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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小时收入10元是常态 20元是极限
“平均下来，每天骑摩托210公里、步行32000步、爬110层楼。综合算下来，每小时收入10元是常态，收入20元是极限。”最近在山东临沂东夷书院的一场分享活动上，山东临沂大学文学院教师邢斌讲述了自己去年冬天在临沂亲身体验当外卖骑手的经历，随即引发关注。邢斌介绍，这次体验过后，他更加理解了外卖员，知道他们挣钱有多么辛苦。
一个月送了2000多单，接触了几百个商家
邢斌是临沂大学文学院的一名教师，主要承担的课程有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
邢斌说，他有本职工作，只能干业余的众包。“假日我就从早干到晚，工作日早晨跑两小时，晚饭后再跑到夜里一两点，或者两三点。夜里给钱多一些，能挣到钱的都是偏远地方。半夜里我跑到过相公镇东边的村里、方城、兰陵村子里、沂南山里面，都是乡间小路，都是骑摩托。太黑，灯照不远，有时候就骑到了沟里。一过长春路，夜里都是大货车，擦身而过，心里也发怵。送完货，骑车回来，才觉得手麻，冻得不行。有一次我实在太冷了，就把车停在田里，绕着跑了一阵，看看高德地图，在临沂大学正北9公里，回家路还很漫长。”
根据他的统计，一个月，他送了2000多单，接触了几百个商家，敲响了2000多扇房门。平均下来，每天骑摩托210公里、步行32000步、爬110层楼。综合算下来，每小时收入10元是常态，收入20元是极限。
具体而言，平均每单能挣3.5元，要取货送货2+3公里，取货平均等5分钟，骑车8分钟，送货进小区上门平均7分钟，共20分钟。一小时3单，10.5元。一次送3单，排列好次序能节省1/3时间，但容易被客户催单。一小时能送4~5单，15.75元。一次送5单，适用于午餐晚餐的集中送餐时间。很难排列好次序不被催促，基本上就是极限值。略微提升单位时间的收入，一小时还是送5~6单，19.25元。
几乎没人拿正眼看送外卖的，但也有几个温暖的瞬间
“我无心于调查，就是想体验体验。”邢斌在分享时提到，2022年很特殊，一份报道里讲，在上海骑手送外卖每天能赚1000多元。另一份报道又说，北京人社局一名副处长，亲身体验当外卖骑手，送餐12小时赚了41元。究竟哪个是真的？
干了一周，邢斌觉得后面那篇报道提供的数据更真实。
此次体验中，邢斌主要关注外卖员这个“身份”究竟是怎样的处境。肉体受罪是一方面，主要还是受人辱骂。
据他回忆，几乎没有人拿正眼看送外卖的，商家、顾客，尤其是保安。“熟人都不知道我最近在干这个，只有我们小区的保安知道。他们天天见我早出晚归半夜回来，不让我进。我说我是业主，他们骑车跟着我到楼下看我上楼，说你送外卖都能在这儿买得起房，是个人物。很多顾客看我的眼神就像看要饭的。”
他更愿意回忆起温暖的瞬间。“这一个月，有三个人真诚地感谢过我。”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加持下，一切设计变得更精密
在个人体验与观察中，邢斌注意到几个问题。
“这一单完成得很好，很完美。然后继续送的过程中，软件提示说上一个订单没有点击送达，你只好停下来点击。第二天就会被罚款：异地点击送达，或者超时点击送达。可以投诉说没有超时，而且当时已经点击了送达，这是软件的问题。但投诉无效。还有一次申诉机会，再次申诉也秒回，无效。打人工客服电话，一个小时内能联系上就是幸运的。联系上了，还是同样的回复。”
这样的情况他一个月遇到两次，程序完全一样，三次申诉机会没一点点用，完全是摆设。“我最后对人工客服说，你们可以直接联系顾客看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没用，依旧扣钱。”
送外卖的这一个月，邢斌见到了三名女性外卖员，以及几名年龄很大的外卖骑手。在邢斌看来，“他们承担不了每天14小时、全年无休这么大强度的劳动，我估计他们每个月能赚个三四千块钱。春节过后，我离开了外卖队伍，但在路上还是首先注意到他们的身影。最近几个月，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和老人骑手风驰电掣争分夺秒，可能再危险再苦再累，他们也离不开这三四千块钱的收入。”
邢斌还发现，这些外卖公司很特殊。它的一切设计，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变得更精密、更准确，“恰好”能获取适量的劳动者，“恰好”能让骑手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
据澎湃新闻、《成都商报》报道
□对话
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一个月瘦了6公斤
记者：开始送外卖时适应么？
邢斌：我今年49岁，临沂这边有很多五六层的老楼，没有电梯，需要爬楼梯上去给人送餐。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烧烤订单，到了店之后，商家说订单里还包括两箱啤酒。我到了之后发现客户住6楼，没有电梯，我只能把烧烤放在其中一箱啤酒上，先搬上楼，然后下楼再把第二箱啤酒搬上去。
此外，一些小区非常大，里面可能有40多栋楼，从中找出顾客所在的楼非常困难。还有的小区楼号不是按依次的顺序排列的，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我找楼的难度，感觉几乎要崩溃了。而且多数小区都不允许摩托车进小区，此时我就需要下车步行送餐，一天下来我的微信步数基本都超过3万步，手机数据显示我平均每天爬110层楼。我平均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一个月时间里，我瘦了6公斤。
记者：体验外卖员时，遇到“维权难”怎么办？
邢斌：有一次，我到餐厅等了半小时，菜还没有做，其间我和各方保持沟通。最后等到了75分钟，我赶紧和顾客商量，顾客非常理解，先点了收货，让我慢慢送。虽然如此，第二天还是被平台发了警告，我就此一级一级申诉，但都显示申诉无效，最后到第五级申诉时，主管人员还是说无法通过申诉，反问我：“你申诉了快一整天了，有这时间，你跑一天外卖，也快赚200块钱了。”
我当时回答说：“这不是钱的问题。”过了一会儿，他说给我发了一个红包，我打开一看里面有15元，对方留言说理解我的经历，但罚款不能取消，15元钱算是他个人的补偿。
记者：这段经历对你有哪些影响？
邢斌：我体验的本意只是想去经历一下这样的生活，这段经历会被我消化掉，在我未来创作文学作品的时候帮助到我。
这次体验过后，我更加理解了外卖员的生活，他们是如何挣着自己的辛苦钱。以前我在写作时，看到外卖员打来电话可能会晚一些才接听，现在我一定会第一时间接听，因为我知道他们可能是边骑车边打电话，这样是非常危险的。我也希望社会能够更加理解外卖员的不容易，对他们多一些共情。
据《北京青年报》
一个月送了2000多单，接触了几百个商家
邢斌是临沂大学文学院的一名教师，主要承担的课程有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
邢斌说，他有本职工作，只能干业余的众包。“假日我就从早干到晚，工作日早晨跑两小时，晚饭后再跑到夜里一两点，或者两三点。夜里给钱多一些，能挣到钱的都是偏远地方。半夜里我跑到过相公镇东边的村里、方城、兰陵村子里、沂南山里面，都是乡间小路，都是骑摩托。太黑，灯照不远，有时候就骑到了沟里。一过长春路，夜里都是大货车，擦身而过，心里也发怵。送完货，骑车回来，才觉得手麻，冻得不行。有一次我实在太冷了，就把车停在田里，绕着跑了一阵，看看高德地图，在临沂大学正北9公里，回家路还很漫长。”
根据他的统计，一个月，他送了2000多单，接触了几百个商家，敲响了2000多扇房门。平均下来，每天骑摩托210公里、步行32000步、爬110层楼。综合算下来，每小时收入10元是常态，收入20元是极限。
具体而言，平均每单能挣3.5元，要取货送货2+3公里，取货平均等5分钟，骑车8分钟，送货进小区上门平均7分钟，共20分钟。一小时3单，10.5元。一次送3单，排列好次序能节省1/3时间，但容易被客户催单。一小时能送4~5单，15.75元。一次送5单，适用于午餐晚餐的集中送餐时间。很难排列好次序不被催促，基本上就是极限值。略微提升单位时间的收入，一小时还是送5~6单，19.25元。
几乎没人拿正眼看送外卖的，但也有几个温暖的瞬间
“我无心于调查，就是想体验体验。”邢斌在分享时提到，2022年很特殊，一份报道里讲，在上海骑手送外卖每天能赚1000多元。另一份报道又说，北京人社局一名副处长，亲身体验当外卖骑手，送餐12小时赚了41元。究竟哪个是真的？
干了一周，邢斌觉得后面那篇报道提供的数据更真实。
此次体验中，邢斌主要关注外卖员这个“身份”究竟是怎样的处境。肉体受罪是一方面，主要还是受人辱骂。
据他回忆，几乎没有人拿正眼看送外卖的，商家、顾客，尤其是保安。“熟人都不知道我最近在干这个，只有我们小区的保安知道。他们天天见我早出晚归半夜回来，不让我进。我说我是业主，他们骑车跟着我到楼下看我上楼，说你送外卖都能在这儿买得起房，是个人物。很多顾客看我的眼神就像看要饭的。”
他更愿意回忆起温暖的瞬间。“这一个月，有三个人真诚地感谢过我。”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加持下，一切设计变得更精密
在个人体验与观察中，邢斌注意到几个问题。
“这一单完成得很好，很完美。然后继续送的过程中，软件提示说上一个订单没有点击送达，你只好停下来点击。第二天就会被罚款：异地点击送达，或者超时点击送达。可以投诉说没有超时，而且当时已经点击了送达，这是软件的问题。但投诉无效。还有一次申诉机会，再次申诉也秒回，无效。打人工客服电话，一个小时内能联系上就是幸运的。联系上了，还是同样的回复。”
这样的情况他一个月遇到两次，程序完全一样，三次申诉机会没一点点用，完全是摆设。“我最后对人工客服说，你们可以直接联系顾客看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没用，依旧扣钱。”
送外卖的这一个月，邢斌见到了三名女性外卖员，以及几名年龄很大的外卖骑手。在邢斌看来，“他们承担不了每天14小时、全年无休这么大强度的劳动，我估计他们每个月能赚个三四千块钱。春节过后，我离开了外卖队伍，但在路上还是首先注意到他们的身影。最近几个月，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和老人骑手风驰电掣争分夺秒，可能再危险再苦再累，他们也离不开这三四千块钱的收入。”
邢斌还发现，这些外卖公司很特殊。它的一切设计，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变得更精密、更准确，“恰好”能获取适量的劳动者，“恰好”能让骑手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
据澎湃新闻、《成都商报》报道
□对话
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一个月瘦了6公斤
记者：开始送外卖时适应么？
邢斌：我今年49岁，临沂这边有很多五六层的老楼，没有电梯，需要爬楼梯上去给人送餐。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烧烤订单，到了店之后，商家说订单里还包括两箱啤酒。我到了之后发现客户住6楼，没有电梯，我只能把烧烤放在其中一箱啤酒上，先搬上楼，然后下楼再把第二箱啤酒搬上去。
此外，一些小区非常大，里面可能有40多栋楼，从中找出顾客所在的楼非常困难。还有的小区楼号不是按依次的顺序排列的，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我找楼的难度，感觉几乎要崩溃了。而且多数小区都不允许摩托车进小区，此时我就需要下车步行送餐，一天下来我的微信步数基本都超过3万步，手机数据显示我平均每天爬110层楼。我平均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一个月时间里，我瘦了6公斤。
记者：体验外卖员时，遇到“维权难”怎么办？
邢斌：有一次，我到餐厅等了半小时，菜还没有做，其间我和各方保持沟通。最后等到了75分钟，我赶紧和顾客商量，顾客非常理解，先点了收货，让我慢慢送。虽然如此，第二天还是被平台发了警告，我就此一级一级申诉，但都显示申诉无效，最后到第五级申诉时，主管人员还是说无法通过申诉，反问我：“你申诉了快一整天了，有这时间，你跑一天外卖，也快赚200块钱了。”
我当时回答说：“这不是钱的问题。”过了一会儿，他说给我发了一个红包，我打开一看里面有15元，对方留言说理解我的经历，但罚款不能取消，15元钱算是他个人的补偿。
记者：这段经历对你有哪些影响？
邢斌：我体验的本意只是想去经历一下这样的生活，这段经历会被我消化掉，在我未来创作文学作品的时候帮助到我。
这次体验过后，我更加理解了外卖员的生活，他们是如何挣着自己的辛苦钱。以前我在写作时，看到外卖员打来电话可能会晚一些才接听，现在我一定会第一时间接听，因为我知道他们可能是边骑车边打电话，这样是非常危险的。我也希望社会能够更加理解外卖员的不容易，对他们多一些共情。
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