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两家著名的文学期刊《作家》与《天涯》，都在第一期以重要位置推出了作家潘军的两部分量不轻的中篇小说——《刺秦考》和《与程婴书》，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两部作品与潘军24年前以先锋之姿问世的《重瞳——霸王自叙》遥相呼应，成为“春秋战国秦汉三部曲”。记者日前采访了潘军，他分享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前提下，自己对于历史的“另一种解读的可能”。
　　先找到一个最合适也最舒服的叙事方式
　　新安：两部作品让我想起了您当年的另一部同样著名的中篇《重瞳——霸王自叙》，发表于2000年的《花城》，也是第一期，很多刊物都转载了。有评论家说，正是因为《重瞳》的问世，才使得中国“先锋小说”有了一个漂亮的结尾。也有人认为，《重瞳》是“先锋小说”的落幕之作，但同时又是“新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重瞳》无疑是您作为“先锋作家”的代表作之一，相当有代入感的霸王自叙，时隔这么多年，为什么又想到要重塑“赵氏孤儿”和“荆轲刺秦”的故事？
　　潘军：二十四年前，《重瞳》发表之后，当时就有了一个写“春秋战国秦汉三部曲”的想法。我想在这三个历史时期中，选择三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做一种具有颠覆性的重新解读，很自然地就想到了春秋时的“赵氏孤儿”和战国时的“荆轲刺秦”。但是，家喻户晓的故事皆是耳熟能详，颠覆肯定是不容易的。但是不作颠覆，就没有意思了。不过当时也就是想想而已。那年陈凯歌筹拍电影《赵氏孤儿》，与我谈起过这个题材，我说，如果依旧去写程婴拿自己的亲生骨肉去换取所谓忠良之后，这种价值取向显然是不对的，今天怎么还可以去歌颂这样的一个父亲呢？那是最坏的父亲。荆轲刺秦也是如此，图穷匕见不可能，荆轲连一根针也无法带进秦王宫的，怎么刺秦？像这样的支点如果都站不住脚，重新解读就是一句空话。
　　新安：但您还是找到了！我能想象多么不易，前后这么多年。我注意到，《重瞳》《与程婴书》和《刺秦考》分别用了“我”“你”“他”三个讲述视角，很像一个刻意为之的游戏。您书里也说，这“春秋战国秦汉三部曲”，也是在捕风捉影，只要逻辑自洽，自圆其说即可。那您个人的历史观是怎样的？
　　潘军：我有一个习惯，但凡写小说，会自觉地先去考虑“怎么写”。我比较在意这个，总觉得不同的题材，应该有不同的写法，得先找到一个最合适也最舒服的叙事方式。对我而言，这算是技术活，我也一向认为小说就是通过文字造型的艺术，某种意义上，现代小说就是对形式的发现和确立。《重瞳——霸王自叙》采用了第一人称，开篇就是“我叫项羽”，这是项羽亡灵的视角，能从两千年前看到眼下。那么，《与程婴书》是否可以用第二人称来作为主打？你怎么样？于是你说，那时你想……程婴先生，别来无恙乎？这个瞬间就跳出了小说的名字——《与程婴书》。于是一气呵成，十天时间完成了四万多字的初稿。接下来，又用十来天写下了三万多字的《刺秦考》，这都是去年11月份的事。至于你说的个人历史观，我还是信奉克罗齐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强调的还是一种个人对历史的认知。所谓捕风捉影，即是在扑朔迷离的历史缝隙中去寻求另一种解读的可能，或者依靠想象来重构这个支离破碎的故事。至于真实，那只能存在于我的内心。
　　悲悯应该成为一个作家最炽热充沛的情怀
　　新安：这几篇读下来，感觉您写作的状态很率性，一会儿很骄傲，一会儿很不屑，完全不像一个“奔7”的作家，时不时还来一句黑话“做掉这个人”。质疑是您一贯的态度吗？一个写作者，一直保持一种态度是不是挺重要？
　　潘军：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不是一个专心致志的写作者，我的写作总是显得三心二意，往往是想写就写，想停就停；或者写写停停、停停写写。这几十年来我除了写小说和剧本，还作导演执导过不少电视剧，近些年又把精力放到了绘画上，办画展，出画册。但我喜欢这种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从心所欲，为所欲为。这大概就是你所言的率性吧？我更喜欢一意孤行，不参加任何专业协会，但有很多谈得来的朋友。我写小说，从来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寻找自以为合适的表达，质疑不仅是我写作的态度，也是生活的态度。庄子有言，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这话很对我的胃口。
　　新安：我能说您这“三部曲”都是人道主义的作品吗？您自己觉得，如今的潘军和写《重瞳》时的潘军，变与不变大体在哪里？我感觉您还是温和了，不会写出“我的目光劈开了乌江”，“重瞳”汇聚就像双机3D，还能看到未来，动不动就说太史公大错特错。后面两篇，感觉悲悯心更重了。
　　潘军：也有人作出类似的比较，说当年的《重瞳》写得飘逸飞扬，现在的这两部写得相对要冷峻沉静一些，但是这与年龄的关系不大，而是题材的处理不同，更是文本和叙事的需要。这三部小说，文本上有一致性，都是具有颠覆性和探索性的，都是重新解读，不过叙事上又有明显不同。你所说的悲悯心我倒是一向看重的，悲悯应该成为一个作家最炽热充沛的情怀，我希望我的小说与人性的复杂多样休戚相关，折射出人道主义的光芒。
　　新安：荆轲刺秦的结尾并没有图穷匕见，而是能拧断秦王脖子的荆轲说，我就是那把匕首。他摇摆之后答应燕太子丹的雄心是：跃然入史？
　　潘军：前面提及过，图穷匕见怎么看都是难以成立的。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描绘的场景与画面有点滑稽。作为一名出色的剑客，荆轲只要接近并瞬间控制了秦王，目的即已达成。杀一个人与证明能杀一个人，对于剑客，境界高下立判。荆轲不可能成为燕太子丹把玩的又一枚棋子，他要完成的只是自己的“一意”——证明自己，圆了英雄梦。显然他没有从肉体上消灭秦王，他不屑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精神上彻底挫败了嬴政。
　　我一直在等待契合的电影投资人的出现
　　新安：您以导演的身份给了程婴一个剧本，还把自己画画的墨意也糅进了历史之中。这一篇感觉总体写得很清冷，只是命运之轮推着每个人到终点。而十五年后真正的“赵氏孤儿”的站位，可能是最高的。
　　潘军：《与程婴书》的视角就是作者与程婴的隔空对话，也可以看作是对他进行“导演阐述”，这也影响到结构，都是叙事的需要。你的理解很对，十五年后，程婴一手抚育成人的“赵氏孤儿”，出人意料地拒绝了复仇使命，认为上辈人的恩怨和自己没有一点关系，因为程婴说出了真相，他就是“孤儿”的亲生父亲。可是，当晋景公决定重新起用赵氏血脉时，那孩子又毫不迟疑地、响亮地回答说自己姓赵。这让人悲痛欲绝，程婴焉能不疯？
　　新安：我注意到你书里的某些类似“太史公曰”的“潘军曰”，也是说来就来，司马迁在人生的至暗时刻写《史记》，司马光在人生的高光时刻编《资治通鉴》，而判断作品气质的高下，有什么样的依据？
　　潘军：谈不上什么依据，只是个人的一种判断，一种喜好和感情倾向。写作与编纂原本就是两码事，司马迁在人生的至暗时刻写《史记》，历时14年，被尊为“二十四史”之首。他是子承父命，属于私修写史，司马迁坦言作《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司马光是替官家办事的，属于官修编史，观念正统，有利于治国理政。所以宋神宗称赞《资治通鉴》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两部伟大的历史著作，由于作者的经历、境遇的不同，必将导致思想情感与政治立场的差别。荆轲在他们眼中也是英雄和流氓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不仅是一种赞美，更是一种敬意。
　　新安：这“三部曲”应该会再出单行本吧？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小说新作？我还想问，您不会一时兴起，又要重执导筒，再把三个你心中的大有文学空间的“捕风捉影”的故事，拍成影视作品吧？
　　潘军：我最近把这三部独立的中篇用文字作了导语连接，某种意义上，读者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相对统一的长篇文本，取名《春秋乱》，今年将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应该是一个好看的小说文本。另外，今年第三期的《安徽文学》将发表我的另一部中篇《教书记》，是以个人当年插队当知青的经历作蓝本的，代入感也很强。至于你说的，能否把这三部颠覆性的故事拍成电影，要看机遇。比如《重瞳》，早就改编成电影剧本了，至今却没有人敢于投资。所以说，我在等待。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等待契合的电影投资人的出现。
　　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蒋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