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冯长福
　　因长期从事三农新闻工作，在旧书市场淘书时，我对三农类书刊也会多加留意。近日，在合肥一家旧书店，我有幸遇到一本1934年出版的《中国农村》创刊号，品相不错，店主要价合理，毫不犹豫就买下了。
　　摩挲这本旧刊，一种特有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普通书本型的32开本，封面设计简洁大方，上端居中的“中国农村”刊名，由蔡元培先生题写。刊名下面为红色的“创刊号”三个字和出版日期“（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十日”。占了整个封面约一半篇幅的是，依序排列的文章“要目”，叠印着红色的“十月号”三个美术字，让整个封面严肃中不乏活泼。
　　旧刊有时代的印痕，更有历史的沉淀，这也是一本旧刊最耐人寻味的地方。
　　《中国农村》是由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辑出版的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综合性刊物。该刊创刊之时，正值中国遭受内忧外患之际。西方列强凭借军事与经济的双重打压，使中国一步步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将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推进水生火热之中。创刊号的“发刊词”中阐明了《中国农村》的办刊宗旨：“本会为谋民族独立、全世界和平，而从事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从刊物内容看，登载的主要是农村经济与社会调查方面的学术成果。于今而言，这些学术成果都已成了珍贵的史料。
　　让我眼前一亮、顿感亲切的是，这本八十八年前的旧刊上有咱安徽元素镌刻。其封底所刊“上海汪裕泰茶庄”的祁门红茶广告，图文并茂，设计颇具匠心。从中不难看出，安徽的祁门红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所具有的影响力。晚清民国年间，著名徽商汪立政创办了汪裕泰茶庄，被誉为上海“茶叶大王”；1915年，汪裕泰茶庄的红茶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被评为金奖；1951年，公私合营后的汪裕泰茶庄划入上海农产品采购供应公司，自此“汪裕泰”品牌被尘封多年。
　　细品旧刊，往往还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细节。这本创刊号里附有一则《投稿简例》，对稿件内容、字数、格式等作出要求，并确定了稿酬标准：“本刊各栏文字一经发表，除‘读者问答’外，均奉薄酬，每千字二至三元。”我查阅了《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一书，1934年上海大米价格为9.01元一石（相当于现在的160斤），猪肉价格为0.28元一斤。从当时的物价水平看，一篇千字文的稿酬大概可买10斤猪肉，应属不低啊。
　　历史总是给人以厚重感。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中国经济研究团体，从1934年获准成立到1951年自动解散，农研会前后延续达十八年之久，鼎盛时期有会员1000余人，在全国开展农村调查工作，取得了丰硕的调研成果，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色。
　　该研究会的创办人陈翰笙是江苏无锡人，早年留学美国、德国，先后获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当时他才27岁，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任教期间，经李大钊介绍参加革命。1929年春，陈翰笙受蔡元培之邀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带领一批进步青年从事农村调查。1933年12月，陈翰笙以社会科学研究所进步青年为骨干，加上各地参加过农村调查的调查员，并吸收社会知名人士，组织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接着，在上海创办《中国农村》月刊，薛暮桥主持杂志编辑和研究会日常工作。
　　查阅资料得知，《中国农村》第一至三卷为月刊，先后由上海黎明书局与上海新知书店发行。1937年因抗战爆发，第三卷只出版八期即停刊。第四卷复刊后，改称“中国农村战时特刊”（半月刊），先后移至南昌、武汉和长沙出版。自第五卷起，移至桂林出版，第六卷起恢复为月刊，最后一期为1943年5月发行的第8卷第11期。《中国农村》前后历时九年，共出版八卷近百期。
　　在我国发展史上，农业和农村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农村》杂志是研究民国时期我国农村状况和农村政策的重要资料。作为三农新闻工作者，既然有幸遇到了该刊创刊号，那我就没有理由不好好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