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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祖宗留下的“秘密”，与您分享
作家春桃历时八年，以亲身经历掌握第一手资料，讲述了一位隐匿乡野小镇的老中医陈万举传奇的一生，同时反思了近百年来中医兴衰多变的历史，期待中医重新出发，实现祖国传统医学的全面振兴与发展。近日，春桃带着最新力作《国医》做客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冠名播出的大皖《徽派》栏目，分享了这部中医题材纪实文学作品的创作历程和内心感受。
从不了解到信任——“陈万举治好了我的病”
徽派：再度来到徽派，您就带着新书来了。中医这个题材还是比较少见的，您最早是怎么接触到的？
春桃：其实我高中毕业后读的就是卫生学校，16岁就去学医，学了三年护理专业，然后在医院工作了七年，有三年就是在中药房抓药，所以跟中医还是有缘分的，起码各种中草药我都是认识的。
徽派：后来您成了作家，为什么选择中医这个题材？
春桃：我觉得有些事好像是命运的安排。其实我不是太想在医院工作，所以就想方设法地跳出来，通过学习文学和写作，调到了行政部门，离开了卫生系统。后来去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期间认识了我爱人，没想到他的父亲就是一位老中医，也就是我这本书的主人公陈万举。一开始，我对他不是很相信，因为他基本上不谈自己的过往和成就。直到发生了一件事，我才觉得中医真是太了不起了。那时我得了不孕症，曾去过好几家大医院，都没治好。有一年过春节我们回蚌埠，陈万举问我是不是不想要孩子，那时候我已经36岁了，我说不是，是生病了没办法。他就很生气，问我为什么不跟他说，然后他就给我看病，仔仔细细地望闻问切之后，他告诉我，我的病不是先天的，可以治。当时我不是很相信，那么多大医院都束手无策，他能行？我们回到合肥不久，他就把两罐碾成粉的中药寄过来了，让我每天按时服用，仅仅服了两个疗程，我竟然就怀孕了。我生下儿子之后，他又几次救了孩子的命。比如儿子小时候患顽固性腹泻，在合肥住了几天院也不见效，我就求助陈万举，他当天打车从蚌埠赶来，仅在足三里扎一针，再就是在肚脐上封上一勺药粉，半个时辰，儿子的腹泻就彻底止住了。我觉得中医真是太神奇了。
从有顾虑到坚持——“一身的本事应该被传承”
徽派：是什么促使您要用文字把它写出来？
春桃：陈万举是个很传奇的人物，特别有个性，平时对自己的孩子并没有多少耐心，却把病人当成亲人，只要遇到没有见过的病，他都是包吃包住留在家里观察，看病成痴。他三天不为人看病，自己就会有病，他就是这样一位医生。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同事、同学、朋友，都得益于陈万举的治疗，他们都说，干吗不写写他呢，而且老人都九十多岁了，他这一身的本事应该被传承下来；要是老爷子走了，这些医术不就灰飞烟灭了，太可惜了。在那么多人的鼓励下，我也觉得起码应该将他的经验和验方记录和整理下来。
徽派：写作对象是自己的公公，这是更方便了还是更困难了？
春桃：确实有点顾忌，因为要写自己的亲人。一开始我也只是想写点小散文或是写个中篇，没想到会花这么大的篇幅来写它。33万字，从采访到最后定稿，整整用了8年时间。就在陈万举96岁那年，也就是2013年的初夏，我特地买了个笔记本电脑，买了支录音笔，专程到蚌埠去采访他。听他讲学医从医的故事时，我发现在中医百年历史的不少重要节点，他都是亲历者、见证者，或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他不仅是清末名医巢渭芳的再传弟子，在中国针灸濒临灭亡的民国时期他就参加了针灸大师承淡安创办的“中国针灸学研究社”，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参与过卫生部组织的大学中医内科学教材的审定……其实写他，就是在写中医近百年来的历史。
徽派：写作过程中，您跟陈万举会有冲突吗？
春桃：老爷子不接受采访，一口回绝。他说：我有什么好写的？我做的不都是一个中医师该做的事么？我怎么做工作都没有用，我老公还跟他吵了一架。后来我就跟他说，我不写你可以，我跟你学医行不行？他听了非常高兴，因为他这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带出来一个徒弟。于是我就每天装模作样跟着他学医，他终于不再对我心存戒备，我就常常趁他高兴放松警惕之时，诱导他讲述自己的行医经历。亏他不认识录音笔，我就先后录了他一百多个小时的“口述史”。老爷子去世后，我又南下北上，尽可能去接触口述故事中的当事人与患者，以丰富口述史的内容，从动意到采访再到写成《国医》，历时八年。
从医自己到医人——“陈万举是医者仁心的典范”
徽派：通过这样的接触，您对他的观察有变化吗？
春桃：2006年我婆婆去世后，陈万举就与保姆一起生活，每年春节和暑假我会去陪他。那时候他耳朵有些背，特别欢迎我做他的助手，他看病，我做记录，写方子。我特别佩服他，觉得他是医者仁心的典范。凡是看疑难杂症，他都规定个时间，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光线最好的时候，在窗户边给人看病。他看得特别认真，有时一个病人他就能花上半个多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他看病不分贫富，不分职务高低，他的口头禅是，“人家都把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交给你了，这是对你最大的信任呢，我就必须对病人负责”。他在进入公立医院前以及退休后的几十年，扎针不收一分钱；凡是家里贫困的病人看病不收诊费，药钱不够的还可以先赊账。我在蚌埠的时候，发现家里的水桶总是装着活蹦乱跳的鱼，后院里永远都有鸡鸭，那全是农村的病人为了表示感激送给他的。
徽派：您期待读者从书中看到什么？
春桃：老人的医术没有人传承下去，这是十分遗憾的，我很希望这本书能有普世价值的意义。书里我写到了很多典型的案例，和他从医的经验、诊病的方法以及一些珍贵的药方，我都公开了。我很希望它能够对其他的医务工作者有所启发，也希望它对广大读者的身心健康有所帮助。陈万举从40多岁就开始研究养生，96岁无疾而终，走的那天还在给人看病，我觉得读了他这些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会让大家从中受益。
从重养生到发展——“传统文化的根永远在”
徽派：老爷子有没有分享过他的生死观？
春桃：老爷子从《黄帝内经》开始研究，包括以前很多文豪像苏东坡也都是养生大家。老爷子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体的变化是与自然界的变化息息相关的，“天人合一，辨证施治”是他常说的一句话，他晚年很想写一本《生命学》，仅养生长寿健康诗他就写了三百多首。
徽派：说到养生，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您会怎么总结他的核心？
春桃：他的养生就概括为九个字：勤于腿，管住嘴，稳住心。首先，人体腿上的肌肉、经络和穴位都是最丰富的，由此他发明了一套“鸟意行走法”，每天快走一小时，走到出微汗，以促进全身的气血流通，这是最好的锻炼；再就是，饮食要有节，一天三顿饭须按时定量，他认为五谷杂粮最养人；老爷子特别强调早饭的重要性，早餐一定要吃好。他每天早晚两顿稀，他对稀饭很讲究，会在里面放红枣、桂圆、莲子、百合、白果甚至苹果、胡萝卜、山药等等，他特别反对吃补药。当然，心态平和比什么都重要，“知足常乐，能忍自安”，没有什么事是想不开的，平时要多笑，情绪要适时发泄出去。
徽派：您对目前中医的发展怎么看？
春桃：用八年时间做了这一件事，我觉得很值。因为我注意到，今年2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三号文件，明确指出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件大事，为着力推动中医药的振兴发展，制定出了一个重大工程的实施方案。文件里面特别强调，今后但凡出现传染病和突发事件，要确保中医药第一时间参与防治和应急处置，深度介入预防、治疗和康复的全过程；所有县级医院都要普及中医。这对中医的发展无疑是重大利好，为此我感到很欣慰，想不到这部作品顺应了时代的需要。我认为，只要我们老祖宗留下的经典的圣贤之书还在，只要中国文化的根和魂魄还在，我们就应该对中医药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李燕然
从不了解到信任——“陈万举治好了我的病”
徽派：再度来到徽派，您就带着新书来了。中医这个题材还是比较少见的，您最早是怎么接触到的？
春桃：其实我高中毕业后读的就是卫生学校，16岁就去学医，学了三年护理专业，然后在医院工作了七年，有三年就是在中药房抓药，所以跟中医还是有缘分的，起码各种中草药我都是认识的。
徽派：后来您成了作家，为什么选择中医这个题材？
春桃：我觉得有些事好像是命运的安排。其实我不是太想在医院工作，所以就想方设法地跳出来，通过学习文学和写作，调到了行政部门，离开了卫生系统。后来去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期间认识了我爱人，没想到他的父亲就是一位老中医，也就是我这本书的主人公陈万举。一开始，我对他不是很相信，因为他基本上不谈自己的过往和成就。直到发生了一件事，我才觉得中医真是太了不起了。那时我得了不孕症，曾去过好几家大医院，都没治好。有一年过春节我们回蚌埠，陈万举问我是不是不想要孩子，那时候我已经36岁了，我说不是，是生病了没办法。他就很生气，问我为什么不跟他说，然后他就给我看病，仔仔细细地望闻问切之后，他告诉我，我的病不是先天的，可以治。当时我不是很相信，那么多大医院都束手无策，他能行？我们回到合肥不久，他就把两罐碾成粉的中药寄过来了，让我每天按时服用，仅仅服了两个疗程，我竟然就怀孕了。我生下儿子之后，他又几次救了孩子的命。比如儿子小时候患顽固性腹泻，在合肥住了几天院也不见效，我就求助陈万举，他当天打车从蚌埠赶来，仅在足三里扎一针，再就是在肚脐上封上一勺药粉，半个时辰，儿子的腹泻就彻底止住了。我觉得中医真是太神奇了。
从有顾虑到坚持——“一身的本事应该被传承”
徽派：是什么促使您要用文字把它写出来？
春桃：陈万举是个很传奇的人物，特别有个性，平时对自己的孩子并没有多少耐心，却把病人当成亲人，只要遇到没有见过的病，他都是包吃包住留在家里观察，看病成痴。他三天不为人看病，自己就会有病，他就是这样一位医生。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同事、同学、朋友，都得益于陈万举的治疗，他们都说，干吗不写写他呢，而且老人都九十多岁了，他这一身的本事应该被传承下来；要是老爷子走了，这些医术不就灰飞烟灭了，太可惜了。在那么多人的鼓励下，我也觉得起码应该将他的经验和验方记录和整理下来。
徽派：写作对象是自己的公公，这是更方便了还是更困难了？
春桃：确实有点顾忌，因为要写自己的亲人。一开始我也只是想写点小散文或是写个中篇，没想到会花这么大的篇幅来写它。33万字，从采访到最后定稿，整整用了8年时间。就在陈万举96岁那年，也就是2013年的初夏，我特地买了个笔记本电脑，买了支录音笔，专程到蚌埠去采访他。听他讲学医从医的故事时，我发现在中医百年历史的不少重要节点，他都是亲历者、见证者，或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他不仅是清末名医巢渭芳的再传弟子，在中国针灸濒临灭亡的民国时期他就参加了针灸大师承淡安创办的“中国针灸学研究社”，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参与过卫生部组织的大学中医内科学教材的审定……其实写他，就是在写中医近百年来的历史。
徽派：写作过程中，您跟陈万举会有冲突吗？
春桃：老爷子不接受采访，一口回绝。他说：我有什么好写的？我做的不都是一个中医师该做的事么？我怎么做工作都没有用，我老公还跟他吵了一架。后来我就跟他说，我不写你可以，我跟你学医行不行？他听了非常高兴，因为他这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带出来一个徒弟。于是我就每天装模作样跟着他学医，他终于不再对我心存戒备，我就常常趁他高兴放松警惕之时，诱导他讲述自己的行医经历。亏他不认识录音笔，我就先后录了他一百多个小时的“口述史”。老爷子去世后，我又南下北上，尽可能去接触口述故事中的当事人与患者，以丰富口述史的内容，从动意到采访再到写成《国医》，历时八年。
从医自己到医人——“陈万举是医者仁心的典范”
徽派：通过这样的接触，您对他的观察有变化吗？
春桃：2006年我婆婆去世后，陈万举就与保姆一起生活，每年春节和暑假我会去陪他。那时候他耳朵有些背，特别欢迎我做他的助手，他看病，我做记录，写方子。我特别佩服他，觉得他是医者仁心的典范。凡是看疑难杂症，他都规定个时间，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光线最好的时候，在窗户边给人看病。他看得特别认真，有时一个病人他就能花上半个多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他看病不分贫富，不分职务高低，他的口头禅是，“人家都把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交给你了，这是对你最大的信任呢，我就必须对病人负责”。他在进入公立医院前以及退休后的几十年，扎针不收一分钱；凡是家里贫困的病人看病不收诊费，药钱不够的还可以先赊账。我在蚌埠的时候，发现家里的水桶总是装着活蹦乱跳的鱼，后院里永远都有鸡鸭，那全是农村的病人为了表示感激送给他的。
徽派：您期待读者从书中看到什么？
春桃：老人的医术没有人传承下去，这是十分遗憾的，我很希望这本书能有普世价值的意义。书里我写到了很多典型的案例，和他从医的经验、诊病的方法以及一些珍贵的药方，我都公开了。我很希望它能够对其他的医务工作者有所启发，也希望它对广大读者的身心健康有所帮助。陈万举从40多岁就开始研究养生，96岁无疾而终，走的那天还在给人看病，我觉得读了他这些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会让大家从中受益。
从重养生到发展——“传统文化的根永远在”
徽派：老爷子有没有分享过他的生死观？
春桃：老爷子从《黄帝内经》开始研究，包括以前很多文豪像苏东坡也都是养生大家。老爷子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体的变化是与自然界的变化息息相关的，“天人合一，辨证施治”是他常说的一句话，他晚年很想写一本《生命学》，仅养生长寿健康诗他就写了三百多首。
徽派：说到养生，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您会怎么总结他的核心？
春桃：他的养生就概括为九个字：勤于腿，管住嘴，稳住心。首先，人体腿上的肌肉、经络和穴位都是最丰富的，由此他发明了一套“鸟意行走法”，每天快走一小时，走到出微汗，以促进全身的气血流通，这是最好的锻炼；再就是，饮食要有节，一天三顿饭须按时定量，他认为五谷杂粮最养人；老爷子特别强调早饭的重要性，早餐一定要吃好。他每天早晚两顿稀，他对稀饭很讲究，会在里面放红枣、桂圆、莲子、百合、白果甚至苹果、胡萝卜、山药等等，他特别反对吃补药。当然，心态平和比什么都重要，“知足常乐，能忍自安”，没有什么事是想不开的，平时要多笑，情绪要适时发泄出去。
徽派：您对目前中医的发展怎么看？
春桃：用八年时间做了这一件事，我觉得很值。因为我注意到，今年2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三号文件，明确指出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件大事，为着力推动中医药的振兴发展，制定出了一个重大工程的实施方案。文件里面特别强调，今后但凡出现传染病和突发事件，要确保中医药第一时间参与防治和应急处置，深度介入预防、治疗和康复的全过程；所有县级医院都要普及中医。这对中医的发展无疑是重大利好，为此我感到很欣慰，想不到这部作品顺应了时代的需要。我认为，只要我们老祖宗留下的经典的圣贤之书还在，只要中国文化的根和魂魄还在，我们就应该对中医药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李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