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其实现在也租不到场地。”伙伴运动俱乐部的飞盘教练陈志夫说，其实并不存在“飞盘侵占足球场”的说法，因为即便是在飞盘发源地的欧美国家，飞盘也没有自己的专属场地。
　　陈志夫觉得，这与飞盘这种运动门槛低、易上手的特点有关。在国外，飞盘可以在公园开放的草地上玩，如果要打专业比赛，为了避免受伤，就需要借助比较平整的绿茵场，比如足球场、橄榄球场、棒球场以及曲棍球场。
　　但在中国目前的城市健身场地里，橄榄球场、棒球场、曲棍球场几乎没有，适合的只剩下足球场。
　　而从大环境讲，因前段时间受疫情影响，足球培训机构都暂停了，一些有组织的足球民间俱乐部也无法承办比赛，足球场空了出来，足球散客利用场地踢“野球”，恰好这个时候，飞盘运动兴起，于是飞盘和足球散客之间产生了一些场地使用的重叠。
　　如今，足球培训机构的训练和足球俱乐部的比赛都重启，它们又都与球场方有长期稳定的合作，可优先使用场地，所以飞盘和足球散客使用球场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而相对于足球散客，飞盘又是有组织的活动，飞盘俱乐部可根据自身情况与足球场地达成一些稍长久的合作协议，所以最终形成了足球散客找不到踢球场地的局面。
　　“其实最初的阶段，飞盘也都是散客，玩的人多了，量上来以后，才以俱乐部化运营。说白了，还是看选择这项运动的基数。有了足够的运动人口基数，选择场地的时候自然方便许多。”陈志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