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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照亮现实
□上海陈佳勇
杨葵三卷本自选集《枝条载荣》《静寄东轩》《愿言怀人》新近由作家出版社推出，这书里面有许多令人感念的故事。他在自序里写道：“第一次在报刊发表文章是1987年，迄今35年。总计写过约200万字文章……1992年我在作家出版社做编辑，编的书里有《贾平凹自选集》……整整三十年后，文集热早已平息，我个人自选集在作家出版社出版。”
我认识杨葵老师已经二十年了，这二十年里我最佩服他切换身份的游刃有余，职业生涯多有变化。前年我出版自己的长篇小说，请杨老师写推荐语，当时他署的身份是“作家、出版人”。时至今日翻看这套自选集，我更加明白，凡事坚持做上三十年、三十五年，这身份方才守得踏实。
杨老师写文章，提倡用简单的词写简洁的文章，这三卷本自选集便是这种文风的体现。但在我看来，这些文字的气息，是最近十年他心性沉静的结果，我当年认识他的时候，人家是少壮派，气息上还是张扬的。
那是2001年的三月间，我读大二，开始在作家社实习打下手，所在的五编室真是出版神话一般的存在。五编室总共四位编辑，分别是：杨葵老师、袁敏老师、王淑丽老师和唐晓渡老师。杨老师岁数最年轻，却是领导，孟京辉《先锋戏剧档案》、王安忆《长恨歌》均出自杨老师之手，以为是文艺编辑，随手来上一本《哈佛女孩》就是几百万册的销量，这是杨老师的出版风格。
那会儿，杨老师三十三岁，社会上有名气，又有家学渊源，在我这种“上海小朋友”眼里，我以为的北京文化圈大概就是杨老师这样的。在单位里，杨老师业绩好，做领导也没架子。譬如美编曹全弘老师常称呼他“杨菜”，我问这是啥典故，曹老师说，某年杨葵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报社寄稿费时，邮政汇款单上错把“杨葵”写成了“杨菜”，遂成轶事一桩。更多的相关轶事，自选集卷三里的两篇文章《老楼的老人》《我和我的作者们》，写得妙趣横生，大家可细细翻看。
那时的作家社很神奇，编发印财务包括时任社长的管理，都很有学问，我在那实习了两年多，作家社简直就是我的第二课堂。在杨老师的帮助下，我还认识了许多京城的作家和出版人，2003年我大学毕业回上海工作做报社记者，这些都是我“文化界人脉”的“第一桶金”。不成想，杨老师没过多久竟然从作家社辞职，彻底离开了体制，到上海参与组建一家民营发行公司。这在当时二十二岁的我看来，非常的不理解，哪有这种不要做领导的人？这道理，年少时不懂，懂得时，已是2014年，那年我也三十三岁。
在上海的那段日子，杨老师过去也写过文章讲述，但这次在自选集里并不怎么见踪影。我的理解，那是他人生观发生巨大转变的时间点，作者不愿多说，咱也没必要多打听。我只记得，杨老师当时居住在上海衡山路，类似于北京安家住在三里屯，他把衡山路上那家著名的“寒舍”餐馆当成了自己的小食堂，招待各路知名作家，特别是知名女作家。毕竟，那是一个喜欢将“猕猴桃汁”叫做“奇异果汁”的时代，杨老师算是蛮彻底地融入上海了。
再后来，2004年我从报社跳槽去了广电影视圈，杨老师也从上海回了北京，继续做出版。我初入影视圈人生地不熟，去北京出差，影视公司的大佬摆谱不见我，杨老师便亲自帮我打电话，对方一见电话就接，可见杨老师的人脉真的广。后来我工作上有了话语权，影视圈人头也熟了，杨老师则渐渐脱离俗务，蛮长一段时间就是抄经修庙，自选集卷一的《长安寺》便是写他当时的心境。
2014年，我三十三岁，做了一件跟当年杨葵老师蛮相似的事情，我也离开了体制，转身从上海二次来京，去一家上市影视公司做高管。杨老师知道我来北京了，便叫我到丽都见面喝茶。那次见面，我们聊了很多，我也终于能够理解当年杨老师的选择，只不过这理解花了整整十年。见面也有趣事，杨老师对茶很有研究，我也略知一二，于是我们两人都很默契地点了那种标准化的大吉岭袋泡红茶，外面这么点茶的人，都是老江湖。关于茶和心性的议论，大家有兴趣可以读那篇《需持戒》，譬如“只见骏眉新人笑，不见普洱旧人哭”，便会懂我的意思。
我在资本市场“一线浸泡”的那六年，杨老师在一旁默默观察，但各做各的事。我脑子里琢磨有一家文化公司特别适合做并购标的，对方老板是杨老师的熟人，我便托他牵线搭桥。其实，那位老板我也认识，但我需要杨老师压阵。见面时，老板大哥跟我说自己看到多的钱心里是害怕的。当时，我非常不理解，杨老师则在一旁不说话。再后来，杨老师在高碑店那里有一间偌大的工作室，2016年还办了一个叫“纸边儿”的书法展，我去看了，觉得那正是我若干年后梦寐以求的理想状态，所以要努力“财务自由”。杨老师对我笑笑，也不多说话。那次书法展，我选了一件“应发菩提心”的作品，一直挂在我上海分公司的办公室里。
2020年的夏天，我换了人生职业生涯的第四条跑道，从影视上市公司去了朵云轩做艺术品拍卖。其实，这里的因缘际会也有一部分源自高碑店的那间工作室。杨老师在工作室里挂了许多碑帖，又带我看了当时艺术中心里的许多油画作品，讲了他最近在参与的美术馆建造计划。更重要的是，他告诉我一个消息，我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最近从HBO去了苏富比，我心想，从影视转拍卖原来真的行得通啊。
如今每到拍卖季，我都会给杨葵老师寄图录，他对我们图录里的碑帖和古籍刻本很有研究。这些年，杨老师又换了一种状态。平日里，要么人在北京，要么就在宜兴的阳羡溪山，那是个好地方。我去了几次，怎么说呢，我感觉杨老师总是跑在我们前面。过日子，阅读写作，各式各样的人，他都比我经验丰富。
过去杨葵老师出版的八九本书，我都看了，也都藏着。但这次阅读自选集，有一篇《回忆照亮现实》是新选入的，我猜应该就是在阳羡溪山写的，平实的文字里，颇多感怀。杨老师年长我十三岁，虽说是熟人，但也不可能天天见面闲聊，好在有文字记录。翻开这些文章，我努力体会作者的心境，倒也不是说我要处处学杨老师的前行轨迹，只是当年我看杨老师，有看不懂的地方，等到我也到了相似的年龄，再回望自己，好像有点懂了，这种体会，很特别，也很有趣。
杨葵三卷本自选集《枝条载荣》《静寄东轩》《愿言怀人》新近由作家出版社推出，这书里面有许多令人感念的故事。他在自序里写道：“第一次在报刊发表文章是1987年，迄今35年。总计写过约200万字文章……1992年我在作家出版社做编辑，编的书里有《贾平凹自选集》……整整三十年后，文集热早已平息，我个人自选集在作家出版社出版。”
我认识杨葵老师已经二十年了，这二十年里我最佩服他切换身份的游刃有余，职业生涯多有变化。前年我出版自己的长篇小说，请杨老师写推荐语，当时他署的身份是“作家、出版人”。时至今日翻看这套自选集，我更加明白，凡事坚持做上三十年、三十五年，这身份方才守得踏实。
杨老师写文章，提倡用简单的词写简洁的文章，这三卷本自选集便是这种文风的体现。但在我看来，这些文字的气息，是最近十年他心性沉静的结果，我当年认识他的时候，人家是少壮派，气息上还是张扬的。
那是2001年的三月间，我读大二，开始在作家社实习打下手，所在的五编室真是出版神话一般的存在。五编室总共四位编辑，分别是：杨葵老师、袁敏老师、王淑丽老师和唐晓渡老师。杨老师岁数最年轻，却是领导，孟京辉《先锋戏剧档案》、王安忆《长恨歌》均出自杨老师之手，以为是文艺编辑，随手来上一本《哈佛女孩》就是几百万册的销量，这是杨老师的出版风格。
那会儿，杨老师三十三岁，社会上有名气，又有家学渊源，在我这种“上海小朋友”眼里，我以为的北京文化圈大概就是杨老师这样的。在单位里，杨老师业绩好，做领导也没架子。譬如美编曹全弘老师常称呼他“杨菜”，我问这是啥典故，曹老师说，某年杨葵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报社寄稿费时，邮政汇款单上错把“杨葵”写成了“杨菜”，遂成轶事一桩。更多的相关轶事，自选集卷三里的两篇文章《老楼的老人》《我和我的作者们》，写得妙趣横生，大家可细细翻看。
那时的作家社很神奇，编发印财务包括时任社长的管理，都很有学问，我在那实习了两年多，作家社简直就是我的第二课堂。在杨老师的帮助下，我还认识了许多京城的作家和出版人，2003年我大学毕业回上海工作做报社记者，这些都是我“文化界人脉”的“第一桶金”。不成想，杨老师没过多久竟然从作家社辞职，彻底离开了体制，到上海参与组建一家民营发行公司。这在当时二十二岁的我看来，非常的不理解，哪有这种不要做领导的人？这道理，年少时不懂，懂得时，已是2014年，那年我也三十三岁。
在上海的那段日子，杨老师过去也写过文章讲述，但这次在自选集里并不怎么见踪影。我的理解，那是他人生观发生巨大转变的时间点，作者不愿多说，咱也没必要多打听。我只记得，杨老师当时居住在上海衡山路，类似于北京安家住在三里屯，他把衡山路上那家著名的“寒舍”餐馆当成了自己的小食堂，招待各路知名作家，特别是知名女作家。毕竟，那是一个喜欢将“猕猴桃汁”叫做“奇异果汁”的时代，杨老师算是蛮彻底地融入上海了。
再后来，2004年我从报社跳槽去了广电影视圈，杨老师也从上海回了北京，继续做出版。我初入影视圈人生地不熟，去北京出差，影视公司的大佬摆谱不见我，杨老师便亲自帮我打电话，对方一见电话就接，可见杨老师的人脉真的广。后来我工作上有了话语权，影视圈人头也熟了，杨老师则渐渐脱离俗务，蛮长一段时间就是抄经修庙，自选集卷一的《长安寺》便是写他当时的心境。
2014年，我三十三岁，做了一件跟当年杨葵老师蛮相似的事情，我也离开了体制，转身从上海二次来京，去一家上市影视公司做高管。杨老师知道我来北京了，便叫我到丽都见面喝茶。那次见面，我们聊了很多，我也终于能够理解当年杨老师的选择，只不过这理解花了整整十年。见面也有趣事，杨老师对茶很有研究，我也略知一二，于是我们两人都很默契地点了那种标准化的大吉岭袋泡红茶，外面这么点茶的人，都是老江湖。关于茶和心性的议论，大家有兴趣可以读那篇《需持戒》，譬如“只见骏眉新人笑，不见普洱旧人哭”，便会懂我的意思。
我在资本市场“一线浸泡”的那六年，杨老师在一旁默默观察，但各做各的事。我脑子里琢磨有一家文化公司特别适合做并购标的，对方老板是杨老师的熟人，我便托他牵线搭桥。其实，那位老板我也认识，但我需要杨老师压阵。见面时，老板大哥跟我说自己看到多的钱心里是害怕的。当时，我非常不理解，杨老师则在一旁不说话。再后来，杨老师在高碑店那里有一间偌大的工作室，2016年还办了一个叫“纸边儿”的书法展，我去看了，觉得那正是我若干年后梦寐以求的理想状态，所以要努力“财务自由”。杨老师对我笑笑，也不多说话。那次书法展，我选了一件“应发菩提心”的作品，一直挂在我上海分公司的办公室里。
2020年的夏天，我换了人生职业生涯的第四条跑道，从影视上市公司去了朵云轩做艺术品拍卖。其实，这里的因缘际会也有一部分源自高碑店的那间工作室。杨老师在工作室里挂了许多碑帖，又带我看了当时艺术中心里的许多油画作品，讲了他最近在参与的美术馆建造计划。更重要的是，他告诉我一个消息，我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最近从HBO去了苏富比，我心想，从影视转拍卖原来真的行得通啊。
如今每到拍卖季，我都会给杨葵老师寄图录，他对我们图录里的碑帖和古籍刻本很有研究。这些年，杨老师又换了一种状态。平日里，要么人在北京，要么就在宜兴的阳羡溪山，那是个好地方。我去了几次，怎么说呢，我感觉杨老师总是跑在我们前面。过日子，阅读写作，各式各样的人，他都比我经验丰富。
过去杨葵老师出版的八九本书，我都看了，也都藏着。但这次阅读自选集，有一篇《回忆照亮现实》是新选入的，我猜应该就是在阳羡溪山写的，平实的文字里，颇多感怀。杨老师年长我十三岁，虽说是熟人，但也不可能天天见面闲聊，好在有文字记录。翻开这些文章，我努力体会作者的心境，倒也不是说我要处处学杨老师的前行轨迹，只是当年我看杨老师，有看不懂的地方，等到我也到了相似的年龄，再回望自己，好像有点懂了，这种体会，很特别，也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