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父亲带我去扬州，他的老友施学勤先生陪同我们游览瘦西湖。幼年的我异常兴奋，桥上的嬉闹，亭里的闲逸，感觉爽极了。当时的瘦西湖还没成规模，旁边正在开发，沉睡的泥土也被翻了个身。父亲扫了一眼，对我说：“明天再来。”
　　第二天，父亲牵着我步入湖边的废墟，这是要干什么呢？正当我纳闷之际，父亲说：你帮我拾瓷片。行，这活儿简单，瓷片我在家里经常见到。这里的残片大小不一，色彩各异，更有不同的时代印记。我和父亲各踞一方，弯着腰仔细搜寻。就在那时，从父亲口中我知道了唐宋元明清，知道了官窑和民窑，也知道了纹饰、款识等专业名词。我拾一片，问一次，慢慢地也能从色彩上大致区分出明清两大类，再细分就不得而知了。
　　“这是清代的吗？”我举着一大块碗底问。父亲说：“是民国的。”我学着父亲的样子继续翻找，又发现一片，我大胆地讲，明代的，父亲笑着点点头。后来我们一路走一路拾，不断开辟新战场。突然有个鲜亮的蓝色图案出现在眼前，我扒拾起来，觉得太小了，我给父亲看了一下后，抬手抛出去，“别扔！”父亲的话刚说出口，那枚瓷片已钻向湖中，画出一个圆圈，渐渐扩大。“那是元青花。”父亲遗憾地说。
　　这些瓷片在别人看来似乎就是垃圾，但在父亲眼里却是宝贝。父亲早年在南京就读时曾受陈万里《瓷器与浙江》一书的影响，对古陶瓷萌生兴趣，并一发不可收。有幸的是，上世纪60年代，父亲拜南京博物院王志敏先生为师。王老是中国青花瓷研究泰斗，有着一双火眼金睛，父亲的远距离鉴定则学取于他。
　　印象中，这是父亲第一次带我拾瓷片，后来的日子里，他又时常领我去，直到我上了高中为止——他怕影响我的学习。
　　江边的自来水厂正在施工，父亲得知消息，立马喊我一道过去。好大一块地，工人们有的挖土，有的抬土，干得正欢，全然不顾我们的到来。一场大雨刚刚消停，地面泥泞，父亲和我穿着胶靴，深一脚，浅一脚，仿佛走进历史的隧道，走进陶瓷的世界。这儿的瓷片真多，可以细细地挑选。一块瓷片，一个缩影，不说话，却闪着光，它也在期待一个能沟通的人。
　　一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们还在忙碌，那些工人投来疑惑的眼光，更有好奇者还跑来询问，听了父亲一番解释，他眨着眼睛，似懂非懂地离开了。之后去的次数多了，那些人也都认识了父亲，不过总觉得是一个怪怪的人。
　　陶瓷是个统称，先有陶，又有瓷，其残片系瓶、罐、碗等器皿破碎所致，丢弃在地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被埋入地下，越陷越深，与世隔绝几百年乃至几千年。除特殊地域外，几乎没有完整器物，且大多是民窑产品，有白瓷、彩瓷、青花瓷、釉里红瓷等等，有时还会见到年代更为久远的残陶片。
　　父亲的陶瓷研究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由最先的娱乐发展成副业，再后来衍变为专业。父亲是一名文博工作者，平时较忙，于是发动家人、学生到处捡拾瓷片，甚至连工地上的农民工也会按照父亲给的地址找上门，送来一包又一包的瓷片，父亲感激之余以零钱或香烟相赠。就这样，他收集的瓷片越来越多。记得有一次，我当场砸碎一只饭碗，把地上的残片捧起来递给父亲，“这个给你研究。”父亲哭笑不得。
　　瓷片拾回来以后，还要进行清洗，家里的大盆、小盆和刷子全都派上了用场。父亲将一些没用的瓷片扔掉，留下来的又按朝代予以分类，最后再将罕见的佳品挑选出来，单独摆放。有一位瓷器研究者经他人引荐，特地从合肥赶来，就是想目睹一下这些残瓷片的风采。那年代，相机并不多见，或许他早已用自己的眼睛摄下了许多照片，权当弥补遗憾吧。
　　残缺的碎瓷不能还原成完整器皿，无妨，以小窥大，研究价值永远不会泯灭。父亲拾瓷片几十年，连他自己当初都不会想到，这一拾，居然把非科班出身的他推到了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的讲台上，推到了安徽大学的讲台上。尤其是连续五年的扬州讲学，面对全国老中青文物专家和考古工作者，他讲授的《中国青花瓷概论》《明代“空白点”瓷辨识》，大受褒奖。那时，他才四十多岁，授课时还随身携带了好几箱沉甸甸的瓷片。
　　无论是以前的小房子，还是后来的大房子，父亲总是腾出地来，一箱箱瓷片摆放有序。他常说：“我没有万元存款，但拥有万枚瓷片，我照样是个富人。”这也算富人？后来我才明白这个“富”的真正含义。父亲将自己书房取斋号为“玉瓷斋”，盖缘于此。
　　之后，古城安庆的不少角落，又多出了一个拾瓷片的身影。姐姐受家庭熏陶，玩起了考古，且主攻的就是古陶瓷，看见他俩在一起探讨，尤其是存在意见分歧时较真的样子，煞是有趣。
　　时光流逝。如今残瓷片已非常难寻，也很少有人再费心去干这事。更没想到的是，瓷片居然也会成为收藏品种中的一员。
　　父亲走了，他捡拾的瓷片依然存放在那，静静的，没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