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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公汪采白
我的外公汪采白先生，是近代新安画派的一位著名画家。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夏历六月十三日出生于歙县西溪汪里。五岁从黄宾虹授四子书，时宾老正问业于采白的祖父仲伊公。采白稍长，入歙城小北街崇一学堂，遂得与陶行知、姚文采同学，并结为生平挚友。后，随叔父鞠友公就读于中国最早的美术教育高等院校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为李瑞清弟子。宣统庚戌年（1910）毕业，时年二十三岁。
只此青绿
采白先生喜爱诗画、摄影和写生。他的足迹遍及黄山南北、奇峰绝壁。（现在民间资料上都说汪采白一生五上黄山，我妈跟我说，外公上黄山的次数是远远不止五次的。单1912年为测绘黄山，就前后三年穿行在黄山，朝朝暮暮卧游于大自然怀抱之中，方能深得造化之秘。）采白家居黄山之麓，近视峰峦，远窥云海，1910年就遍游前后海。1912年秋九月，先生和杨禾甫（赵元任博士之妻兄）又登黄山，进行实地测绘，兼事写生，又携照相机为山林拍照。近代黄山的摄影照片，“迎客松”得入镜头与世人见面，“盖自先生始”。
采白先生熟悉黄山，一生都在描绘黄山。1936年先生在一幅画中题写：“小心坡附近有小径可达云谷。昔日云谷僧曾一度导游，途中多怪石奇峰，目不暇接，去岁往游，觅此径不得，脑海中仿佛昔游有此境。落笔涂之，时孟春二月也。”由此可见，先生对黄山风光是何等地烂熟于心！作为黄山大地哺育的画家，草木的灵气、迎客松挺拔高昂的姿态和山泉韵律在先生笔下得以准确、灵动地表现出来，而且先生以青绿色勾画黄山，尤为出色。其1936年所作一黄山青绿山水条幅，获得巴黎画展一等奖。
采白先生在南京，曾于一千多幅黄山图中选取三十六幅彩印出版。题曰《黄海卧游集》，并有胡适、许世英等名人为该集作序。真正代表汪采白青绿山水成熟之作的就是这本《黄海卧游集》。（此集1952年由我外婆无偿捐赠给了国家文物部门，现藏安徽博物院。）
回归故里
采白先生自两江师范学堂毕业并对黄山作了实地测绘后，一开始是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讲授投影写生课目，1924年后执教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时先生年未四十，精力充沛，授课之余，名家之收藏，故宫藏历代诸家之名作，常获观赏临摹，因之画境日见开拓。1928年，采白先生南返，任国立南京中央大学国画系主任兼教授，与张大千、徐悲鸿、吕凤子、张书旗、潘玉良、陈之佛等人共事，在这期间，先生沉潜画事，在教学过程中一直强调：“对一草一木要仔细观察，写其形，传其神。”“要临古学今，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要多选真山真水入画，此师古师今师造化之意。”
1932年秋，受许世英及安徽省教育主管部门重托，先生回归故里，出任安徽省立第二中学校长。在此就任时间不长，采白先生却有许多令人称道的故事。限于篇幅，仅举两例：
其一：有一天，先生的办公室被雅盗所窃，书画有成品、半成品，均被洗劫一空，包括先生扔在字纸篓里的“废品”也未能幸免。先生知道此事后一笑了之，亦不去追究。一段时间后，雅盗们见先生没有什么反应，又陆续拿出其所窃之书画，厚着脸皮请先生补款，先生一笑，竟一一“添画完章，题款钤印以付”，此事在当时画坛传为美谈；
其二：先生任省立二中校长期间，积极倡导体育运动。开运动会时竟以其画作为锦标，于是师生员工无不积极参加，各运动员无不争先恐后，竞夺至宝。程应鸣曾撰文记其盛事：“教职员参加运动者，不问先后均可得画，惟疾走者尤精。”因此，当时的教员汪菊农与教务主任左敬忱竟为争夺100米冠军而大起风波。最后，校长汪采白不得不加画一幅，“使各满意，而寝其事。”
风柳鸣蝉
1935年11月，先生应好友许世英、柏烈武、陶行知诸先生之促请，于南京玄武湖美洲一号，用自己和长子勖予的共百余幅作品，举行画展。展示之日，即被争购一空，其中《风柳鸣蝉图》先为（天未亮就到达画展现场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预订。有一日商亦看中此图，愿出两仟银元，要先生照样重画一张，先生非常恼怒，横眉冷对，断然拒绝。曰：吾非机器！此画上题先生叔父鞠友公小词，并作文曰：“此词为先仲父鞠友先生居金陵时愤嫉世之作。今近卅年矣，今日环境，不殊往昔。读之益觉黯然，因写风柳鸣蝉。书此词于上以寄慨。”此图一出，迅即传誉艺林。横眉冷对日商之事，一经传开，大江南北，无不赞颂采白先生高尚的民族气节。
1936年秋，先生应邀北上，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国画系教授，并接老师黄宾虹于同校任教。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采白先生不得已，乃携全家返回歙县。先生在徽州故里时，名公巨卿咸集，都绞尽脑汁想得到一张先生的画作。“或遇故人招之，辄往，酣嬉淋漓以自适。酒酣伸纸，观者环列，谈笑戏谑间，十馀幅立就。”每当先生作画，人们总是将画案围得水泄不通，犹如逐鹿，反正大家都想得到一幅。于是有换水的，有研墨的；有赞赏的，有牵纸的；有递烟的，甚至还有打扇子的和笑谑者。后必问所属，众皆自承不让。采白先生则怡然不辨，盖不知鹿死谁手。后发展至要求先落款而后作画，就如同吃了定心丸。先生“胸有丘壑而心无城府，赠人以花，手留余香”。
还有一次，先生又去郑村西园玩，谈兴正浓，不巧，口袋里烟抽完了，于是，差西园主人郑谓占的小儿子体乾去买，体乾提要求，要先生给画一幅红竹才去，先生笑而应之。体乾便飞快地跑上街将烟买回，见先生依然端坐在那里和大人们谈笑风生，于是不乐意了，将烟放在屁股后，要求和先生“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只见先生不慌不忙地要体乾往板壁上看，但见一帧红竹用图钉悬在板壁上，栩栩如生！
山高水长
先生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期间，著名作家老舍夫人胡絜青是先生的学生之一。胡挈青在94岁时写信给我母亲汪允清时，谈到当年先生教她时的情形：
“我今年九十四岁了，但七十多年前在北艺求学时的情景，现在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我当时还不满17岁，满族家庭出身，平日比较呆板，不大活泼的那种，只知道有书能读，便是最大的愿望。而汪老师上美术课时，样子也在青年时期，每周来上课，按绘画课本教毕，令我们按内容描写一篇交卷。在发回的卷上，我永得一个‘甲上’的评语。汪老师从不多言，很严肃，深入浅出地解说许多关于绘画的理论，下课就走，很少和学生谈话，大有风度儒者模样。其后我偶然在东安市场书摊买到汪老师一本山水画册，是石印版本。这时我才知道汪老师是著名的南派山水大家，在校读书时，我就不知道汪老师是这么有名气的画师……”
1939年夏，先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日夜作画义卖救济难童，不幸被毒蚊叮咬，又为庸医注针所误，以致血液中毒，医治无效，遂于1940年7月溘然长逝。先生去世后，罗长铭先生撰墓志铭，鲍幼文先生作传。皆以史笔尽述先生生平之成就。宾翁得知爱徒不幸逝世，遂题“云海英光”横匾致哀。
先生公葬于西干披云峰北麓，靠山碑“洗桐居士汪采白先生之墓”，是张宗良题写的。墓门石刻“山高水长”，乃陶广手书。墓前原有“采白亭”，惜毁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今歙县有关部门已重建）。
此外，还有一件令人动容的事情：先生逝世后两年，由恩师黄宾虹及章晴荪联合当时北平艺术界名流为其举办遗作展。当年2月7日的《新北京报》载有“汪采白遗作展今日起在颐园揭幕”专题文章，这则报道，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先生在艺术界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一位画家，先生于纷乱的时世中以节概自立，“平素为人，既潇洒而又谨严，既豪爽而又深挚，不慕荣利，鄙弃虚名，待人以诚，处世以和，而扶持后进，更不遗馀力。”
先生文如其人，诗如其人，画亦如其人。
只此青绿
采白先生喜爱诗画、摄影和写生。他的足迹遍及黄山南北、奇峰绝壁。（现在民间资料上都说汪采白一生五上黄山，我妈跟我说，外公上黄山的次数是远远不止五次的。单1912年为测绘黄山，就前后三年穿行在黄山，朝朝暮暮卧游于大自然怀抱之中，方能深得造化之秘。）采白家居黄山之麓，近视峰峦，远窥云海，1910年就遍游前后海。1912年秋九月，先生和杨禾甫（赵元任博士之妻兄）又登黄山，进行实地测绘，兼事写生，又携照相机为山林拍照。近代黄山的摄影照片，“迎客松”得入镜头与世人见面，“盖自先生始”。
采白先生熟悉黄山，一生都在描绘黄山。1936年先生在一幅画中题写：“小心坡附近有小径可达云谷。昔日云谷僧曾一度导游，途中多怪石奇峰，目不暇接，去岁往游，觅此径不得，脑海中仿佛昔游有此境。落笔涂之，时孟春二月也。”由此可见，先生对黄山风光是何等地烂熟于心！作为黄山大地哺育的画家，草木的灵气、迎客松挺拔高昂的姿态和山泉韵律在先生笔下得以准确、灵动地表现出来，而且先生以青绿色勾画黄山，尤为出色。其1936年所作一黄山青绿山水条幅，获得巴黎画展一等奖。
采白先生在南京，曾于一千多幅黄山图中选取三十六幅彩印出版。题曰《黄海卧游集》，并有胡适、许世英等名人为该集作序。真正代表汪采白青绿山水成熟之作的就是这本《黄海卧游集》。（此集1952年由我外婆无偿捐赠给了国家文物部门，现藏安徽博物院。）
回归故里
采白先生自两江师范学堂毕业并对黄山作了实地测绘后，一开始是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讲授投影写生课目，1924年后执教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时先生年未四十，精力充沛，授课之余，名家之收藏，故宫藏历代诸家之名作，常获观赏临摹，因之画境日见开拓。1928年，采白先生南返，任国立南京中央大学国画系主任兼教授，与张大千、徐悲鸿、吕凤子、张书旗、潘玉良、陈之佛等人共事，在这期间，先生沉潜画事，在教学过程中一直强调：“对一草一木要仔细观察，写其形，传其神。”“要临古学今，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要多选真山真水入画，此师古师今师造化之意。”
1932年秋，受许世英及安徽省教育主管部门重托，先生回归故里，出任安徽省立第二中学校长。在此就任时间不长，采白先生却有许多令人称道的故事。限于篇幅，仅举两例：
其一：有一天，先生的办公室被雅盗所窃，书画有成品、半成品，均被洗劫一空，包括先生扔在字纸篓里的“废品”也未能幸免。先生知道此事后一笑了之，亦不去追究。一段时间后，雅盗们见先生没有什么反应，又陆续拿出其所窃之书画，厚着脸皮请先生补款，先生一笑，竟一一“添画完章，题款钤印以付”，此事在当时画坛传为美谈；
其二：先生任省立二中校长期间，积极倡导体育运动。开运动会时竟以其画作为锦标，于是师生员工无不积极参加，各运动员无不争先恐后，竞夺至宝。程应鸣曾撰文记其盛事：“教职员参加运动者，不问先后均可得画，惟疾走者尤精。”因此，当时的教员汪菊农与教务主任左敬忱竟为争夺100米冠军而大起风波。最后，校长汪采白不得不加画一幅，“使各满意，而寝其事。”
风柳鸣蝉
1935年11月，先生应好友许世英、柏烈武、陶行知诸先生之促请，于南京玄武湖美洲一号，用自己和长子勖予的共百余幅作品，举行画展。展示之日，即被争购一空，其中《风柳鸣蝉图》先为（天未亮就到达画展现场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预订。有一日商亦看中此图，愿出两仟银元，要先生照样重画一张，先生非常恼怒，横眉冷对，断然拒绝。曰：吾非机器！此画上题先生叔父鞠友公小词，并作文曰：“此词为先仲父鞠友先生居金陵时愤嫉世之作。今近卅年矣，今日环境，不殊往昔。读之益觉黯然，因写风柳鸣蝉。书此词于上以寄慨。”此图一出，迅即传誉艺林。横眉冷对日商之事，一经传开，大江南北，无不赞颂采白先生高尚的民族气节。
1936年秋，先生应邀北上，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国画系教授，并接老师黄宾虹于同校任教。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采白先生不得已，乃携全家返回歙县。先生在徽州故里时，名公巨卿咸集，都绞尽脑汁想得到一张先生的画作。“或遇故人招之，辄往，酣嬉淋漓以自适。酒酣伸纸，观者环列，谈笑戏谑间，十馀幅立就。”每当先生作画，人们总是将画案围得水泄不通，犹如逐鹿，反正大家都想得到一幅。于是有换水的，有研墨的；有赞赏的，有牵纸的；有递烟的，甚至还有打扇子的和笑谑者。后必问所属，众皆自承不让。采白先生则怡然不辨，盖不知鹿死谁手。后发展至要求先落款而后作画，就如同吃了定心丸。先生“胸有丘壑而心无城府，赠人以花，手留余香”。
还有一次，先生又去郑村西园玩，谈兴正浓，不巧，口袋里烟抽完了，于是，差西园主人郑谓占的小儿子体乾去买，体乾提要求，要先生给画一幅红竹才去，先生笑而应之。体乾便飞快地跑上街将烟买回，见先生依然端坐在那里和大人们谈笑风生，于是不乐意了，将烟放在屁股后，要求和先生“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只见先生不慌不忙地要体乾往板壁上看，但见一帧红竹用图钉悬在板壁上，栩栩如生！
山高水长
先生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期间，著名作家老舍夫人胡絜青是先生的学生之一。胡挈青在94岁时写信给我母亲汪允清时，谈到当年先生教她时的情形：
“我今年九十四岁了，但七十多年前在北艺求学时的情景，现在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我当时还不满17岁，满族家庭出身，平日比较呆板，不大活泼的那种，只知道有书能读，便是最大的愿望。而汪老师上美术课时，样子也在青年时期，每周来上课，按绘画课本教毕，令我们按内容描写一篇交卷。在发回的卷上，我永得一个‘甲上’的评语。汪老师从不多言，很严肃，深入浅出地解说许多关于绘画的理论，下课就走，很少和学生谈话，大有风度儒者模样。其后我偶然在东安市场书摊买到汪老师一本山水画册，是石印版本。这时我才知道汪老师是著名的南派山水大家，在校读书时，我就不知道汪老师是这么有名气的画师……”
1939年夏，先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日夜作画义卖救济难童，不幸被毒蚊叮咬，又为庸医注针所误，以致血液中毒，医治无效，遂于1940年7月溘然长逝。先生去世后，罗长铭先生撰墓志铭，鲍幼文先生作传。皆以史笔尽述先生生平之成就。宾翁得知爱徒不幸逝世，遂题“云海英光”横匾致哀。
先生公葬于西干披云峰北麓，靠山碑“洗桐居士汪采白先生之墓”，是张宗良题写的。墓门石刻“山高水长”，乃陶广手书。墓前原有“采白亭”，惜毁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今歙县有关部门已重建）。
此外，还有一件令人动容的事情：先生逝世后两年，由恩师黄宾虹及章晴荪联合当时北平艺术界名流为其举办遗作展。当年2月7日的《新北京报》载有“汪采白遗作展今日起在颐园揭幕”专题文章，这则报道，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先生在艺术界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一位画家，先生于纷乱的时世中以节概自立，“平素为人，既潇洒而又谨严，既豪爽而又深挚，不慕荣利，鄙弃虚名，待人以诚，处世以和，而扶持后进，更不遗馀力。”
先生文如其人，诗如其人，画亦如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