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德州日前发布2022年事业单位优秀青年人才引进公告，其中宁津等7县拟引进351人，学历要求最低为硕士。江苏东北部的盐城市阜宁县，也瞄准北大清华等名校引进人才。而在此前，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因“豪气”的人才引进补贴以及清一水来自名校的“豪华”人才引用名单，已引发了一波围观和热议。
　　毋庸讳言，当下高企的就业压力，叠加经济下行压力以及疫情影响，确实对大城市的就业机会造成一定的挤压。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中，那些选择回县城就业的年轻人，也确有一部分是基于现实的选择。但回流县城的青年，本身就是异质性的群体，不能否认，有人追求稳定安逸的生活节奏，看重个人发展与代际情感需求的平衡等等。在长期的社会传统“成功学”叙事影响下，我们更容易对“主动求发展”的人生观给予掌声与鼓励，而对“被动求安逸”的人生选择则没那么宽容。
　　铺天盖地的县城“抢人”报道，多少渲染了社会的就业焦虑，并引发关于过度教育的争论。但其实，如果抛开这种特殊节点的“聚光灯”效应滤镜，拉长时间坐标轴，就不难发现，年轻人回流县城早已作为一种趋势或隐或现。近些年，“选调生热”持续，不少年轻人投身基层治理和社会公共服务；还有一些年轻人回县城当起了“新农人”和“创客”，成为异军突起的乡村振兴新力量。
　　这些县城里新来的年轻人，可以算是县城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进入，既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向基层下沉的大背景下，基层对优秀人才渴求的大势；也打破了这个场域固有的一些关系结构与规则，或形成“鲶鱼”效应，激活基层治理活力。选择县城而非竞争激烈的大城市，本质上就是一次错位竞争，县城里新来的年轻人或能更从容进行职业规划，积攒人力资本，实现个人发展。就他们在县城这个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位置来说，他们个人的发展，就是县城发展的重要人力支撑。
　　对于大手笔引来了年轻人的县城来说，能不能让他们留下来，似乎是更为关键的考验。随着时间的推移，名校毕业生头顶的名校光环终会消退，而招录时丰厚的年薪、可观的补贴所产生的获得感也将淡化，人职匹配度、工作及政策环境、人才发展的制度安排及保障等等，将成为这些年轻人评估工作性价比的新指标。归根结底，就是要让这些年轻人真正与县城产生有机联系，融入当地的发展体系中。也唯有如此，“抢人”背后的青年人才政策红利才能更长久地释放。
　　借用“青年友好型城市”的概念，或许有必要提出建设“青年友好型县城”的命题。而破解这一命题，除了关注曝光度和讨论度都更高的受教育水平高的青年群体外，也不应选择性忽视文化程度较低的其他青年群体，比如技术工人、灵活就业者等，关注他们的发展困境及诉求，为他们的发展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服务。□光明网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