倦鸟入林，池鱼归渊，久困樊笼难得解脱，想要寻觅一处自在心安的地方，想必那是极好的。人也是一样，漂泊异地会升腾出敏感的来客自觉，处处计较那脆弱的归属感。栖息地可以是一处隐秘安静的地方，无人搅扰时刻的一片安宁；也可以是一刻不被暴露的自在感，自比于核桃壳内的无疆领主；还可以是在喜欢的地方畅游，随心而动，随处可栖。
　　说来好笑，庄子和惠子两个“杠精”在濠梁上讨论鱼是不是快乐。动物本没有人类丰富的情感，快不快乐自然是无从说起，更不消说在争辩中强加入自己的主观意识，那不过是借鱼之乐，写出自己最适应的状态，跳出水面的鱼和站在河边的你相映成趣罢了。
　　自贬与自夸，人们往往更倾向于前者。在“愚”这一点上，柳宗元和刘禹锡可谓惺惺相惜的难兄难弟。两人政治观、哲学观最相似，又都属于主张革新时政的王叔文进步集团，改革失败后，二人同遭贬谪且都在坎坷困境中坚持进步的政治主张，一个著文称“愚者”，一个下笔写“陋室”，然而“愚者”可以“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陋室”里也“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交往皆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有些淡淡的自嘲和无奈，但更多的是自己心志的坚定和对品格的坚守，自喜“惟吾德馨”，可敬可叹，那种跌落尘埃里也能开出花的精神，那种深谷里静静绽放的姿态，都是“皆不得为真愚”。愚者自有山水相陪，如智者乐水般感受熏陶着；陋室亦能比肩南阳诸葛庐与西蜀子云亭，道一声“何陋之有？”如此自在，活得自然快哉。刘禹锡也在自己陋室里晒“凡尔赛文学”日常，南阳的诸葛庐，西蜀的子云亭，一个个的，仿佛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桃花源，在闲适隐逸中过得舒心。怪不得陶渊明归园田居都是“载欣载奔”，仿若重获新生的婴孩，眼角眉梢里都满含愉悦，那春风得意的样子，简直是一个行走的“人间值得”活例。
　　电影《又见奈良》中，一群战乱遗孤，因战乱而被抛弃，陷入追寻的阴影中，在中国格格不入，在日本也融不进去，从此一生都在漂泊，无家可归。一个人的缩影，展现的是一群人的真实生活状态。所有人都在努力适应环境，只是，适应的过程，多半是令人伤心的。许多人的一生都在寻找归属感，生活在一席之地也总不忘寻回真正的根。可时间距离会使血缘的纽带褪色断裂，童年对人的塑造印记几乎是无法磨灭的。每一个离家的人，都会在陌生的环境里体会到不同的境况遭遇和旧习惯的撕扯，可无论表面的变化多么明显，内在的喜好，仍旧停留在过去中，还是家里的饭好吃，还是旧时的歌好听，还是方言最好讲，还是家乡人最亲。我们努力去适应，却终究只是局外人，所谓的适应，其实也是对自己的杀生。
　　以梦为马，自是可以随处可栖，喧闹凡尘里，我们需要有适合自己的地方，用来安放灵魂。
　　□巩予佳（作者系淮南师范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