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立图书馆旧址

 
　陈东原先生肖像

　 他深耕教育领域，留下了多本学术著作；他探路安徽图书馆发展，为安徽文献整理指明方向；他创办《学风》杂志，启迪民智，提振学风……他是陈东原，中国教育史学家，曾任安徽省立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前身）馆长，为安徽图书馆事业发展做出杰出贡献。2023年是安徽省图书馆建馆110周年。抚今追昔，莫忘来时路，让我们一同触摸属于馆刊《学风》和它的创办者陈东原的那段光辉岁月。
　　接任馆长 积极拓展馆务
　　陈东原1902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先后在芜湖、合肥等地读书。1922年，以上海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1930年2月至1934年10月任安徽省立图书馆馆长，创办《学风》杂志。
　　彼时，安徽省立图书馆还在安庆，从1913年建馆，到陈东原任职前，由于政局紊乱和经费短绌的影响，一度处于旧式藏书楼的状态；馆址也一再变迁，从文昌宫到高等学堂旧址，再到鹭鸶桥农工学堂西边，最后迁至旧藩署才算安稳。在这十八年里，安徽省立图书馆共换了十二位馆长，政府拨付的每月经费也只是维持在几十元到数百元之间，即便有好的想法也难以付诸实践。
　　陈东原就任馆长后，开始修建馆舍、拓展馆务，通过征集省内文化典籍和历史民俗资料，成立安徽省图书馆协会，组织各种读书会，出版馆刊《学风》等各项积极举措提倡学术研究，培养良好学风。
　　藏书是为了供读者充分利用，必须大量添置。为此，陈东原在统计了既有书籍后，制定了新的购书标准和计划——新杂志希望其全，新书求其一出即有，线装书逐渐添置，本省文献求其充实，国内著名机关出版物力求备齐，添置外国书及杂志。
　　经过数年的购置，加上旧有图书及杂志报章，总量达到十万册，与陈东原刚接任馆长时相比，藏书增长一倍有余。
　　一系列的改变，也使安徽省立图书馆开始“由旧式藏书楼进而臻于海内新式图书馆之林”，并跻身近代图书馆的先进行列。
　　创办《学风》勇担民族使命
　　在馆5年间，陈东原十分重视发展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在其看来，图书馆“更重要的目的，则在提倡读书，发扬文化，促进民智，培养民德，而造成一种坚实朴茂、振作有为的风气”。
　　对学风的重视，在陈东原任职期间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对陈东原有着很大影响。
　　1929年9月，在刚刚完成北京大学教育系的学习后，陈东原被任命为安徽省教育厅督学。然而短短几个月，他耳闻目睹了地方教育腐败，愤而辞职。
　　在中华民族困苦中求生存的艰难时刻，1930年12月，陈东原以拓展馆务为契机，创办《学风》，也是希望通过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培养强烈的民族自尊意识，提振学风，以达到复兴民族的目的。在为《学风》特地撰写的发刊词《图书馆与学风》一文中，他这样写道：“图书馆的真正效用，并不是要养成几个书呆子，也不仅是要有人能利用他作一点‘纸上谈兵’的研究，而是要使人感觉生活有实质，在行为上发生变化，养成一种向上进取的良好风气的。”
　　陈东原的良苦用心，在《学风》杂志封面的办刊宗旨中亦能读出一二：“提倡学术、介绍书报、增进阅读兴趣、促成良好学风”。
　　在《学风》发行四卷之后，陈东原又通过《谈学风》一文重申其办刊理念：“你看，不学无术，岂非现在社会之大病？……欲救此病，惟有提倡养成学术习惯之风气，以期生活有实质，意志能向上，习惯能改良，社会得进步。这岂不较以学派为代表的狭义学风，更有价值？”
 　 坚守初心 掀起学术浪潮
　　《学风》的出现，在当时可谓一声“惊雷”。其所坚持的“整理中国文化，阐发安徽文献，培养民族意识，倡导良好学风”的初心，也让更多优秀文化内涵被挖掘和展示。
　　其编辑者主张，整理中国文化要持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对待文化遗产。在整理文化遗产时，侧重于对安徽文化的阐发。因此，读者们看到了各县风土志、各县著述人物考、安徽古代书院教育等专题连载，还有大量论述中国文化，研究古代作家、作品及文学史等多方面的单篇文章，蔚为大观。
　　《学风》对选稿十分严格，其标准放在今日也没有“过时”——不无病呻吟，不为出刊而出刊，不收敷衍塞责、徒充篇幅的文字。正因为杂志提倡学术研究，鼓励著述，所刊发的都是高质量的稿件，因此吸引了许多学术大咖慕名打卡。
　　如《学风》第三卷第三期刊登的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所撰《当涂出土晋代遗物考》一文，以丰富的史学、考古学、音韵文字学知识，对存放于安徽省立图书馆的这批古代遗物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旁征博引，洋洋3万字。词学家宛敏灏从1934年春到1937年6月在《学风》连载发表了22万字，其中《二晏及其词》和《安徽两宋词人》系列文章兼考据、整理、评论数者之长。
　　为《学风》杂志撰稿的姚永朴、罗根泽、李大防、宛敏灏、张振佩、王璠、刘叔雅、孙传瑗、李则纲、李相珏、刘真、毛汶、徐恒之、龙笑云等人当年都是省立安徽大学的师生，他们共同见证了一场学术刊物与学术撰稿人日久弥坚的双相奔赴。
　　倾其所学 为安徽文献留名
　　《学风》一出，在当时影响十分之大。这本刊物第一卷12期，第二卷至第六卷每卷10期，第七卷5期，最后一期发行于1937年6月20日，“七七”事变爆发后停刊，共计出版67期，前七期发行量1000册，此后持续增长，到1935年第五卷时已增至2500册。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岁月里，《学风》仍旧以它在阐发中国文化、培养民族意识方面所做出的积极努力为世人铭记。作为馆长的陈东原，也在《学风》上刊登了51篇文章，内容涉及教育史、教育时事评论、图书馆业务、书评及海外文章译作等。
　　实际上，在担任安徽省立图书馆馆长之前，陈东原在教育领域就已经有所建树，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大学求学期间，陈东原思想上深受《新青年》杂志影响，崇敬陈独秀；在学术上则推崇胡适的实证主义。
　　1921年，在蔡晓舟的主持下，安徽省教育厅举办暑期讲演会，受邀名人有胡适、陶行知、王抚五，陈东原担任此次学术讲演会的笔录员。1922年陈东原进入北京大学读书，有了与胡适进行更深学术交往的机会，此后两人还常有书信往来。
　　胡适《复陈东原书》是胡适和陈东原之间往来书信唯一存留于世的。这封复信写于1930年4月23日，因刊登在安徽省立图书馆馆刊《学风》创刊号上而幸得存世。它标志着由胡适和陈东原首次提出的“安徽文献”一词从概念固化为整理安徽文献的成功实践，由此信可以管窥民国安徽文献整理的全貌。
　　受胡适影响，陈东原先后编写了《中国古代教育》《郑板桥评传》等书。其中，1926年完稿的《中国妇女生活史》，全书共439页，23.6万字，在中国古代及近代的妇女生活研究领域至今尚有影响。
　　陈东原的一生，既有澎湃不竭的动力，又有脚踏实地的坚持，在安徽省图书馆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陈东原和他所创办的《学风》杂志，不仅在当时启迪了一批人，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财富。
　 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吴碧琦通讯员周亚寒（图片由安徽省图书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