是很难的，因为讲述的人相对比较多，要在100分钟内讲述6个人的故事，每个人的故事还要讲清楚，信息量特别大。并且，还要厘清思路：研究员找到的证据是否足以证明这个人就是我们需要找的人？
第一版初剪，有将近三个小时。王仰贤说，有蛮多内容，其实都挺可惜的，比如施万克去加拿大参观了一个博物馆，博物馆里收藏着一块木板，那就是方荣山获救时趴着的木板。当时摄制组过去跟拍，也剪了出来，但最后由于时长也没放进去，有些遗憾。
授权这部纪录片卡梅隆帮了大忙
泰坦尼克号之所以现在举世闻名，詹姆斯·卡梅隆那部同名经典电影当居首功。这一次，卡梅隆不仅是《六人》的监制，还在片中接受采访，并帮助影片获得了免费使用电影《泰坦尼克号》素材的权利。
很早之前，团队就开始尝试联系卡梅隆，希望他能给出一些建议，但一直未能实现。多方联系后，他们拿到了卡梅隆的一名律师的邮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团队给这位律师发了一封真诚的邮件说明意愿，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卡梅隆的回复，他说自己知道这个项目已经好几年了，他非常感兴趣，也希望能和团队碰个头，他说他也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他们。
“有人问，卡梅隆是不是挂了个名，或者说给钱就能请他当监制，完全不是这样。”罗飞透露，卡梅隆对泰坦尼克上中国幸存者的故事非常感兴趣，采访中还不断问“你们挖出来什么新东西”，“快走的时候，卡梅隆说‘我还可以帮你们做什么吗’，然后开始跟我们提出要做监制。”卡梅隆还明确表示，《泰坦尼克号》片尾萝丝趴在木板上获救的桥段，灵感正是来源于中国幸存者。此外，卡梅隆还亲自搞定福斯影业，帮助《六人》免费获得版权，片中得以出现《泰坦尼克号》原片画面及含有中国乘客的删减片段。综合《北京日报》《新京报》等报道
寻人拍摄过程就像侦探破案
导演罗飞和寻找6位中国幸存者的首席研究员施万克，分别来自英国和美国，两人在中国生活都超过25年，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都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之前都做过电影记者。施万克研究海洋历史，一直很想写一本跟海洋历史、特别是中国海洋历史有关的书。
“我很早就知道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乘客，但第一次听说的时候没什么有用的信息。后来我发现了一个叫‘泰坦尼克号百科全书’的网站，那上面有很多关于泰坦尼克的资料，但是有关中国人的信息非常少，只有两个文件：一个是乘客名单，上面有八个中国人，均为男性；一个是幸存者名单，上面有六个人。”施万克想，整条船上的男性乘客幸存率都不到20%，二、三等舱的幸存率更低，相比之下，中国乘客的幸存率可以说相当高了，“所以这里面会不会有故事？”
与其他影视作品不同，《六人》没有前期筹备，施万克负责寻找，罗飞负责拍摄，就像侦探破案一样，谁也不知道接下来能发现什么，最终能不能找到六人的踪迹。
寻踪的第一步就让人崩溃。乘客名单和幸存者名单上用英文字母拼写的汉语名字，就是施万克最初掌握的全部信息。同一个读音可以对应那么多汉字，更别说记录的有可能是粤语或者其他方言发音。施万克觉得，他们就像考古学家一样，用刷子小心刷去时光尘埃，露出一点线索后，再刷一刷。
阅读历史文献、求助相关专家只是常规操作；在各国档案馆里找出一百多年前的资料也都是家常便饭；有时候，《六人》团队甚至要采用一些看似不可能的“笨”办法来大海捞针。有一次，研究人员在一个论坛上发现一名华人网友留言称自己的父亲当年就在泰坦尼克号上，但他的账号早已注销，不能直接给他留言，于是，研究人员写了一封邮件，尝试发给这一账号名加上各种后缀的邮箱。没想到，真的有一个邮箱就是那位网友的！幸存者之一方荣山的儿子就是这样被找到的。
拍摄造救生艇做实验破除谣言
从泰坦尼克号上生还，绝不是这六人人生中经历的最大磨难；人类史上最著名的船难，也只是他们旅途中的小坎坷而已。
八名乘客名单中，LeeLing和LenLam遇难，其余六人幸存。根据影片的调查结果，幸存者中，FangLang最后更名为方荣山，一生都西装革履，追求成为体面商人；LeeBing在劫后余生后辗转到加拿大，还在那儿开过一家咖啡厅；AhLam继续做船员，能查到的最后行踪，是和几千名中国船员一起，被遣送到香港或上海；LingHee也一直漂泊在海上当船员，最后去了印度，下落不明；ChangChip在后续的某次航行中染上肺病，很快病死在英国，离船难发生还不到两年；还有一位CheongFoo，因为同音的名字实在太多，目前仍未确认他的身份。
在以往的资料和西方媒体报道中，泰坦尼克上的中国人不仅被忽略、被删除，甚至还被扭曲和污名化。有人说，他们是偷渡者，还有人说，他们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靠着辫子假扮妇女、躲在座位底下，抢占了妇女儿童的存活名额。
《六人》的问世，不仅拼凑出这些人的信息和人生轨迹，同时也是第一次向全世界为他们正名。
影片团队先是联系上一家模拟泰坦尼克号的游戏公司，结合搜集到的多方资料，得出六人的逃生方式。其中五人从三等舱逃出，分别坐上救生艇。另有一人掉进海里，抱着一块门板等来了救援——他就是方荣山。在他写给家乡台山亲人的信中，还有这样一首生动朴素的诗，描绘了当时死里逃生的经过：“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根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
为了破除“藏在救生艇下”这一谣言，施万克和团队找到一家开有木工课的中学，和孩子们一起按照当时的设计图，制作了一个1∶1的折叠救生艇。做完后，又一起做实验，再现当时上船的情景。实验证明，几个大活人要藏在狭小的救生艇上根本不可能，而按照资料中那条救生艇上的获救人数，就算这几个人是最后才上船，船上也仍有空余座位，所以也不存在所谓“抢占妇女儿童存活名额”。
制作尊重“有幸存者后人不愿出镜”
拍摄也遇到一种情况，剧组在跟拍了一位幸存者的家人一段时间之后，对方还是决定不出镜了。《六人》制片人罗彤说，之前邀请他们到剪辑房看素材样片，他们都看哭了，但最后这家的长辈觉得还是不便于把自己家里的事传出去。罗彤觉得，可能当年那些阴影对他们家庭造成的影响太大了，家里的老人不愿意再提及那件事情。但罗彤也表示尊重对方意愿，就把这条线索撤掉了。
王仰贤是《六人》的剪辑师之一，对他而言，《六人》的剪辑算是很难的，因为讲述的人相对比较多，要在100分钟内讲述6个人的故事，每个人的故事还要讲清楚，信息量特别大。并且，还要厘清思路：研究员找到的证据是否足以证明这个人就是我们需要找的人？
第一版初剪，有将近三个小时。王仰贤说，有蛮多内容，其实都挺可惜的，比如施万克去加拿大参观了一个博物馆，博物馆里收藏着一块木板，那就是方荣山获救时趴着的木板。当时摄制组过去跟拍，也剪了出来，但最后由于时长也没放进去，有些遗憾。
授权这部纪录片卡梅隆帮了大忙
泰坦尼克号之所以现在举世闻名，詹姆斯·卡梅隆那部同名经典电影当居首功。这一次，卡梅隆不仅是《六人》的监制，还在片中接受采访，并帮助影片获得了免费使用电影《泰坦尼克号》素材的权利。
很早之前，团队就开始尝试联系卡梅隆，希望他能给出一些建议，但一直未能实现。多方联系后，他们拿到了卡梅隆的一名律师的邮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团队给这位律师发了一封真诚的邮件说明意愿，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卡梅隆的回复，他说自己知道这个项目已经好几年了，他非常感兴趣，也希望能和团队碰个头，他说他也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他们。
“有人问，卡梅隆是不是挂了个名，或者说给钱就能请他当监制，完全不是这样。”罗飞透露，卡梅隆对泰坦尼克上中国幸存者的故事非常感兴趣，采访中还不断问“你们挖出来什么新东西”，“快走的时候，卡梅隆说‘我还可以帮你们做什么吗’，然后开始跟我们提出要做监制。”卡梅隆还明确表示，《泰坦尼克号》片尾萝丝趴在木板上获救的桥段，灵感正是来源于中国幸存者。此外，卡梅隆还亲自搞定福斯影业，帮助《六人》免费获得版权，片中得以出现《泰坦尼克号》原片画面及含有中国乘客的删减片段。综合《北京日报》《新京报》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