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吴桐
　　我不知道该怎样定位我们之间的关系，战友？院友？同事？宿友？学友？似是而非。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都在同一个地方工作，虽不属同一个部门，但在同一个食堂吃过饭，共同编印过文学刊物，留下了美好回忆。后来，由于撤区并乡，我们四散开来，多年未见，互不打扰。现在，我们即将或已经迈入花甲之年，有人刚刚办理退休手续，我也紧随其后，即将开启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那天我在乡下抽水电站检查抗旱机组，两次接到不常联系的多保的电话。电机嗓音太大，听不清，我以为电话打错了，两次掐断。中午回城，再次接到多保的电话，邀请原来在区公所工作过的同年代人小聚。这些年，我过得挺压抑，与他们几乎没有往来，本有意拒绝，但多保说没有外人，都是过去的老朋友。
　　去得有点迟。推开包间门，露出一张张灿烂的笑脸，先到的大庆、卫东、合权、名胜正在掼蛋，子清和多保在旁观，另一张桌上，几位女士正在闲聊。
　　菜摆上桌，大家围桌而坐，边吃边聊。仿佛事先约好，大家只字不提现在的工作、家庭和生活，也不聊子女的职业、收入以及子女有没有买房、养没养二宝，只聊在区公所那阵子住在一个大院、吃在同一个食堂时的时光，怎么开心怎么聊。话匣子一旦打开，往事就像撬开了瓶盖的啤酒，一个劲地往外冒。
　　“那时候下乡，几十里全是砂土路，骑着破旧的永久加重自行车，一身灰一身汗，感觉不到累。”
　　“是啊，那时候大热天抗旱，田间地头跑，晒成黑炭也不觉得苦。”
　　子青和卫东一唱一和。我接过话茬：“我情愿在田埂上出一身汗，也不愿在空调房绞脑汁写材料。”许是说到心坎上，大家哈哈大笑起来，感叹道：“那时候真好啊，人很单纯，做事也很轻松。”
　　名胜是当年学历最高的植保系本科生，喜欢钻研，试种过土豆、玉米新品种。“你那土豆，成了鹌鹑蛋，玉米棒跟大拇指差不多……”多保笑着揭名胜的短。
　　名胜嘿嘿一笑：“失败是成功之母嘛，不试验，连成功的机会都没有。”他的心态好，不气馁，现在仍守在基层农业站，研究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写过不少学术论文。
　　我笑着说：“你论文不断，得益于你培育的‘鹌鹑蛋’吧。”
　　“你写那么多文章，不也得益于我们共同创办的文学社吗？”名胜笑着反问。
　　名胜的话，开启了我记忆的另一扇窗。那些年，我和区公所的几位热血青年，参加汉语言文学专业自学考试，创办青年文学社，自掏腰包购买纸张、油墨、油印机，编辑油印文学社刊《乡村文苑》，组织文学沙龙，培养过一批文学青年，也促成几对文友结为伉俪。
　　提起伉俪，大庆一脸阳光：“我结婚那天，前面柴油三轮车嗵嗵嗵地开路，后面跟着二十多辆自行车队伍，浩浩荡荡，一个生产队的人都跑来围观，好不热闹。搁在现在，要是用三轮车迎亲，一定是在拍摄怀旧的老电影了。”
　　我想起来，他的婚事，我们确实给力，全区自行车不过三十来辆，我们就组织了一半，我还给他的婚房写过“洞房谈改革，床头话诗文”的对联呢。
　　卫东聊起名胜的初恋，大庆跟着附和：“我和卫东都得感谢你的初恋女友，虽然你和她没谈成，但我和卫东喝了半瓶她送给你的柑橘罐头呢。”那天名胜的初恋女友带一瓶罐头来看名胜，见名胜和卫东、大庆三个都喝多了，前言不搭后语，扭头就走了。卫东和大庆口渴难耐，就倒出一半罐头两人兑水喝了，剩下的半瓶留给醉酒中的名胜。
　　“那半瓶罐头喝了没有？什么味道？”
　　名胜红着脸，嘿嘿笑着，没有回答。
　　聊着聊着，不经意间聊到几个人的名字，得到的回答是：“走了。”
　　我不相信，好好的，怎么都“走”了？
　　……不是一道“走”的，有先有后。有的还没退休，患了癌症；有的退休后不久，查出白血病；走得最早的那位，突发脑溢血，第二天才被发现，清理遗物时发现鞋垫里藏着零钱，那是他平时省吃俭用瞒着妻子存下来孝敬父母的……
　　桌上的气氛一下子沉郁起来，大家都不再说话。多保的爱人打破沉默：“我们都要把心放宽一点，活着就好。”
　　许多人在附和：“对，耳顺之年做减法，我们要丢掉一些东西，就像当年在区公所那样，简简单单。”
　　原以为聚餐会聊到职务、职位、职称、房子、车子，出乎意料的是，见了面，大家沉醉于三十多年前的青葱岁月，只字不提现在。聊着聊着，块垒就放下了，心里就亮堂了，头发半白的我们，不管过得好不好，一个个忘却了红尘俗事，身心俱轻，仿佛返老还童，脸上全是灿烂的笑容。
　　我举起酒杯，站起来，说：“来，为我们的老友会，干杯！”
　　桌上的杯子一起举起来：“来，为我们的友谊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