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读书》杂志是无数读书人心中的圣殿。上面的文章,作为高中生的我一小半能看懂,大半是不明觉厉地敬而远之,辛丰年那组“门外谈乐”的文章属于后者。不过我家邻居,本城最有文化的王老师总赞叹:写得好啊写得好。我想那肯定很好。
十多年后我混迹于天涯论坛,居然认识了不少辛丰年的粉丝。他们和我年龄差不多大,如严锋所言,多为音乐爱好者和白领丽人。在交通并不是特别方便的当年,他们隔上一段时间就去看看他。我想他们一定从那些见面里汲取了很多,但也只当成文化圈现象未加留心。
然后有了微博,意外遇见辛丰年的儿子严锋老师,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一个酷爱吃面,对猪肉和VR都有研究,会修电脑也擅长写段子的音乐发烧友。当斗志忽然被不靠谱的网友激发时,他则会像撒贝宁那样凡尔赛,亮出他两次江苏省文科最高分的战绩。
我有时会拿严锋老师给小儿励志,告诉他严锋老师高考前晚一夜无眠,等拿到试卷,发现不过如此,随手就考了个等同于江苏文科总分第一的分数。“状态”这个事,可能没那么重要,我们往往栽在“担心状态不好”上。
拿到成绩后,严锋老师快乐地看了一夜《约翰·克里斯朵夫》,第二天体检,转氨酶过高,竟然不能上大学。想想这是多大的挫折,好不容易考了全省第一,居然连学也没得上。但严锋老师从头再来,又考了个全省文科最高分。历来状元不少,拿两次文科最高分的鲜矣,真够吹一辈子的。所以一件事发生时,不要着急给它定性,如果躲不过,就扛起来,说不定反而会成就你人生里的高光时刻。
小儿听了几次,有天,忽然说:“你说的都是‘后来成功了’的故事。但大部分人休息不好,考试成绩就是会差一点。第一次考得好,第二次不见得考得好。严锋老师是个例,不见得适用所有人。”
我无言以对,想想若有人用严锋老师的故事鼓励我,我也会很抗拒。这也是大部分鸡汤的命门,鸡汤里也都是“后来成功了”的事,而大部分人,一个小错都犯不起,把救赎寄托于“后来成功”,纯属自欺欺人。
我自己想一想,能够安慰到我的也不是严锋老师的经历,而是辛丰年的。我这人内核不太稳定,容易困扰,但这几年,我遇到什么事,总会想,假如是辛丰年遇到会怎样?那一定不会怎么样。刮风下雨,或者晴空万里,对他都不会有太大影响,他有一种神奇的专注力,可以屏蔽外界的干扰,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生活。
二
这样一个辛丰年,我是在严锋老师的文章里看到的。
按严锋的说法,辛丰年的父亲是个小军阀,做过上海戒严司令和淞沪警备司令。“后来下野了,就在上海淡水路法租界里做寓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严锋老师曾在微博上提起过,有一条街的房子都是他祖父的。
辛丰年的童年生活优裕,但这段历史只是让辛丰年深感羞耻,怀着“对人间的绝对正义的追求,以及刻骨铭心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走上革命道路。六十年代,他因为说了几句话,被撤销一切职务,发配回老家劳动。
从“干部”变成公社煤球厂最底层的劳动者,社会地位断崖式降低,饥饿成为常态,生活肯定有影响,但只能影响到一部分。
严锋回忆说:“到了晚上,如果没有夜班的话,就会读鲁迅和《英语学习》之类的书。从福州带到乡下的竟然也有两三百本。看书看得吃力了,就会拿出小提琴来拉上几段,最经常拉的是萨拉萨蒂的《流浪》和马斯南的《沉思》,后者是他最喜欢的音乐之一……”
厂里的文艺组里有各种乐器,屋里所有的乐器,辛丰年都会一点,他拿到一本新歌集,能“很快地连词带谱从第一首歌唱到最后一首歌”。
毛姆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小型避难所。阅读制造某种间隔感,让你随时从不如意的现实中抽身。当辛丰年拉起二胡,吹起笛子,或者打开歌集开始歌唱,就是瞬间进入他的掩体,爱学习的人,有掩体自由。
三
平反之后,辛丰年没有朱买臣式扬眉吐气,际遇改变对他而言不过是换了个学习环境,他没有那么多气。当然他也觉得人生被蹉跎了,过多的劳动,耽误了他看书听音乐的时间。
所以,虽然只有五十三岁(比此刻的我大四岁),他向组织提出退休。严锋说此事似有叹息之意,称之为“这可能是辛丰年一生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之一。”因为从此再没有人管他,升官分房全没份。并不是只有这些才值得追求,但本来可以兼得的不是吗?
王维就对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颇有微词,说他太任性,后来穷到要饭。还不如一见督邮,可以安然地领份薪水,把生活安置妥当。“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
这个思路不能说不对,但渐渐可能就会把过程当成目的。你本来说只要得到这样就收手,后来又想要那样,渐渐变成一个啥都想要的人。陶渊明的挂靴而去,不是对督邮的任性使气,而是自己人生里的纵身一跃,让自己成为一个没那么“想要”的人。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谁规定豆苗必须长得好呢?“但使愿无违”就可以了,这是陶渊明的一种专注。
提前退休,也是辛丰年的纵身一跃。严锋说他退休手续一办完,就拿起一根扁担,用补发的工资到新华书店里去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买了回来。《鲁迅全集》《资治通鉴》《艺苑掇英》《文物》杂志……
想看的书太多了,他吃饭的时候都在看书。同时,他不断更新他的音响设备,从夏普四喇叭收录机到WalkmanCD唱机。买不起唱片,他就去读乐谱,他还开始自学脚踏风琴、钢琴,一上来就弹舒伯特,弹肖邦……至于弹得怎么样呢?严锋说,只是苦了我们这些家里的人。
四
辛丰年的退休生涯,似乎可以分为现实和精神两部分,现实这部分是做(大量)家务,“基于那种根深蒂固的对剥削阶级人压迫人生活的永恒的厌恶”,他不愿意请保姆;精神这部分就是读书和听音乐,以及写作。
从严锋的叙述看,写作似乎是读书和听音乐理所当然的副产品,辛丰年毫无扬名立万的野心,但稀里糊涂地就在晚年成了名,这似乎很符合当下倡导的长期主义,不过长期主义还有个目的在,辛丰年并没什么目的。
有次严锋跟人聊起辛丰年的文章,对方说比某某的好,严锋回去转告父亲,辛丰年大怒,认为是一种轻浮和不负责任的说法;还有一次,辛丰年的老友章品镇在电话里,也许是调侃地说,我现在也出名了。辛丰年听得很生气,认为这个老朋友怎么变虚荣了呢?
我初看这两个细节,只觉得是辛丰年淡泊名利,后来偶尔想起,还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对于自我的忠实。我们常说,我手写我心,似乎从心到手,就是这么短的一个距离。但事实上,大多人是无法埋头写作的,心里总会有个小人,在提笔落笔之间,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更有甚者,哭着喊着要全世界证明,自己写得比别人好,想用哪怕是不三不四的人的一句肯定,覆盖自身的卑微感。
辛丰年不是这样的人,所以那些别人听了会心花怒放的话,他只有反感。当然像严锋或者章品镇也不会把这类话看得认真,只是就那么一说,“不欲异于世情”而已。但辛丰年是认真的,如汤唯所言,人生就像开车,有时候你觉得方向错一点点没关系,但可能渐渐就不知道偏向哪里了。我们就是不在乎这种偏移,渐渐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其实很难,人总是被各种事情干扰,本来想走这条路的,不知怎么就走上了那条路。改变得很自然,完全不像电影里还有个艰难的心路历程。就是孔子本人我看也很难做到,所以他特别佩服颜回,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忧回也不改其乐。与其说颜回清心寡欲,不如说他专注,因为一箪食一瓢饮本来也没有那么难以忍受,但大家都觉得它不能忍受,也就显得不能忍了。
当然,颜回也好,辛丰年也罢,多少也有点天赋异禀,不似肉体凡胎。普通人与欲望纠缠良久,难以追蹑他们的脚步。但是,人人都应该有点辛丰年,他会在某些时刻给你支撑。在你患得患失之际,在你生出鄙吝之心之时,想到有那么一个辛丰年,是不是也会昂首挺胸,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反正,我会这样我会这样,,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但想起他来就会少些忧惧之心。世上竟有这样的人,世上该有这样的人,对我来说,他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一个纯粹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