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公众关心的春节期间是否需要“就地过年”问题，12月18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表示，各地要基于风险研判进行综合分析评估，因地制宜出台相关政策，全国不能“一刀切”。（12月19日《北京晚报》）
　　春节正值严冬，非常适合病毒生存，在当前国内本土疫情呈零星散发和局部聚集性疫情交织叠加态势下，降低人口流动性尤其是跨区域人口流动，是疫情防控最富效率的举措，因此“就地过年”是上优之选，既利于全国一盘棋的防疫大局，也利于个人生产生活受到最小的冲击，如避免流动感染的风险、因流动配合防疫可能需要的隔离等等，同时，更有利于保持常住地经济社会的秩序。
　　也正因如此，各地政府和企业在引导和鼓励流动人口安心“就地过年”，多管齐下，开出了福利“套餐”，面子里子都有，满满都是诚意，体现了对外来人口的善意与关爱，值得肯定。
　　当然，无论政府和企业的激励多么诱人，“就地过年”对于外来人口来说，总不免会留下缺憾。“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过年并不只是单纯意义上休假过节，更深层次是天各一方甚至多方亲人的团聚，在城市化与人口流动性加剧的今天，春节是大多数人不多的团聚时机，失去了更待来年。这两年因为疫情，国民就没有过上传统意义上的完整春节，不少人或许将连续两年无缘春节与亲人团聚。疫情很可能常态与人类共存，学会与之共处，则意味着主动去适应并改变现有的社会生活方式，其中就包括如何过春节。
　　当然，“就地过节”成为疫情背景下的新“内涵”，则期望为春节“团聚”传统内涵找到更好的载体，承载起情感的心理诉求。因此，对“就地过年”来说，比激励更需要恐怕是这类功能的补偿。
　　“带薪年假”是由来已久的话题，主要在于其落实难，也正因如此，社会一直以来对于春节人口迁徙以及“黄金周”保有刚性的依赖。而在疫情常态下的情况下，更需要用弹性、差异的休假来调节人口的流动，见缝插针、因人制宜地满足个体休假的不同需求，更精准地调节社会秩序。
　　当“就地过节”成为趋势，弹性休假也宜早日提上议事日程，如将“带薪年假”的落实纳入到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大盘中统筹安排，鼓励用人单位在疫情低风险时段，分批次优先安排外来就业职工休假探亲，与父母妻儿团聚，引导社会从“重过节”到“重休假”转变，从而减轻人口集中流动产生的压力。□木须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