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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编剧梦
□合肥李云
我的编剧梦产生在青葱少年时期。
1975年，当我第一次看到彩色电影《战船台》时，银幕上展现的那与生活中一样真实的色彩，就让我有了这个梦——这辈子也要写一部电影剧本，然后把它拍出来，放给他人看。这该是怎样伟大的事业——肯定比当一个国王或一位将军更风光，这是十岁左右时的我的真实想法。
我学写剧本是从读刊发电影剧本的杂志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刊发电影剧本的杂志有很多，如《电影文学剧本》《电影剧本》《电影剧本园地》《世界电影》《电影创作》《电影新作》《中外电影》，此外，《十月》《当代》《收获》，还有《人民文学》都刊发电影剧本。我总是把来之不易的很少的零花钱慢慢积攒起来，去买杂志回来看，我觉得很值，一块多钱一本的杂志上登三四部电影剧本，等于我看了三四部电影，并且可以不断回看，反复研读。
我最初写剧本可能是在高中时期，那会儿我还兼写武侠小说。写作是在我住的披厦里进行的，灯光下，覆盖在稿本之上的是高中课本，这样父母不易察觉，写好后就把稿本藏在自己的枕头套里。这个小伎俩终是瞒不过大人的眼，严父把这些文稿拎到门外，狠狠地扔向不远处的垃圾堆，仿佛扔一只死鸡，并揶揄道：“你也能写电影？”下一句他没说，可能是：狗也能上树，猪也能犁田。这些事大多随着时间流逝而被我遗忘了，还是母亲在得知我的第一部电影《第六号银像》开拍的消息时，流着泪告诉我的。她还说：“要是你父亲迟走一年，就可以看到你写的电影了。”说这话时，是辛丑年的初冬，父亲刚走没满四个月。其实父亲去世的第八天，我就因为参加《第六号银像》的电影剧本论证会，告别悲伤中的母亲，乘车去了宣城。高铁上，我睡得很沉，因为连日连夜守灵和办丧事，我身心疲惫。睡梦里父亲没有来，有关这部电影的事，也没在梦里出现。步入老年，我的睡眠中无梦是不正常的事。
现在想来，高中时期写剧本是很幼稚的事，那时还不知道剧本的结构是什么，蒙太奇是什么，更不知道人物塑造、台词以及桥段设置和故事推进的技巧。无知者无畏，到了今天，我还为自己的莽撞和果敢而窃喜，如果没有那时那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恐怕真的没有今天这本电影文学剧本选《第六号银像》的诞生。真正写成剧本之前，我已走过了20年的文学创作之路，我写得很杂，比如小说、散文、诗歌以及纪录片、专题片、广播剧的脚本，这些对写好电影剧本可能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2004年到2015年，我在铜陵市广播电视台工作，那时我组织参与了五个广播剧的创作与制作，有作品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安徽省“五个一工程”奖。此外，我还参与撰写了若干个电视专题片和纪录片的脚本。有了这些，我才开始了真正的电影剧本创作。
2018年，我写了电影剧本《山鹰高飞》，2019年该剧被安徽省委宣传部列为“重点扶持电影”项目。2021年，我又写了电影剧本《第六号银像》。这个电影剧本的产生，首先要感谢作家余同友，是他告诉我，在旌德流传着一个一家三代舍命保护马克思银像，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群众闹革命的真实的红色故事。后来我俩结伴，去宣城、去旌德三都等地进行采访。原先我俩准备联手写个报告文学，后来我和他商定，他写非虚构的（后来被中国作协列为重点项目），我写电影剧本。
由于梅大栋、梅大梁保护马克思银像的事迹感人，加之我的采访还算扎实，2020年12月28日到30日，我把自己关在白湖农场的宾馆里，写出了这个剧本，后经旌德党史专家和梅大栋家人审读同意，我投给了《中国作家》影视版。感谢范党辉老师，她用了三个月时间审核和编辑，并在当年第九期头条推出。剧本甫一刊出就受到宣城当地的高度重视，决定投拍这部红色电影。随后，该市宣传部和文联及旌德县迅速展开拍摄洽谈工作，李墨言导演接受了拍摄任务。经过两个月的艰辛拍摄，现已杀青，拟于年内在全国院线上映。至此，终于圆了我的编剧梦，或者说是电影梦。
出版电影文学剧本选《第六号银像》，我只选了公开发表的两部剧本《山鹰高飞》和《第六号银像》，其实还有几部剧本在电脑里“睡觉”。哪个编剧不曾写废几个本子呢？这该是很正常的事。
如果要谈一下写这两个剧本的心得的话，我想说，一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这是写好历史题材剧本的关键，也是编剧行业里老生常谈的事。《山鹰高飞》里列宁小学的少年给“列宁号”飞机送油的故事，历史上是没有的。我在金寨红军历史展览馆看到“列宁号”飞机的照片时，就有一定的触动，后来又看到列宁小学，我就想，“列宁号”飞机与列宁小学的少先队员之间有没有可能发生故事或产生联系？“列宁号”飞机是真实的，列宁小学也是真实的，我就产生了让少先队员为“列宁号”飞机送油的想法，并设计在送油过程中遇到假红军，他们是如何在困境中历练和成长的——送油的过程，也是他们成长的过程；《第六号银像》也是这样，我虚构了焦尔神父和小偷马青红两个人物。我让梅大栋和焦尔两个有着不同信仰的人碰撞，产生关于信仰的戏份，并让小偷在梅大栋的教育下走上革命道路。这些虚构当然是基于一定的社会背景，比如，宣城和旌德历史上都有教堂和神父，梅大栋就是被一个偷牛贼救出来的，如果没有这些背景支撑，打死我也不敢这样写。
二是写人性。这两部剧本都是革命题材，正剧革命者的形象要写好，就要有一定的艺术性拔高，同时更要把他们当“人”来写，而不能当“神”来写，归根到底还是要写人性，写个体的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渐变、突变的过程。根子、发财、丫头、栓柱，他们正是因为送油路上的遭遇和磨难，才逐渐坚定了革命信仰，也变得成熟和勇敢了；梅大栋和梅大梁在革命低潮期也苦闷徘徊，但依然坚定地奋斗和不屈地抗争；就是对伪县长、国民党、敌军团长、叛徒等反面人物，我也尽量做到不脸谱化处理。从人性出发，写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温度的立体的人物，这是我要努力做到的。
三是要有可看性。革命题材电影最忌空洞说教，要细雨和风、润物无声，要用故事情节、细节打动人。比如在《山鹰高飞》里，我设计了根子为掐断敌人对“列宁号”飞机的追踪，忍痛把自己喜爱的狗“牛犊”杀死的情节；在《第六号银像》里，梅大栋的儿子被敌人扔到井里淹死，母亲被火烧死，都集中在一个时段处理，让人感到一种戏剧化的悲情效果。一定要让电影好看，只有先让其好看了，才能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和影响。
四是采访要深入、仔细，多方求证十分重要。为写《第六号银像》，我多次到旌德、宣城党史办，去请教陈虎山等党史专家，了解历史的发展轨迹和主人公的个人命运痕迹。我到三都拜访梅家后人，联系上了远在深圳的梅家后人梅子牛先生，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而使作品细节丰满，情节真实，人物形象立得起来。当然，还得下功夫修改剧本，反复改，才能使剧本有生命力。此处剧透一下，《山鹰高飞》我前后改了十二稿，《第六号银像》我“动刀”下狠手，改动有九次之多。凡事皆不易，还是那句老话：条条道上都有蛇，条条蛇都咬人。
走笔至此，我仿佛言已终了。如果要再说一句，我只想轻声对天国里的父亲说：“老爸，孩儿我终于写成剧本了……”
我的编剧梦产生在青葱少年时期。
1975年，当我第一次看到彩色电影《战船台》时，银幕上展现的那与生活中一样真实的色彩，就让我有了这个梦——这辈子也要写一部电影剧本，然后把它拍出来，放给他人看。这该是怎样伟大的事业——肯定比当一个国王或一位将军更风光，这是十岁左右时的我的真实想法。
我学写剧本是从读刊发电影剧本的杂志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刊发电影剧本的杂志有很多，如《电影文学剧本》《电影剧本》《电影剧本园地》《世界电影》《电影创作》《电影新作》《中外电影》，此外，《十月》《当代》《收获》，还有《人民文学》都刊发电影剧本。我总是把来之不易的很少的零花钱慢慢积攒起来，去买杂志回来看，我觉得很值，一块多钱一本的杂志上登三四部电影剧本，等于我看了三四部电影，并且可以不断回看，反复研读。
我最初写剧本可能是在高中时期，那会儿我还兼写武侠小说。写作是在我住的披厦里进行的，灯光下，覆盖在稿本之上的是高中课本，这样父母不易察觉，写好后就把稿本藏在自己的枕头套里。这个小伎俩终是瞒不过大人的眼，严父把这些文稿拎到门外，狠狠地扔向不远处的垃圾堆，仿佛扔一只死鸡，并揶揄道：“你也能写电影？”下一句他没说，可能是：狗也能上树，猪也能犁田。这些事大多随着时间流逝而被我遗忘了，还是母亲在得知我的第一部电影《第六号银像》开拍的消息时，流着泪告诉我的。她还说：“要是你父亲迟走一年，就可以看到你写的电影了。”说这话时，是辛丑年的初冬，父亲刚走没满四个月。其实父亲去世的第八天，我就因为参加《第六号银像》的电影剧本论证会，告别悲伤中的母亲，乘车去了宣城。高铁上，我睡得很沉，因为连日连夜守灵和办丧事，我身心疲惫。睡梦里父亲没有来，有关这部电影的事，也没在梦里出现。步入老年，我的睡眠中无梦是不正常的事。
现在想来，高中时期写剧本是很幼稚的事，那时还不知道剧本的结构是什么，蒙太奇是什么，更不知道人物塑造、台词以及桥段设置和故事推进的技巧。无知者无畏，到了今天，我还为自己的莽撞和果敢而窃喜，如果没有那时那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恐怕真的没有今天这本电影文学剧本选《第六号银像》的诞生。真正写成剧本之前，我已走过了20年的文学创作之路，我写得很杂，比如小说、散文、诗歌以及纪录片、专题片、广播剧的脚本，这些对写好电影剧本可能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2004年到2015年，我在铜陵市广播电视台工作，那时我组织参与了五个广播剧的创作与制作，有作品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安徽省“五个一工程”奖。此外，我还参与撰写了若干个电视专题片和纪录片的脚本。有了这些，我才开始了真正的电影剧本创作。
2018年，我写了电影剧本《山鹰高飞》，2019年该剧被安徽省委宣传部列为“重点扶持电影”项目。2021年，我又写了电影剧本《第六号银像》。这个电影剧本的产生，首先要感谢作家余同友，是他告诉我，在旌德流传着一个一家三代舍命保护马克思银像，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群众闹革命的真实的红色故事。后来我俩结伴，去宣城、去旌德三都等地进行采访。原先我俩准备联手写个报告文学，后来我和他商定，他写非虚构的（后来被中国作协列为重点项目），我写电影剧本。
由于梅大栋、梅大梁保护马克思银像的事迹感人，加之我的采访还算扎实，2020年12月28日到30日，我把自己关在白湖农场的宾馆里，写出了这个剧本，后经旌德党史专家和梅大栋家人审读同意，我投给了《中国作家》影视版。感谢范党辉老师，她用了三个月时间审核和编辑，并在当年第九期头条推出。剧本甫一刊出就受到宣城当地的高度重视，决定投拍这部红色电影。随后，该市宣传部和文联及旌德县迅速展开拍摄洽谈工作，李墨言导演接受了拍摄任务。经过两个月的艰辛拍摄，现已杀青，拟于年内在全国院线上映。至此，终于圆了我的编剧梦，或者说是电影梦。
出版电影文学剧本选《第六号银像》，我只选了公开发表的两部剧本《山鹰高飞》和《第六号银像》，其实还有几部剧本在电脑里“睡觉”。哪个编剧不曾写废几个本子呢？这该是很正常的事。
如果要谈一下写这两个剧本的心得的话，我想说，一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这是写好历史题材剧本的关键，也是编剧行业里老生常谈的事。《山鹰高飞》里列宁小学的少年给“列宁号”飞机送油的故事，历史上是没有的。我在金寨红军历史展览馆看到“列宁号”飞机的照片时，就有一定的触动，后来又看到列宁小学，我就想，“列宁号”飞机与列宁小学的少先队员之间有没有可能发生故事或产生联系？“列宁号”飞机是真实的，列宁小学也是真实的，我就产生了让少先队员为“列宁号”飞机送油的想法，并设计在送油过程中遇到假红军，他们是如何在困境中历练和成长的——送油的过程，也是他们成长的过程；《第六号银像》也是这样，我虚构了焦尔神父和小偷马青红两个人物。我让梅大栋和焦尔两个有着不同信仰的人碰撞，产生关于信仰的戏份，并让小偷在梅大栋的教育下走上革命道路。这些虚构当然是基于一定的社会背景，比如，宣城和旌德历史上都有教堂和神父，梅大栋就是被一个偷牛贼救出来的，如果没有这些背景支撑，打死我也不敢这样写。
二是写人性。这两部剧本都是革命题材，正剧革命者的形象要写好，就要有一定的艺术性拔高，同时更要把他们当“人”来写，而不能当“神”来写，归根到底还是要写人性，写个体的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渐变、突变的过程。根子、发财、丫头、栓柱，他们正是因为送油路上的遭遇和磨难，才逐渐坚定了革命信仰，也变得成熟和勇敢了；梅大栋和梅大梁在革命低潮期也苦闷徘徊，但依然坚定地奋斗和不屈地抗争；就是对伪县长、国民党、敌军团长、叛徒等反面人物，我也尽量做到不脸谱化处理。从人性出发，写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温度的立体的人物，这是我要努力做到的。
三是要有可看性。革命题材电影最忌空洞说教，要细雨和风、润物无声，要用故事情节、细节打动人。比如在《山鹰高飞》里，我设计了根子为掐断敌人对“列宁号”飞机的追踪，忍痛把自己喜爱的狗“牛犊”杀死的情节；在《第六号银像》里，梅大栋的儿子被敌人扔到井里淹死，母亲被火烧死，都集中在一个时段处理，让人感到一种戏剧化的悲情效果。一定要让电影好看，只有先让其好看了，才能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和影响。
四是采访要深入、仔细，多方求证十分重要。为写《第六号银像》，我多次到旌德、宣城党史办，去请教陈虎山等党史专家，了解历史的发展轨迹和主人公的个人命运痕迹。我到三都拜访梅家后人，联系上了远在深圳的梅家后人梅子牛先生，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而使作品细节丰满，情节真实，人物形象立得起来。当然，还得下功夫修改剧本，反复改，才能使剧本有生命力。此处剧透一下，《山鹰高飞》我前后改了十二稿，《第六号银像》我“动刀”下狠手，改动有九次之多。凡事皆不易，还是那句老话：条条道上都有蛇，条条蛇都咬人。
走笔至此，我仿佛言已终了。如果要再说一句，我只想轻声对天国里的父亲说：“老爸，孩儿我终于写成剧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