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金科
　　在喜迎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偶闻皖籍著名作曲家吕其明先生荣获了“七一勋章”。欣喜之余，也不由想起当年写吕其明先生的杂记来。
　　那是2005年的国庆节，应安徽一家杂志社的约稿，我去上海采访吕其明先生。那年，吕其明先生已是75岁高龄了，又动过手术不久，因而谢绝会客，但在电话里热情欢迎我去，我深知这是因了金、吕两家非同寻常的世交关系。吕其明的父亲吕惠生和我的祖父金笑侬是安徽无为县（今无为市）同乡，在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皖江抗日根据地，吕惠生是皖江行署主任，我的祖父是皖江参议会副议长。两位先辈并肩抗战，情同手足。那天一见面，吕老就笑道：“今天破例见你，不是把你当成作家，而是我的家里人啊。”
　　或许是在约访的电话里没有说清楚吧，刚一落座，吕老就拿出一沓资料来，说：“这些资料够你写篇文章了。”当我说明是要为他写传记时，吕老很觉意外。我说：“家乡的这家杂志非常敬重您高尚的人品和辉煌的音乐成就，对您的传记可以破例不限字数连载的。”吕老听了，似很感动，思考片刻，点头应允。但他又说：“我同意你来写我的传记，但你一定要实事求是，千万不要太拔高我了啊。”那天，我深感吕老也确是把我当作家里人了，给我讲了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事情。告辞时，我又留下了传记的构思提纲和有关问题。
　　隔日，当我再次登门拜访时，吕老已是成竹在胸了。老人家不仅详尽地解答了我提的所有问题，而且讲起自己的人生之路和音乐创作来，思路顺畅，条缕清晰。其间，吕老像是有意识地给我透露了一事。说是在纪念中国电影诞生百年之际，有关部门拟为在中国电影事业上有过杰出贡献的人物出版传记，吕其明名列其中。当与那位指派的传记作家晤谈后，吕老却放弃了，原因是从采访到成书，仅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吕老深觉在这样短促的时间里，是写不好他的传记的。有闻于此，我也感到压力山大起来，就想和吕老多谈谈。然而老人家的身体又不容久谈，况且国庆假期也有限。后来吕老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还曾写了这样的遗憾：“我们如果是在一地的话，为写这篇文章，十次八次的交谈也是不嫌多的啊！”好在吕老为弥补这样的遗憾，不顾年高体病，不仅有问必答，电话不断，又接二连三给我写来好几封长信，寄来大量珍贵的素材，令我感激。
　　写作中，对于吕其明的音乐成就，我重点放在了享誉世界，被誉为经典的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上，并不惜篇幅，浓墨重彩。其中吕老讲述了一个细节，就是原先《红旗颂》乐曲的尾声不是现在这样的。当年一位音乐家感觉《红旗颂》乐曲的时间稍长了些，就建议将乐曲的结尾部分删去。吕老忍痛割爱后，居然完美至极。吕老在看过我的初稿后，对有关《红旗颂》乐曲的那部分，果然没有任何意见，但却在信中写了一句：我创作大量的电影和电视音乐作品，你就那么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啦。
　　在上海，吕老曾给过我一份长长的他所创作的音乐和歌曲名目，其中影视剧的音乐和歌曲就达两百余部（集），而脍炙人口的作品也为数众多。如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电影《红日》中的歌曲《谁不说俺家乡好》（合作），还有电影《庐山恋》《焦裕禄》中的歌曲。而《城南旧事》的电影音乐，还荣获过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呢。这真是我的一个重大疏漏，于是特辟一章，赶紧补上。
　　此后，初稿又经与吕老反复讨论修改，最终写成了一篇近四万字的传记文章来。吕老在给我的信中感叹道，他从未在写他的文章上，花过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未料，在给这篇长文取名时，我和吕老产生了意见分歧。我于是去信列出了好几个标题来，供吕老选定。吕老一下便看中了这个标题：情深意长颂红旗。
　　很快，这篇传记文章在安徽那家杂志上作为重要篇目，且发了“编者按”，一字未动地分期连载了。几年之后，又与我写的几篇安徽人物传记一起，被结集为《乡贤》一书，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许多读者认为，《乡贤》书中的安徽人物传记中，吕其明是写得最为成功的一篇。我想说，这是我与音乐大师共同努力的结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