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汪曾祺先生《岁月钟声》时，摇铃打钟的詹大胖子形象总会令我想到自己执教中小学时的一些事情。
　　17岁那年，因为懂得一点拼音的缘故，我在海螺小学教一年级语文。铃声一响，学生便如同潮水一般涌进涌出，整座祠堂便如同池塘放水即将干涸见底一样，活蹦乱跳的鱼儿无处不在。
　　铃声是指令，一般是由校长亲力亲为，莫说校工，就连一些资历尚浅的老师也是长年累月摸不上边的。身材不高的王校长每次拉动绳索敲响铜铃的时刻眼光里都会露出号令三军的威严。
　　校长不住校，放学时他大多会随着学生的路队回家，铜铃和号令便静止在时空中，不愿早早离校的青年教师就会“眉目传情”，在磨磨蹭蹭中留下来，玩完“赶猪牵羊”的扑克游戏之后，一同备课、解惑。
　　过了一年，我替补一位参军民师的岗位，到一所名叫界牌的山间小学做民办教师。
　　界牌小学教师只有我一人，没有领导，没有同事，复式班，十来个学生坐在堂轩，从里到外一、二、三年级学生依条桌列坐着。一个人的学校，我马不停蹄，周而复始，虽然并不是什么都会，但我是全科老师，什么都教，独自一人在三个年级之间轮回，在语文算术之中跳跃。
　　没有铃声，调动一切的号令是我的吆喝，吆喝是界牌小学的铃声。后来为了省劲就买了一只哨子，哨音一响，学生们跑进教室，或奔向稻床（操场）。慢慢地，我体会到海螺小学王校长打铃时无比自豪的感觉，每一次吹哨，都在鼓足干劲、双脚立定之后，因为，我发现激荡在这个寂静山村里的哨音，它调遣着学生的聚散，牵动着一些人家的作息，甚至决定部分人家炊烟的起落。
　　我在界牌小学的教学生涯也是短暂的，只半年光景，现在已经记不起当初离开它的具体原因了，也记不起那用来召集学生的哨子最终身在何处、何等下场。多少年以后重回故地时，王老屋物是人非，见者“笑问客从何处来”，界牌小学早已因为生源枯竭而不复存在了。
　　原来用作教室的堂轩孤立在断壁残垣之间，透过门缝，隐约可见当年讲台后支撑黑板的那面墙上贴着“天地国亲师”的中堂，两旁贴着千篇一律的楹联：“三槐门第；十榜家声”。看着这样的对联，我为自己当年的教学而惭愧，据说，那十来个学生中仅有一人后来得以到王老屋之外的地方续读，最终考取了大专。
　　24岁那年，大学毕业，我来到了全县唯一的重点中学教书，从读书到教书再到后来改行离开，我在岳西中学一共呆了十一年。十一年是人生中不短的一段时光，回忆里总会充斥着那段岁月，受汪曾祺先生《岁月钟声》的影响，时常想起学校的那款钟铃。
　　它有着《岁月钟声》里毕业生赠送给母校的那款小铜钟的式样：铜的质地，金黄的色泽。只是不似汪先生母校的小铜钟吊在梧桐树上，它悬在学校地标建筑红楼东北边二楼的廊檐上，像一朵倒悬的喇叭花，也似一只吊葫芦，一根长长的绳索，一头系着钟铃里面的铃锤，一头拴在红楼的栏杆上。
　　悬挂钟铃的红楼之所以是学校里的地标建筑，不仅仅在于它建得早，还在于它青瓦红墙，庄重典雅。红楼耸立在石块砌成的长方形逐渐收缩的须弥座之上，单檐庑殿式屋面大气端庄，南北通透，鹤立鸡群，高高在上。拾级而上，登临红楼之际，人的内心就会生发出一种莫名的仪式感，庄严的氛围会让人情不自禁地感慨：“登斯楼也……”
　　岳西中学选了一个专心致志、以打铃为生的人，尽管他偶尔也送过报纸，但那不是他的主业。他中等身材，相貌清癯，人们称之为“玉峰老”。“玉峰”是他的名，也是同辈人们略去姓氏对他的昵称，天长日久，隔辈的人们便在昵称上附加后缀聊表尊敬，“玉峰老”的称呼就这样诞生了。
　　上下课前后几分钟，玉峰老一边哼着曲调，一边迈着他礼仪般的步子，沿砖块垒成的两段迂回的楼梯登上庄严的红楼，来到钟铃之下，解开绳索，握在手里，静候打铃时刻的到来。三番五次地看着自己手中的闹钟和腕上的手表，在确定两种计时器一致指向某一时刻之际，便按照他自己设置的节奏拉动铃锤，撞响钟铃。铛——铛——铛！钟铃由低而高发出悠长的声音，那是下课铃，是一种解缚和放松，多少紧绷的神经，在那一刻冰消瓦解，如土委地。
　　上课铃分预备铃和正式上课铃两种，预备铃：铛铛铛！铛铛铛！一声紧似一声，是一种警示和催促，它和着学子们回奔教室时匆忙的步子，制造出一种紧张的氛围。正式上课铃在预备铃之后的三五分钟敲响，此时，教室内外大多悄无声息，铛……铛……铛……悠悠的铃声像是用轻柔的口吻确认上课时刻的到来……
　　玉峰老打铃打到退休，打到返聘，打到无铃可打！无铃可打起先是因为女儿顶替了他，后来是因为有人突发奇想将学校地标建筑红楼给拆了，拆了红楼，钟铃入库，取而代之以电铃。
　　30岁那年的秋天，我离开了岳西中学，起先几年也常常回去，既有生活的需要也有情感的不舍。重回故地，红楼是注定无法再见到了，倒是“玉峰老”还偶尔能够看见。他记性挺好，对我像我还在学校时一样，笑容满面，一口一个储老师地叫着。只是，招呼之后，他似乎更加专注于地上有无纸屑一类的垃圾，他惯常一手提着蛇皮袋，一手拿着长长的火钳，不用弯腰就能熟练地将地上的纸屑搛到袋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