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禹成明
　　在《诗人何为》中，海德格尔说：“语言就是存在的家。”无论是否意识到，我们都生活在被描述的世界里，在语言中栖居。这是语言的宿命，是语言的重负，也是语言的荣耀。存在是被遮蔽的，真实是被掩盖的，语言的澄明是揭示存在的唯一途径。作为诗人的李云，已经在“替天言道”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但是很显然，他并不满足箴言式的显现，他需要创世纪式的展现，于是，就有了作为小说家的李云和剧作家的李云——当然，“诗”是植入李云血脉的基因，他从未忘记将语言的染色体植入他的小说和剧作。“诗”是一切艺术的通性，李云深谙此道。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态度决定一切，对语言的敬畏程度决定一切。语言是李云的神祗，通过语言抵达真相，借助语言澄明他意识到的“存在”，是他一直以来的追求。清人龚自珍在《定庵续集》中言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四个自信”，李云有深刻的体悟，有独到的理解，有自觉的使命感。他要通过语言复原历史，通过语言自身的规律、语言的启示、语言的理性和感性，钻通时间的隧道，澄明存在的真实。本集收录的两篇剧作，是李云成功的尝试。
　　从本集的两篇作品可以看出，李云秉承坚定的唯物史观。这是一种可贵的文学品质，更是一种可贵的史学品质。它让“澄明”本身更具理性，更为庄严，因而呈现的结果更接近真相。真相从来都是狡猾的狐狸，它留给人看的往往只有一条晃动着的蓬松的尾巴，或一道倏忽而逝的影子，或一缕气息，甚至只是一个传说。就像本集的两部作品，它们都来自于这样的影子，这样的气息。李云靠着自己灵敏的嗅觉、艺术直觉、严密的逻辑能力和有力的史学武器，以语言为指南针，在“存在”渺忽的现场上，洞幽烛微，直逼“存在”本身，令其无所遁形。
　　《第六号银像》所描述的，实有其人，实有其事。李云凭借仅有的实物概念，潜心钻研党史和地方志，采访主人公后人，慢慢潜入历史的深处，梅大栋、梅大梁兄弟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安源路矿大罢工的吼声就在耳边轰响，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鲜血仿佛溅到了他的脸上，令他的心灵震颤不已。他找到了语言，或者说语言找到了他，它们按照自身的逻辑演绎着，也引领着他进入“存在”。他通过对梅大栋、梅大梁兄弟等人保护马克思银像，唤醒民智，发动群众反抗压迫活动的描写，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画卷，成功塑造了以梅大栋、梅大梁为代表的共产党员形象，雄辩地证实着马克思主义必然可以救中国的真理。
　　《山鹰高飞》也有实物、实地和人物原型，但传说早已被风吹散在大别山深处。山鹰在高天中滑翔，它的影子落在李云的瞳仁上，也落在他诗性的视网膜上。李云的诗性是一张网，语言是网的经纬，他要用它来打捞消散的影像：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呼吸，他们的悲伤喜悦，以及作用于他们命运的那双模糊的大手。他成功了。隔着近百年的历史烟霭，我们看见一群孩子紧张而兴奋地走在山道上，他们的手里提着油桶，里面盛着偷偷收集来的桐油、煤油、菜油，他们在为红军的“列宁号”飞机送油，想当然地想让它像山鹰一样飞起来。他们走在李云的语言之路上，也走在客观和必然的路上。他们自觉的行为无声地昭示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得到了最广泛的拥护，它必将取得成功。在这篇作品里，李云展现了他的“野心”，多声部叙事，多个人物，多而不乱，多而清晰。众多的“多”，最终形成集束弹，形成混响，令天地为之动容。
　　除了语言的精准和想象力，除了正确的历史观，除了对技法的娴熟运用——巧妙的角色冲突设置、巧妙的表面张力创造、适时的转折点设置、明确的关键匙（银像和飞机），李云还有敏锐的艺术自觉。他像行走的木铎，在徽韵悠悠的大地上聆听风吟，采诗缀篇。他热爱徽文化，自觉地发掘本土的资源，让它们都没有白白“存在”过，让它们通过语言的方式永存。相信在以后的创作中，除了红色文化之外，徽州文化、皖江文化、淮河文化一定都会像那只山鹰一样进入他的视野，都会孕育成鲜活的形象，他都能以他独特的语言，将它们从晦冥莫辨的“无”，一点点勾形着色，一点点澄明为有形有色有呼吸的“有”。期待更多的“存在”被形象而诗意地澄明，期待它们在纸上，通过语言的方式，通过大脑感受语言、描绘语言的方式，再活一次。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