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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陷牢狱的前前后后
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求学无果、做官不成的徽州制墨家程君房回到了故乡，却于不久后身陷牢狱，并在狱中度过了6年时间。
一个从小随父经商，后北上求学并捐资做上小官，一心想走上仕途“正路”的人，为何会在归乡后很短时间内成为罪人呢？
一
就在程君房下狱当年的早些时候，他写下了《墨苑自叙》，记述了自己编纂《程氏墨苑》的想法和原因，但其中未曾有片言只语提及跟牢狱之灾有关的事情。想必，他官司缠身是在写完《墨苑自叙》之后的事了。
程氏在《墨苑自叙》中首先介绍了自己痴迷及遍搜古墨的人生经历。他十几岁时就对古墨有着极大的兴趣，不管是前人留下的制墨方法，还是当时人们收藏的古墨，他都会“极索穷搜，什得其九”。
不过在古墨搜集过程中，程君房发现无论是唐、五代还是宋、元时代的知名墨家，存留的实物已经很难找到，也常常因此留下遗憾，正所谓“尝以不得一挺为恨”。
《墨苑自叙》中罗列了如唐代的祖敏、陈朗、奚鼐，五代的奚超、奚廷珪父子，宋代的潘谷、沈珪、常和、张遇以及元代朱万初等人，虽然他们都曾在制墨界名震一时，但到程君房生活的年代，都已是“物往名存，徒遗口耳”。
尽管如此，程君房搜墨的癖好一直没改。直到1564年他23岁去北京国子监求学时，仍热衷于搜集古墨。
《墨苑自叙》中记载了程君房和他的朋友吴仲良的一段对话，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程君房编纂《程氏墨苑》的初衷。
吴仲良提出，“韦仲而下奚李相承，代有墨者，名存而物卒，归无何有。”意思是说，就算历代名墨家如魏之韦诞（字仲将）、唐之奚鼐一门留下的“墨名”也只是散见于编简之中，实物更是难见其全。
于是，吴仲良建议程君房制作墨谱，以免像前人一样“名物无存”，所谓“计图仅存，非谱不可”。
程君房对此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表达了耻于以墨竞名的想法。
他在和吴仲良聊天的时候提起身边一个“伪人”，即他所认为的道貌岸然、内心不良的方于鲁。他觉得方于鲁制作《方氏墨谱》，就是在“摽图钓贾”，其实墨不副谱、谱不副文。
程君房痛斥方于鲁学尽了他的制墨技术却忘了本、为了延续虚名而不走正道、欺骗天下之人还要闭塞他们的视听。程君房觉得，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天下人知道方于鲁的伎俩，墨之真赝得以辨别，名不名倒是无所谓。
不过吴仲良认为，制作墨谱也并非仅仅是为了竞名，古人制墨有着固定的法章，取义、立用、命名都有固定说法，而且一块好墨能够让人“举研兴怀、临池触念”，“墨之有造于人者，大也”。
程君房对此认为，光有墨图而无所表述“何以称于天下？”他觉得自己要做的事，是给墨图都加上注释，让人们知道墨图是怎么来的，“务使意足于象，才剂于题，或可成一家之书”。程君房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这也是《程氏墨苑》最终的呈现方式，不仅有墨图，而且有针对墨图的释义和题赞。
二
程君房在《墨苑自叙》中公开批评的“伪人”方于鲁是谁？
方于鲁和程君房有很多共同点。他们均是徽州严镇人，并且两人都出生于1541年（嘉靖二十年），家庭背景皆是徽商，后来又成了同时期徽州制墨家。
从晚明文坛领军人物李维桢给方于鲁写的墓志铭可以看出，方于鲁原名方大滶，于鲁只是他的字。后因为所制造的署名墨进贡内廷，得到当时皇帝万历的赏识，就改名为方于鲁。
方于鲁从小聪颖，爱读诗词歌赋，还特别喜欢游历。李维桢在墓志铭中这样描述方于鲁：“西入楚蜀，至夜郎，北入齐鲁燕赵，至蓟门、卢龙诸塞上。”
墓志铭中还提到，“诸名士延入社中，据左席，浮白长啸，醉或累日夕酣卧。”从中不难看出，尽管方于鲁出身商家，但并未受到名士排斥，常与他们诗酒唱酬。至于驰马试剑、青楼度曲、五木六博之类的放浪形骸之举更是时或有之。
最终，方于鲁耗尽了父亲的遗资，贫病交加，不得不回到歙县。“所席父遗资，挥斥殆尽，亦会有病，遂归。”正是方于鲁这次回乡，徽墨界所谓“程方之争”也正式拉开了序幕。
程君房在《程氏墨苑》后所附的《续中山狼传》中记载，方于鲁回到故乡之初，生活相当贫困，靠蹭饭度日。“数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
有一天，方于鲁通过程君房朋友介绍来拜访，当时他身染疫病，步履趔趄，孟冬时节还穿着单衣，冻得浑身颤抖。程君房看后心生怜悯，于是好心收留，还让方于鲁当了“记室”的职务，并且延医问药为方于鲁治病，
花大价钱买参给他调理身体。
程君房是个热心人，所谓“士之困厄者恒赒之”，他见当时的方于鲁没有谋生之道，又将自己所学制墨之法全部传授给了方于鲁。按程君房的描述，真是要钱给钱，要人给人。
“余夙抱墨癖，遍访古人搜烟和胶之法，试之果良……恒念于鲁不能治生，尽以其法授之。法具矣，苦无资，庚贷以资。资具矣，苦无仆，庚分以仆。”
方于鲁也很聪明，程君房教授的制墨方法，他学得很快。不仅解决了衣食问题，还颇有盈利。
程君房当时一心仕途，他将墨坊的经理事务交给方于鲁这样一个还算能干，在制墨方面也有天赋的人打理，自己则做个“股东”安心考学，这也不失为一种可能性。这从《程氏墨苑》和《方氏墨谱》中有颇多相同墨样以及有二人共同具名的墨传世可见端倪。
三
程君房和方于鲁因何决裂？又为何会在徽墨历史上留下一段众说纷纭的公案？
按照程君房在《续中山狼传》中的描述，方于鲁的墨业在程君房的帮助下蒸蒸日上。可当程君房去京城时，方于鲁却谋娶了程君房的侍女，程君房为此大为恼火，他形容方于鲁挣钱以后“淫心复炽”“乃竟以床笫之故，忘生死之交”，于是“讼之有司，卒致离析”，方也因此失去了刚迎娶的妾室。
至此程君房和方于鲁正式决裂，此后两人的过节愈演愈烈，直到无法收场。
那么程君房1594年所遭遇的牢狱之灾是否跟方于鲁有关？史料中又是否埋有草蛇灰线？
从程君房的自述看，他下狱的原因是一场“叔侄之难”，即与其大哥程大纲之子程公霖、二哥程大纪之子程一凤有着诸多牵连。
程君房自比节侠，性情伉直，加上徽州家族重视家风，他对子侄辈的不良行为难以容忍，肯定常加斥责。当程大纪离世后，程一凤曾试图驱逐继母，被程君房狠狠地教训过。为此他们对这位长辈一直“怀恨在心”。
直到有一次，侄子家的家奴因为飞扬跋扈，被程君房杖责。侄子们于是将受伤的仆人移至岳庙中，希望他受创而死。不久，仆人果真死了。
程君房在《续中山狼传》特别提到方于鲁参与其中的情景：“于鲁乘其创甚，赂医投以犀角地黄汤，顷之死矣。”之后，方于鲁父子鼓动一众无赖，抬着尸体来程君房家门口，大呼“杀人了”。
就这样，程君房被投入牢狱，6年后才被无罪释放。当然，程君房自己说，方于鲁参与构陷他的经过，是他出狱后好友转述的，而且说得“历历有征”。只是，程氏著作中描述的这些经过都未有相印证的史料，我们已无法判断方于鲁是否真的参与其中。
程君房经历6年牢狱之灾后，方于鲁墨早已声名鹊起。但程君房并未因此一蹶不振，为了挽回声誉，他更加积极地投入到了制墨事业中，不仅出版了超越《方氏墨谱》的《程氏墨苑》，其所制顶级佳墨也逐渐走进了文人名士的视界并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一个从小随父经商，后北上求学并捐资做上小官，一心想走上仕途“正路”的人，为何会在归乡后很短时间内成为罪人呢？
一
就在程君房下狱当年的早些时候，他写下了《墨苑自叙》，记述了自己编纂《程氏墨苑》的想法和原因，但其中未曾有片言只语提及跟牢狱之灾有关的事情。想必，他官司缠身是在写完《墨苑自叙》之后的事了。
程氏在《墨苑自叙》中首先介绍了自己痴迷及遍搜古墨的人生经历。他十几岁时就对古墨有着极大的兴趣，不管是前人留下的制墨方法，还是当时人们收藏的古墨，他都会“极索穷搜，什得其九”。
不过在古墨搜集过程中，程君房发现无论是唐、五代还是宋、元时代的知名墨家，存留的实物已经很难找到，也常常因此留下遗憾，正所谓“尝以不得一挺为恨”。
《墨苑自叙》中罗列了如唐代的祖敏、陈朗、奚鼐，五代的奚超、奚廷珪父子，宋代的潘谷、沈珪、常和、张遇以及元代朱万初等人，虽然他们都曾在制墨界名震一时，但到程君房生活的年代，都已是“物往名存，徒遗口耳”。
尽管如此，程君房搜墨的癖好一直没改。直到1564年他23岁去北京国子监求学时，仍热衷于搜集古墨。
《墨苑自叙》中记载了程君房和他的朋友吴仲良的一段对话，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程君房编纂《程氏墨苑》的初衷。
吴仲良提出，“韦仲而下奚李相承，代有墨者，名存而物卒，归无何有。”意思是说，就算历代名墨家如魏之韦诞（字仲将）、唐之奚鼐一门留下的“墨名”也只是散见于编简之中，实物更是难见其全。
于是，吴仲良建议程君房制作墨谱，以免像前人一样“名物无存”，所谓“计图仅存，非谱不可”。
程君房对此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表达了耻于以墨竞名的想法。
他在和吴仲良聊天的时候提起身边一个“伪人”，即他所认为的道貌岸然、内心不良的方于鲁。他觉得方于鲁制作《方氏墨谱》，就是在“摽图钓贾”，其实墨不副谱、谱不副文。
程君房痛斥方于鲁学尽了他的制墨技术却忘了本、为了延续虚名而不走正道、欺骗天下之人还要闭塞他们的视听。程君房觉得，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天下人知道方于鲁的伎俩，墨之真赝得以辨别，名不名倒是无所谓。
不过吴仲良认为，制作墨谱也并非仅仅是为了竞名，古人制墨有着固定的法章，取义、立用、命名都有固定说法，而且一块好墨能够让人“举研兴怀、临池触念”，“墨之有造于人者，大也”。
程君房对此认为，光有墨图而无所表述“何以称于天下？”他觉得自己要做的事，是给墨图都加上注释，让人们知道墨图是怎么来的，“务使意足于象，才剂于题，或可成一家之书”。程君房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这也是《程氏墨苑》最终的呈现方式，不仅有墨图，而且有针对墨图的释义和题赞。
二
程君房在《墨苑自叙》中公开批评的“伪人”方于鲁是谁？
方于鲁和程君房有很多共同点。他们均是徽州严镇人，并且两人都出生于1541年（嘉靖二十年），家庭背景皆是徽商，后来又成了同时期徽州制墨家。
从晚明文坛领军人物李维桢给方于鲁写的墓志铭可以看出，方于鲁原名方大滶，于鲁只是他的字。后因为所制造的署名墨进贡内廷，得到当时皇帝万历的赏识，就改名为方于鲁。
方于鲁从小聪颖，爱读诗词歌赋，还特别喜欢游历。李维桢在墓志铭中这样描述方于鲁：“西入楚蜀，至夜郎，北入齐鲁燕赵，至蓟门、卢龙诸塞上。”
墓志铭中还提到，“诸名士延入社中，据左席，浮白长啸，醉或累日夕酣卧。”从中不难看出，尽管方于鲁出身商家，但并未受到名士排斥，常与他们诗酒唱酬。至于驰马试剑、青楼度曲、五木六博之类的放浪形骸之举更是时或有之。
最终，方于鲁耗尽了父亲的遗资，贫病交加，不得不回到歙县。“所席父遗资，挥斥殆尽，亦会有病，遂归。”正是方于鲁这次回乡，徽墨界所谓“程方之争”也正式拉开了序幕。
程君房在《程氏墨苑》后所附的《续中山狼传》中记载，方于鲁回到故乡之初，生活相当贫困，靠蹭饭度日。“数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
有一天，方于鲁通过程君房朋友介绍来拜访，当时他身染疫病，步履趔趄，孟冬时节还穿着单衣，冻得浑身颤抖。程君房看后心生怜悯，于是好心收留，还让方于鲁当了“记室”的职务，并且延医问药为方于鲁治病，
花大价钱买参给他调理身体。
程君房是个热心人，所谓“士之困厄者恒赒之”，他见当时的方于鲁没有谋生之道，又将自己所学制墨之法全部传授给了方于鲁。按程君房的描述，真是要钱给钱，要人给人。
“余夙抱墨癖，遍访古人搜烟和胶之法，试之果良……恒念于鲁不能治生，尽以其法授之。法具矣，苦无资，庚贷以资。资具矣，苦无仆，庚分以仆。”
方于鲁也很聪明，程君房教授的制墨方法，他学得很快。不仅解决了衣食问题，还颇有盈利。
程君房当时一心仕途，他将墨坊的经理事务交给方于鲁这样一个还算能干，在制墨方面也有天赋的人打理，自己则做个“股东”安心考学，这也不失为一种可能性。这从《程氏墨苑》和《方氏墨谱》中有颇多相同墨样以及有二人共同具名的墨传世可见端倪。
三
程君房和方于鲁因何决裂？又为何会在徽墨历史上留下一段众说纷纭的公案？
按照程君房在《续中山狼传》中的描述，方于鲁的墨业在程君房的帮助下蒸蒸日上。可当程君房去京城时，方于鲁却谋娶了程君房的侍女，程君房为此大为恼火，他形容方于鲁挣钱以后“淫心复炽”“乃竟以床笫之故，忘生死之交”，于是“讼之有司，卒致离析”，方也因此失去了刚迎娶的妾室。
至此程君房和方于鲁正式决裂，此后两人的过节愈演愈烈，直到无法收场。
那么程君房1594年所遭遇的牢狱之灾是否跟方于鲁有关？史料中又是否埋有草蛇灰线？
从程君房的自述看，他下狱的原因是一场“叔侄之难”，即与其大哥程大纲之子程公霖、二哥程大纪之子程一凤有着诸多牵连。
程君房自比节侠，性情伉直，加上徽州家族重视家风，他对子侄辈的不良行为难以容忍，肯定常加斥责。当程大纪离世后，程一凤曾试图驱逐继母，被程君房狠狠地教训过。为此他们对这位长辈一直“怀恨在心”。
直到有一次，侄子家的家奴因为飞扬跋扈，被程君房杖责。侄子们于是将受伤的仆人移至岳庙中，希望他受创而死。不久，仆人果真死了。
程君房在《续中山狼传》特别提到方于鲁参与其中的情景：“于鲁乘其创甚，赂医投以犀角地黄汤，顷之死矣。”之后，方于鲁父子鼓动一众无赖，抬着尸体来程君房家门口，大呼“杀人了”。
就这样，程君房被投入牢狱，6年后才被无罪释放。当然，程君房自己说，方于鲁参与构陷他的经过，是他出狱后好友转述的，而且说得“历历有征”。只是，程氏著作中描述的这些经过都未有相印证的史料，我们已无法判断方于鲁是否真的参与其中。
程君房经历6年牢狱之灾后，方于鲁墨早已声名鹊起。但程君房并未因此一蹶不振，为了挽回声誉，他更加积极地投入到了制墨事业中，不仅出版了超越《方氏墨谱》的《程氏墨苑》，其所制顶级佳墨也逐渐走进了文人名士的视界并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