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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苦又甜的童年
1961年深秋，母亲生下我不久便去外地工作。我遇到了世上最好的外婆，是她，用米汤、山芋糊把我养大，让我学会走路、讲话。
七岁那年，我背着外婆缝制的书包去上学。学校在外婆家西边一华里外的许家阳屋。村里老祠堂便是教室，教室极简单，连桌椅都是学生自带的。学校很小，一年级到五年级共有20多个学生，一室，一师。老师叫刘新宙，50多岁，一身旧时文人的衣着。朗诵课文时，刘老师拖着尺把长的土腔，似念，似唱。算术课上，刘老师像是换了个人，手持戒尺，凶巴巴地行走在教室里，不时在粗心的同学手心敲几下。
许家阳屋北面是一片树林，各种叫不出名字的树挤在一起。春天，杜鹃花竞相开放，小伙伴穿梭林间，尽情玩耍。一到秋天，野板栗是大伙的最爱，其他不知名的果子，没啥意思，我们懒得搭理。
二年级的时候，我生了一场大病，双腿不能直立，不得不休学。那段日子，我分不清白天黑夜，只觉得自己一会飘在空中，一会儿沉在水里。外婆没日没夜守在我身边，为给我治病，土法子，洋法子，想尽了。见我三餐没胃口，外婆让舅舅从镇上买来酱干，单独为我做豆腐乳蒸咸鱼，算是开小灶。
也就是这一年，父亲母亲离了婚。母亲兄妹四人，头上三个哥哥。那个年代，农村女孩上学的少。出于对小女的宠爱，外公坚持让我母亲从私塾读到师范毕业，使得她上世纪五十年代出山进城，有了稳定工作。
母亲离婚那年才28岁，她很年轻，也很坚强。我的抚养权判给了母亲，弟弟则判给了父亲，但她舍不得丢下弟弟，把弟弟也寄养到外婆家，自己每月微薄的工资大部分交给舅舅，作为我们小兄弟俩的生活费。彼时，为了不让母亲操心，也为了减轻负担，在简陋的家里，我努力地学着大人的样子，上学前和放学后，我都要去放牛，让牛吃得腰圆肚肥。有天下午，我和村里同伴到后山坡放牛，几条黄牛突然打斗起来，我怕牛受伤，上前驱赶，慌乱中，摔了一跤，头碰到树桩，裂了个大口子，血流不止，外婆用黄烟堵住伤口。小孩子皮实，伤口几个月就没了踪影。
农忙时节，我跟在舅舅、舅娘和表姐表妹后面锄草、割麦、插秧、割稻、挖山芋、拔萝卜，只要干得了，我从不惜力。小学毕业时，样样农活我都会。到了农闲，我和表姐、表妹上山打柴，过冬的柴火塞得小屋满满当当。
夏夜纳凉，躺在竹床上，遥望夜空，外婆指着天上的繁星，给我们讲牛郎织女的故事。冬夜，昏暗的油灯下她摇车纺线。灯苗近枯，孟姜女哭长城、窦娥冤的故事虚虚实实，伴我入梦。我就是在外婆的故事中慢慢长大，慢慢懂得人世间的道理。
外婆走亲戚、喝喜酒喜欢带我，缺衣少食的年代，能跟外婆一起上门做客，便是吃大餐、过大年。在外婆家，舅舅舅娘对我出奇的好。舅舅精明能干，除了农活，还会织布、捻船，写一手好字。冬闲，村民们手持炭炉，叼着黄烟靠墙闲叙，只见舅舅将家里的脸盆拿来，翻倒，一根筷子敲打几下，就开讲评书，什么《薛仁贵征东》《罗通扫北》《三国演义》，张嘴就来。那时候，我像个跟屁虫，尾随在舅舅后面，舅舅也愿带我，要风给风，要雨得雨。印象最深的是，他用一筐萝卜为我换回一支“英雄”牌钢笔，用一担红薯的钱买了一钵粉蒸肉，让我吃到天下最奢侈的美食。我小小年纪也因此懂得，下人的享受多是上人的承受。
1970年，我病愈复学，这时小学搬到了杨家上屋，还增派了一位老师，也是校长。校长教语文，原来的刘老师教算术，他俩每天轮流上课。语文主要是识字、造句和背诵课文，有时还写日记，算术主要是加、减、乘、除。后来还冒出了一门体育课。那是四年级的一天，陈老师当班宣布，学校准备派两个同学去参加公社的运动会，项目是跳高和短跑，陈老师点了几位同学的名，里面有我，说要预选。
学校没有操场，陈老师将我们带到生产队晒场上，两条长凳垒上红砖，中间挑起一根竹竿，这就是跳高。山里娃哪知道什么是跳高，助跑，收腹，便向竹竿飞去。哈哈大笑中，竹竿一次次掉落，只有人瘦腿长的许建军“飞”得最稳、最高。跳高以后，陈老师又让我们站成一排，从晒场东边跑向西边，50米的距离我跑得最快。陈老师当场拍板，我和许建军同学代表学校参加公社小学生运动会，这次我俩分别获得了短跑和跳高的亚军。
时间就这样慢慢流淌，我最思念的还是母亲。山上放牛时，我望着村庄通往外面的路，只要母亲身影一出现，我箭步飞奔过去。可那时聚少离多，能和母亲在黄昏的灯下安安心心吃一顿饭，也是不容易的。每次母亲离去，我心里酸酸的，但暗藏坚定，强忍落泪，但一到晚上，便将母亲睡过的枕头拥在怀里，闻着她留下的体温和发香，任泪水磅礴。
时间，真如朱自清说的，匆匆，太匆匆。1972年底，我小学毕业了，这也是在外婆家度过的最后一年，春节一过我要到母亲工作的地方读书。即将离开从小长大的地方，离开辛辛苦苦的外婆，离开任劳任怨的舅舅舅娘，离开一起下河上山的表姐表妹，还有放心不下的弟弟，我心里难过极了。临别，我在外婆怀里嚎啕大哭，母亲拉着我，我依依不舍，一步三回。很远很远，我还能望见外婆手搭凉棚，目送我们娘俩离去。
没有选择的，才叫生活。匆匆半生，今天想来，正是这又野又淘、又苦又甜的童年才长成自己。
七岁那年，我背着外婆缝制的书包去上学。学校在外婆家西边一华里外的许家阳屋。村里老祠堂便是教室，教室极简单，连桌椅都是学生自带的。学校很小，一年级到五年级共有20多个学生，一室，一师。老师叫刘新宙，50多岁，一身旧时文人的衣着。朗诵课文时，刘老师拖着尺把长的土腔，似念，似唱。算术课上，刘老师像是换了个人，手持戒尺，凶巴巴地行走在教室里，不时在粗心的同学手心敲几下。
许家阳屋北面是一片树林，各种叫不出名字的树挤在一起。春天，杜鹃花竞相开放，小伙伴穿梭林间，尽情玩耍。一到秋天，野板栗是大伙的最爱，其他不知名的果子，没啥意思，我们懒得搭理。
二年级的时候，我生了一场大病，双腿不能直立，不得不休学。那段日子，我分不清白天黑夜，只觉得自己一会飘在空中，一会儿沉在水里。外婆没日没夜守在我身边，为给我治病，土法子，洋法子，想尽了。见我三餐没胃口，外婆让舅舅从镇上买来酱干，单独为我做豆腐乳蒸咸鱼，算是开小灶。
也就是这一年，父亲母亲离了婚。母亲兄妹四人，头上三个哥哥。那个年代，农村女孩上学的少。出于对小女的宠爱，外公坚持让我母亲从私塾读到师范毕业，使得她上世纪五十年代出山进城，有了稳定工作。
母亲离婚那年才28岁，她很年轻，也很坚强。我的抚养权判给了母亲，弟弟则判给了父亲，但她舍不得丢下弟弟，把弟弟也寄养到外婆家，自己每月微薄的工资大部分交给舅舅，作为我们小兄弟俩的生活费。彼时，为了不让母亲操心，也为了减轻负担，在简陋的家里，我努力地学着大人的样子，上学前和放学后，我都要去放牛，让牛吃得腰圆肚肥。有天下午，我和村里同伴到后山坡放牛，几条黄牛突然打斗起来，我怕牛受伤，上前驱赶，慌乱中，摔了一跤，头碰到树桩，裂了个大口子，血流不止，外婆用黄烟堵住伤口。小孩子皮实，伤口几个月就没了踪影。
农忙时节，我跟在舅舅、舅娘和表姐表妹后面锄草、割麦、插秧、割稻、挖山芋、拔萝卜，只要干得了，我从不惜力。小学毕业时，样样农活我都会。到了农闲，我和表姐、表妹上山打柴，过冬的柴火塞得小屋满满当当。
夏夜纳凉，躺在竹床上，遥望夜空，外婆指着天上的繁星，给我们讲牛郎织女的故事。冬夜，昏暗的油灯下她摇车纺线。灯苗近枯，孟姜女哭长城、窦娥冤的故事虚虚实实，伴我入梦。我就是在外婆的故事中慢慢长大，慢慢懂得人世间的道理。
外婆走亲戚、喝喜酒喜欢带我，缺衣少食的年代，能跟外婆一起上门做客，便是吃大餐、过大年。在外婆家，舅舅舅娘对我出奇的好。舅舅精明能干，除了农活，还会织布、捻船，写一手好字。冬闲，村民们手持炭炉，叼着黄烟靠墙闲叙，只见舅舅将家里的脸盆拿来，翻倒，一根筷子敲打几下，就开讲评书，什么《薛仁贵征东》《罗通扫北》《三国演义》，张嘴就来。那时候，我像个跟屁虫，尾随在舅舅后面，舅舅也愿带我，要风给风，要雨得雨。印象最深的是，他用一筐萝卜为我换回一支“英雄”牌钢笔，用一担红薯的钱买了一钵粉蒸肉，让我吃到天下最奢侈的美食。我小小年纪也因此懂得，下人的享受多是上人的承受。
1970年，我病愈复学，这时小学搬到了杨家上屋，还增派了一位老师，也是校长。校长教语文，原来的刘老师教算术，他俩每天轮流上课。语文主要是识字、造句和背诵课文，有时还写日记，算术主要是加、减、乘、除。后来还冒出了一门体育课。那是四年级的一天，陈老师当班宣布，学校准备派两个同学去参加公社的运动会，项目是跳高和短跑，陈老师点了几位同学的名，里面有我，说要预选。
学校没有操场，陈老师将我们带到生产队晒场上，两条长凳垒上红砖，中间挑起一根竹竿，这就是跳高。山里娃哪知道什么是跳高，助跑，收腹，便向竹竿飞去。哈哈大笑中，竹竿一次次掉落，只有人瘦腿长的许建军“飞”得最稳、最高。跳高以后，陈老师又让我们站成一排，从晒场东边跑向西边，50米的距离我跑得最快。陈老师当场拍板，我和许建军同学代表学校参加公社小学生运动会，这次我俩分别获得了短跑和跳高的亚军。
时间就这样慢慢流淌，我最思念的还是母亲。山上放牛时，我望着村庄通往外面的路，只要母亲身影一出现，我箭步飞奔过去。可那时聚少离多，能和母亲在黄昏的灯下安安心心吃一顿饭，也是不容易的。每次母亲离去，我心里酸酸的，但暗藏坚定，强忍落泪，但一到晚上，便将母亲睡过的枕头拥在怀里，闻着她留下的体温和发香，任泪水磅礴。
时间，真如朱自清说的，匆匆，太匆匆。1972年底，我小学毕业了，这也是在外婆家度过的最后一年，春节一过我要到母亲工作的地方读书。即将离开从小长大的地方，离开辛辛苦苦的外婆，离开任劳任怨的舅舅舅娘，离开一起下河上山的表姐表妹，还有放心不下的弟弟，我心里难过极了。临别，我在外婆怀里嚎啕大哭，母亲拉着我，我依依不舍，一步三回。很远很远，我还能望见外婆手搭凉棚，目送我们娘俩离去。
没有选择的，才叫生活。匆匆半生，今天想来，正是这又野又淘、又苦又甜的童年才长成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