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神庙


　　古皋陶墓 任大勇/摄

　 因为涉及刑狱，提起历史上的法治人物，在人们的印象里，往往是严厉的、冷酷的、无情的，甚至有些凶狠，有些残忍。谈到圣人，给人的感觉则是睿智的、儒雅的、温润的，和蔼可亲，如沐春风。法治人物与圣人，反差强烈，似乎格格不入。可是，上古时期的皋陶却集二者于一身，被国人奉为“司法鼻祖”或“法治鼻祖”，又与尧舜禹并称为上古“四圣”。
　　有关皋陶的生平和言论，《尚书》《史记》等古籍中均有记载。值得关注的是，皋陶不仅名垂史册，而且在江淮大地上留下了不少印迹。
　　壹
　　相传，因为皋陶辅政有功，大禹将今皖西一带的地域分封给他的子孙。故此，六安市有“皋城”之称。这个别名，蕴藏着远古的记忆。
　　皋陶之墓位于六安市开发区皖西大道北侧，遗冢为一高达6米多的圆形土堆，墓冢之上，一棵老树枝繁如盖。墓前的石碑为清同治八年（1869年）所立，上刻“古皋陶墓”四个雄浑苍劲的大字，由当时的安徽布政使吴坤修题写。墓前两边，立有獬豸雕像，这是传说中助力皋陶断案的独角神兽。
　　在民间，一直流传着“皋陶造狱，画地为牢”的故事。史称，“皋陶为大理”，“作士以理民”。“理”为古时法官名称。研究认为，尧舜时期的古代部族可分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当时，以中原为核心地区，确立了华夏国家的雏形。江淮地区位于中原的东南，属于东夷集团领地。据称，在尧执政时期，三大集团和解结盟，组成了联合政府。尧为联盟最高盟主，各集团首领到中央任职。皋陶作为东夷集团首领，成为尧舜禹三代华夏部落联盟统治阶层的核心人物。
　　上述记载与研究成果，一方面反映了东夷集团的重要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充分肯定了皋陶的政治威望和处理国政的能力。由此可以推断，皋陶之所以能够掌管司法大权，是因为东夷集团的法治文明优于其他部落。当时，包括江淮地区在内的东夷集团领地，在法律制度建设和司法管理方面是领先的、优越的，得到了联盟成员的公认。
　　贰
　　在相关古籍中，皋陶的形象极具神话色彩——嘴突如马，脸色发青。《淮南子·修务》称：“皋陶马喙，是谓至信，决狱明白，察于人情。”《荀子·非相》则云：“皋陶之状，色如削瓜。”这些资料，所塑造和展现的，是一个公正严明、洞察是非、铁面无私、才能超凡的“狱神”形象。
　　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和法治，是建立在天道、神道、人道和君道这四道基础之上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法治的思想世界。被神化的皋陶，似乎从某个角度印证了这种说法。
　　相传，皋陶断案，常借助神兽“獬豸”。东汉王充认为，獬豸乃“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故皋陶敬羊”（《论衡》）。獬豸，俗称“独角兽”。这种神兽颇具灵性，有分辨曲直、确认罪犯的特殊本领。遇到疑难案件难以审理时，皋陶让獬豸助阵。如果嫌疑人有罪，獬豸就会用角抵触他，迫使嫌疑人坦白罪过，甘愿受罚。
　　“神兽决狱”，反映了早期审判活动中人们对于神明的迷信，以及统治者对于司法审判威慑力的维护，表露出当时的司法官员追寻事实真相以利于公正执法的良好愿望。当事者中，那些干了坏事、图谋不轨的人毕竟心中有鬼，受迷信等因素的影响，遇见“神兽”难免慌张害怕，甚至不打自招。獬豸配合断案，或许是皋陶与罪犯以及纠纷中无理的一方进行“心理战”的手段吧。
　　“法”，繁体字为“灋”。许慎《说文解字》云：“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从水，意为公平；从去，即弃去，是指打击犯罪、惩治邪恶。“廌”，即“獬廌”，也称“獬豸”，寓意着正义。由此可见，司法的初衷与核心要义是追求公平正义。
　　《新语·道基》曰：“皋陶乃立狱制罪，悬赏设罚，异是非，明好恶，检奸邪，消佚乱，民知畏法。”另据《左传·昭公十四年》引《夏书》：“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把贪赃（墨）行为与劫掠（昏）、杀人（贼）行为一并入罪，处以极刑，体现了部落联盟约束公职人员，严厉制裁渎职、贪污行为的意图，这也许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早期的思想萌芽。
　　叁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在抑恶扬善方面，道德和法律是根本一致的。但是，道德底线的坚守，需要法律制度的完善。
　　《尚书》是我国流传至今年代最为久远的一部历史典籍，内容丰富，影响巨大。因其是“五经”之一，又被称为《书经》。有学者称其是记载尧以来历史的“中国自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信史”。《尚书·皋陶谟》是一篇记言体政论散文，主要记载的是主管刑罚的高层官员皋陶的发言。皋陶所言主题是：“允迪厥德，谟明弼谐。”大意为，诚实地履行德政，君主就会决策英明，大臣们勉力辅助，君臣同心一致。
　　在与大禹的交谈中，皋陶提出了为政者的“九德”标准：“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即宽厚而谨慎，温柔而独立，忠厚而庄重，能干而严谨，柔顺而刚毅，耿直而温和，志高而慎微，刚正而实在，坚强而正义。强调了为政以德的指导思想。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不仅危及民众，也会惹祸上身。这样的道理并不深奥，然而总是有人执迷不悟。工具性是法律的基本属性之一，皋陶似乎深谙此理。他认为，社会治理的根本“在知人，在安民。”还指出，应“临下以简，御众以宽”“慎乃宪”，即宽以待民，审慎司法。
　　《尚书·舜典》中，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的记载。由此可知，流放、鞭笞、赎金等刑罚，以及赦免、严打等律令在当时已经初步形成体系。作为核心层领导人物和“首席大法官”，皋陶不是局限于让“民知畏法”，更是要求统治者推行德政，“慎厥身，修恩永”，即谨慎修身，坚持不懈，以求长治久安。
　　推崇“德法结合”，即德政与法制结合，德教与刑罚结合，无疑是皋陶法治思想的闪光之处。或许，不仅倡导以“法”管人，更主张以“德”服人，是皋陶能够成为一代圣贤的关键所在。《论语·颜渊》载：“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意思是，皋陶被民众推选出来，那些不仁的坏人就被疏远了。
　　如此看来，一个杰出的法治人物，理应是一个关爱民众的“仁者”、一个不负众望的“德明”者。
 　 肆
　　历史上，皋陶是主张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的第一人。他的法律思想和治国安邦之道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无疑属于影响较大的学派。儒家重视推行“仁政”，提倡“礼治”“德治”，主张“德主刑辅”“明德慎刑”“明刑弼教”。法家的基本观点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强调“以法治国”，主张“以力服人”“以刑去刑”。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礼”与“法”的“共同体”。不难看出，无论是崇尚“礼治”的儒家，还是力主“法治”的法家，其法律思想与皋陶的法律思想都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由此可以确认，皋陶法律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重要源头。
　　皋陶生活的年代，正是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的最后阶段，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从部落联盟到奴隶制国家政权，从蛮荒状态下的自然习俗到文明社会的正常秩序，亟需讲求法度，规范各种社会关系。皋陶的法律思想，展现了中华民族先辈们的超凡智慧，推进了社会治理的有序化。更为重要的是，皋陶提出的“德政”“知人”“安民”等主张，富有人性化色彩，体现了可贵的民本思想，蕴含着真切的爱民情怀，而且洞察到民心向背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