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鲁迅的第二篇白话小说《孔乙己》，评价纷纭。成仿吾说：“作者前期中的《孔乙己》《药》《明天》等作，都是劳而无功的作品，与一般庸俗之徒无异。”叶公超也认为：“鲁迅的讽刺作品还有一点缺憾，就是杂耍的成分太多，如孔乙己的‘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而鲁迅的学生孙伏园说，《孔乙己》是鲁迅最满意的一篇小说。看法不同是小说的魅力之一。《孔乙己》写于104年前，如今又成网友的议论焦点，但阅读也应进步，已澄清的种种误解，不必再重复。
　　A
　　孔乙己本姓孟？
　　《孔乙己》是名篇，相关研究颇多。据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孔乙己的原型是家乡的“孟夫子”：
　　本来姓孟，大家叫他作孟夫子，他的本名因此失传……他是一个破落大户人家的子弟和穷读书人的代表，著者用了他的故事差不多就写出了这一群人的末路。他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以致穷得几乎讨饭。他替人家抄书，可是欢喜喝酒，有时候连书籍纸笔都卖掉了，穷极时混进书房里去偷东西，被人抓住，硬说是“窃”书不能算偷，这些都是事实。他常到咸亨酒店来吃酒，可能住在近地，却也始终没人知道，后来他用蒲包垫着坐在地上，两手撑了走路，也还来吃过酒，末了便不见了。鲁迅在本家中间也见过类似的人物，不过只具一鳞一爪，没有像他那么整个那么突出的，所以就描写了他。
　　至于本家中“类似人物”，指“四七伯伯”周秉模，曾当幕友、师爷，擅书法，晚年嗜鸦片和酒，瘦得皮包骨，缩在破棉袍中冻死。
　　另有传说称，绍兴某读书人生计无着，穿长衫卖蔬菜（一说卖烧饼油条），耻于叫卖，别的小贩喊“小白菜五分一斤”，便喊“亦然”，被讥为“亦然先生”，“亦然先生”也曾“多乎哉？不多也”，似属臆说。
　　鲁迅曾写道：“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微细的癖性，衣服的式样，也不加改变……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见切合的了。”
　　显然，孔乙己属于“杂取种种人”。
　　《孔乙己》发生在鲁镇，无此地，“咸亨酒店”实有。
　　周作人说：“这是一个小酒店，却有双间店面，坐南朝北，正对着鲁迅故家新台门的大门。这是周家的几个人所开设，请了一个伙计一个徒弟照管着，但是不到两年就关门了。”
　　孙伏园却说：“‘咸亨酒店’却是一个真店号，就在都昌坊口，作者故里的斜对门，我还见过多少回，大概至今还在，这种小规模的老字号是不大容易倒的。”
　　《孔乙己》用第一人称，被视为“匠心”，或属过度解读。当时白话小说技术不成熟，第一人称易带入，《狂人日记》便用第一人称，较晦涩，《孔乙己》更流畅，日本学者竹内好认为：“作为小说家的鲁迅正式完成的作品……应该要等到《孔乙己》的出现。”
　　B
　　不想和林纾掺和
　　《孔乙己》发表时，附一段说明：
　　这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但用活字排印了发表，却已在这时候——便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这实在是一件极可叹可怜的事。所以我在此声明，免得发生猜度，害了读者的人格。
　　这是为与林纾区别。
　　林纾写文言小说《荆生》，称皖人田其美（指陈独秀，田姓出于陈姓，美即秀）、浙人金心异（指钱玄同，金即钱，异对同）、“不知其何许人”狄莫（指胡适，狄即胡，《论语》中有“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杨伯峻先生释为：君子对天下事，无亲疏之分。莫、适相对）。三人游山，丑诋孔子，“伟丈夫”荆生挺身而出，痛揍三人。
　　一说荆生即“经生”，林纾曾随宗鹤拳祖师方世培习武，“被酒时时带剑行”，荆生就是林纾。
　　一说荆生是军阀徐树铮，刘半农说：“卫道士的林纾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于实力——就是他的‘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为小徐的徐树铮。”徐树铮喜桐城派，他的心腹幕僚臧荫松与林纾有往来。
　　林纾另有文言小说《妖梦》，提到“元绪公”，影射蔡元培，因杜预注《左传》中有：“大蔡，大龟也，一言龟出蔡地，因以为名。”《每日评论》回骂称：“这竟是拖鼻涕的野小孩在人家大门上画乌龟的行径了。”
　　C
　　孔乙己是一群人
　　鲁迅如此小心，说明《孔乙己》易被误会成“讽刺林纾”。
　　1905年12月，清政府废科举，到《孔乙己》写作时，已历13年，大批传统读书人陷入赤贫，成“边缘人”。在《退想斋日记》中，山西举人刘大鹏抱怨：“学堂之害，良非浅鲜，自学堂设立以来，不但老师宿儒坐困家乡，仰屋而叹，即聪慧弟子，亦多弃儒而就商。”
　　1914年，58岁的刘大鹏实在找不到工作，在日记中写道：“予因穷，厄于乡，无一求食处，不得已而就煤窑之生涯。”
　　学堂替代私塾后，教育成本大增，普通家庭难以负担。传统读书人中，富而年轻者或去城市发展，或成劣绅，鱼肉乡里。老而贫穷者谋生无门，乡村识字率大降。乡土世界既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也有鄙夷读书人的传统，世风推涨下，后者恶性膨胀。
　　丸尾常喜注意到，孔乙己很像鲁迅家乡目连戏中的“科场鬼”，每到节日，戏班深入乡村，“科场鬼”描摹落魄读书人的各种姿态，引乡民发笑。
　　在《孔乙己》中，14次写到“笑”，很多是“哄笑”。乡民故意问孔乙己“当真识字么”，孔乙己不屑于回答，乡民挖苦说：“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半个秀才指“佾生”，是童试未成但成绩较好者，下次考试时可免县试、府试。
　　嘲笑孔乙己，是为表达对知识的鄙夷，以抚慰身份焦虑。而失去圈子的孔乙己只能配合这种戏弄，以免“无缘社会”，他躲在长衫、文言文、“窃书不算偷论”等背后，才能找到自己，才能支撑起卑微的自尊。
　　鲁迅写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D
　　批评源于没看懂
　　《孔乙己》问世不久，便被选入中学课本，但叶公超批评说：“鲁迅的讽刺小说都不如他的抒情的成功，大概也是性情的关系。我感觉阿Q、孔乙己、木叔和爱姑等等都似乎是旧戏里的角色，丑角的色彩尤其浓厚。”
　　叶公超犯了一个常见错误：把《孔乙己》看成讽刺小说。
　　唐弢先生将该误会升华为：“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善变’，应时而变、应势而变、应利而变，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文人的身份缺乏最起码的尊重和持守。”
　　“趋利避害”是成年人的通则，各社会群体均擅长。这些议论完全脱离了鲁迅的创作本意。
　　据曾秋士（即孙伏园）的《关于鲁迅先生》：“我曾问先生，其中哪一篇最好，他说他最喜欢《孔乙己》，所以已经译了外国文。我问它的好处。他说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露，有大家的作风。”
　　《孔乙己》的主旨是写“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杀害孔乙己的凶手，一是未出场的丁举人，一是“哄笑”的看客们。叶公超显然没理解这一层，如果《孔乙己》只为讽刺，鲁迅岂不也成“哄笑”的看客？
　　日本记者丸山昏迷早在1923年便指出：“（鲁迅）作为创作家同时又是社会改革家，他在其作品里浓厚地表现出这种色彩，《孔乙己》等就是其中之一例。因为他非难了许多中国人对于过去旧中国的留念，而把这种留念贬得一文不值。”
　　《孔乙己》的讽刺中寄寓着无限同情，想不到100年后，很多读者反而读不出这层意思。
　　E
　　勿忘《孔乙己》之美
　　成仿吾、叶公超等批评《孔乙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太简单了”，人物漫画化，难与欧洲小说比肩。
　　一方面，西方经典小说多聚焦城市生活，而当时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比例达90%，乡村社会舞台小，自我呈现充满戏剧性，这是时代的真实写照，不能为了写作高级，便背离真实。
　　另一方面，正如学者王富仁所说：“成仿吾对鲁迅描写的中国社会人生还缺乏起码的人生体验，因而他也根本不了解这个世界。”深入分析中国城市生活中的复杂体验，仍可见深厚的乡土文化习惯、认知习惯、传统观念等的影响。《孔乙己》不简单，其困境在今天仍有反思价值。
　　遗憾的是，对《孔乙己》的解读多是社会的、政治的，而非审美的。
　　据学者苗顺芳的《〈孔乙己〉教学史研究》，1956年第一部《语文教学大纲》，便将《孔乙己》的教学重点定位在：“孔乙己的善良、迂腐和好吃懒做，封建科举制度对他的毒害，丁举人的残酷横暴；作者讽刺像孔乙己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迂腐无能，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作品揭露封建文化毒害知识分子的罪恶；人物性格的描写。”
　　上世纪80年代后，解读多元化，但仍围绕社会意义等展开，较少关注审美意味。
　　《孔乙己》是如何在讽刺与同情之间切换的？如何延续传统白话小说的手法？如何描绘“反同情”？如何在如此短的篇幅中，层层铺垫出悲剧感？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何……凡此种种，介绍不多。
　　小说首先是美的，离开美去谈时代意义、问题意识等，则种种误读，在所难免。蔡辉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