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家里新屋落成，父亲在屋角栽了一棵树。说是树，其实是父亲在某个田埂上挖来的一棵小苗，瘦伶仃的干，几根枝丫胡乱支棱着。
　　我没太在意这棵树苗如何成长。过了一两年，忽一日，发觉那棵树苗仍是细细瘦瘦的干，却蹿得很高，高过屋顶。
　　我很奇怪地问母亲：“这棵树真是瞎长，只顾长高，却这么瘦，树干这么细，风一吹，怕折断了。”
　　“这是臭椿。它长在哪里，一定要不断蹿高，长成最高的，才慢慢长粗。”母亲说。
　　母亲还说：“椿树是王。盖房子时，屋脊上的那根梁要用椿树。这样，家里才能用椿树来打桌椅板凳。”
　　我不太清楚，如果有人家的屋梁没用椿树做梁，偏又砍了一棵椿树做了小马扎一类会如何。椿树不言，它会无比憋屈吗？无法揣测。但朴素的人们，即使是对一棵树，也抱有敬畏，一代一代谨遵规矩，没有人敢明知故犯。母亲又说：“椿树长得太快，木质不结实，其实不是做家具的好木材。但我们圩区，也没有什么好木材可用，只有椿树、泡桐这类，勉强能用。它们长得快，一棵树长到十来年后就能砍了做个衣物箱子。”
　　臭椿算不上是好木材，由来如此。
　　《庄子》里，“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
　　樗，即臭椿。种在路边的樗树，连木匠看都不看，可见它确实是无用之材。后人多以樗为喻，中国人素来自谦的习惯态度。
　　黄公望在他的传世名作《富春山居图》题跋“至正七年，仆归富春山居，无用师偕往，暇日于南楼援笔写成此卷，兴之所至，不觉亹亹……”这里的“无用师”是黄公望的同门师弟郑樗。《富春山居图》是黄公望为无用师所作。
　　郑樗，字无用，号散木。古人的名、字、号，表达的意义是统一的。
　　郑樗曾作古隶，初学《孙叔敖碑》，一时称善。郑樗并不是普通人，他的名、字、号，极力表达“无用”之意，一定是费尽心思取的。
　　止庵先生已出版各种随笔、小说几十部，他的首部作品为《樗下随笔》。这本书初版是1990年，2018年再版时，他在《新序》里写到这本书初版时，有读者抱怨不认识书名的第一个字“樗”。他解释不是故意给别人添麻烦，说是书中文章的的确确是在自己原来北京城的住处写的，那个院子里有棵叫“樗”的树。他也说，樗不成材，就连虫子都不生（注：止庵先生这一说法似乎不太确切。我家门前的那棵樗树，每到夏天就生一种肥糯糯的毛毛虫，比将要上蚕山结茧的蚕还要大，还要肥，总是冷不丁从瓦缝里啪嗒一声掉落到堂屋的凉床上，吓人一跳）。后来，有一年夏天雨水多，这棵樗树竟被雨水浇死了。他说，“真用得上‘木犹如此，人何以堪’那句老话，而接下来或许当云，人都这样，就更别提文字了”。
　　止庵先生在这本《樗下随笔》的《原序》中还说，“我在樗下所写的平庸的小文章也显得（至少是自以为是）有点意思了”。
　　止庵先生与郑樗一样，那份谦虚的恭谨唯恐做得不够，他在《原序》与《新序》中反复要表达的，无非就一个意思，“还得抱歉地说自家实在只是樗材而已”。
　　止庵与郑樗，一个古人，一个现代人，都是中了《庄子》的毒，樗为树，“大而无用”。
　　樗为树，有用无用倒也不必太较真，似乎还是母亲告诉我的那些更接近一棵树最本真的样子。无用之材，活成人们口中的“椿树王”，总不是凭空得来的。
　　最朴素、最平凡的人，无一不是如此。像我，除了教书以谋生，大部分的时间只是读点无用之书，码点无用之字筑一堵墙，以遮这世间风雨。还能怎么样呢？
　　莫言老师说：文学相对科学技术，它好像是没有用处的。但文学最大的用处，就在于它没有用处。
　　不止樗，一切有用之材，指不定都是以无用之相存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