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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冷落的河流
□许辉
张安浩/摄
淮河是位于亚欧大陆东部、中国东部中心位置的一条中型河流。淮河的长度大约是1千公里。淮河由西向东流。在淮河的南边和北边，有两条大河，北边是黄河，南边是长江；它们都比淮河长，黄河大约5464公里，是中国第二大河；长江大约6363公里，是中国第一大河。淮河文化在历史文化研究中，以及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某种冷落和忽视，跟它南北这两条大河有关。当然，主要跟黄河有关。
中国儒家学说的两位代表性人物，一个孔子，一个孟子，他们都生长在淮河下游最大的支流泗水（现在叫泗河）附近；道家学说的两位代表性人物，老子和庄子，一般都认为他们出生、成长在淮河中游的大支流涡河附近。因此可以说，中华民族早期对人类思想文明做出的最大贡献，即创立了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这两大思想体系，都孕育、诞生、成熟于古代的淮河流域。
被替代的河流
在以往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淮河文化一般都是被黄河文化替代和覆盖的。
这一点，在阅读大多数版本的中国通史时，感觉最明显。例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白寿彝的《中国通史》，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通史类读物等等，如果同时涉及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时，假如不是确有必要，那么几乎都只提黄河，不提淮河。例如，许多中国通史类著作谈到周王朝在现在的洛阳，建立第二首都成周时，大都会解释说，这是为了更好地管控关东（潼关、崤关或函谷关以东为关东，以西为关中或关西）或中原地区，但在其后的叙述中，却又都有意或无意地把此一地区等同于黄河下游地区，用黄河下游地区来替代黄淮平原地区。
所谓“中原”，历史上言称的范围各有不同。但现在我们知道，中原的概念和范围，都毫无例外地包括淮河左岸（我使用的是现代水利学名词）的广大流域。淮河左岸流域这些地区当时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比黄河下游那些地区更重要。例如当时的鲁国，就是一个重要的淮河流域国家，其国土的很大部分，都属淮河流域。再比如当时的齐国，也有很大一部分属淮河流域。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后的韩国，都城就设在淮河流域。三家分晋后的魏国，不但南部国土均位处淮河流域，后来连国都都迁到淮河流域的大梁（今河南开封）了。
被遮挡的视角
那为什么在传统的历史文化书写中，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进行这种取舍呢？
建立周朝的周族或周人，是原本生活在黄河中游南北段右岸一带的姬姓部落，后因受到其西、北方向戎、狄等族群的侵扰，而南下到黄河中游最大的支流渭河岐山一带，在丰地（后称丰邑或丰京，在沣河西）生活，完全转化为农业部落。再后来，周人部落沿渭河向东向南扩展，通过一系列征伐，影响力到达江淮、江汉、巴蜀等地，并最终在周武王率领下灭掉了商朝，建立了周王朝。由于周朝持续的时间长，有将近8百年的寿命，再加上周朝文字成熟，又处于思想文化的顶峰期，信息量巨大，因此，我们后来形成的传统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周人视角主导下的观念。这些观念固定在先秦的各种文本中，而我们又都是通过阅读先秦的典籍，来了解和传承早期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因此，我们必然会受到典籍主题、观念和内容的影响。例如，我们在古书中经常可以读到带有一些负面评价的夷、蛮、戎、狄的说法，在一些人的认知里，多多少少会把夷、蛮、戎、狄看得低一些。
当然，到汉代以后，不论诸夏，还是夷、蛮、戎、狄，都变成汉人（汉族）了，都是中华儿女了。汉人或汉族，秦汉以前主要由华夏族群、东夷族群、南蛮族群及一部分北狄、西戎族群融合而成。汉人组成的汉族，并非血缘意义上的单一民族，而是一个地缘民族，是一个文化民族，是一个文化认同意义上的融合民族。
要说明的是，不管是周人的视角、还是其他族人的视角，整体的中华传统文化还是那个中华传统文化，并没有改变。但在这个整体中细究起来，特别是从文化流域学的视角来考察，它们到底是在哪里发生、发展和成熟的呢？这种细分和探究，对厘清咱们中华文明内部事物发生、发展和成熟规律，应该都是很有价值的工作。
被忽略的价值
我们还拿上古时期所谓的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来举例。
例如东夷，这是中国古代从中原视角对生活在东方各族群的泛称。东夷的这个“东”字，大致区域是指南至淮河下游，中为黄河下游偏东部分、山东半岛、海河流域中东部，北至东北及朝鲜半岛，东至大海这一广大地区。先秦文献中的东夷，则一般指生活在现山东、安徽淮北部分地区、江苏苏北地区的非华夏方国与部落。后来，这些东夷部落，要么就地融入了华夏，要么融入了北方的游牧族群或其他族群。
例如南蛮，这是中国古代以中原为中心，对大致生活在长江及以南地区的族群的称呼。蛮人早期大概也生活在黄河流域，后来被羌戎、东夷等部落联盟击败，南迁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后来甚至逐渐迁居至珠江流域及东南亚地区。
例如西戎，这是中国古代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总称，自然也是中原视角。西戎族群原生活在黄河上游即现甘肃西北部一带，后来逐渐东迁，因而常与华夏部落发生冲突或战争。
例如北狄，这也是中国古代中原视角下，对北方游牧、狩猎部落或族群的泛称。在春秋以前，狄人主要生活在黄河中游及太行山一带。到战国时期，北狄的主要部分已经华夏化，成为华夏族群的一部分，另有少部分融入南下的胡人之中，成为匈奴的重要来源之一。
从以上夷、蛮、戎、狄的来来去去，我们能够看出，部落、族群或国家，对人的文化塑造十分关键。可是假如我们仅仅使用部落、族群或国家这样的共同体能够塑造不同文化的概念，是无法解释为何古代中国北方多游牧民族，而中原地区却都是农耕族群；为何夷、蛮、戎、狄到了不同的地域，就会接受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分别演变成游牧、农耕或半游牧半农耕民族；为何中国先秦时期顶尖的思想文化都在淮河流域产生，而不是其他地方。
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和部落、部落联盟或国家的社会体系一样，以河流为核心的哺育人类的地理体系，对人类文化的差异性塑造也是必不可少的。
被传承的基因
先秦时期的淮河本土文化，即淮夷文化，特别是徐夷文化，对儒家思想的重要影响常被忽略。所谓淮夷，是指商周时期主要生活在黄淮、江淮地区的部族。所谓徐夷，是指主要生活在淮泗一带的部族。历史学家一般认为，徐夷是淮夷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淮夷则是东夷的重要组成部分。
徐夷的血缘和文化共同体是当时的徐国。徐人生活的地域，基本都在淮河流域的范围之内，其核心区域，大致在现在的安徽泗县，江苏泗洪、宿迁、徐州、新沂，山东滕州一带。徐夷是当时东夷族群中最强大的一支，但在春秋时期的公元前512年被吴国所灭。徐人的文化在当时已经高度发达。徐人的社会政治文化有两大特征，一是崇尚礼乐，二是崇尚仁政。由于鲁国所在的地域，是传统的东夷故土，鲁国又处于徐人核心文化圈之内，当地人对徐人文化既认同，又习惯。因此，徐人崇尚礼乐和仁政的文化基因，无疑会直接影响孔子的思想和儒家学说的演变与形成。
孔子思想学说的形成，主要受两大社会文化和地理记忆的影响：一种是鲁国的本土文化，也就是淮河流域的淮夷文化，特别是徐夷文化；另一种是周王朝分封建国带来的“外来文化”，也就是黄河文化。从淮夷或徐夷文化视角看，这或许不是孔子的发明和创造，而是当地人的文化习俗、价值共识和生活常态。孔子所能做、要做和已做的，大概是将外来的黄河文化与本土的淮河文化进行总结、融合、归纳、提炼、体系化、经典化。
淮河本土的渔捕文化（或者叫渔文化），在形成和塑造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作用一般也会被忽略。我们从儒家思想中可以看到渔捕文化的影响。生活在淮河流域的淮夷、徐夷，所处的地域不但河流众多，湖沼遍地，而且濒临海洋，因此这些族群的渔文化十分发达，在当地出土的器皿中，也常见鱼纹、水波纹等鱼水符号。由于鲁国是东夷族群的故地，当地的文化不出意外必定会影响到孔子。这一点，我们从《论语》等典籍中，也能清楚地看到。孔子在某种情况下，表现出对东夷族群，对海洋（水体）和渔捕生活很感兴趣，当他处于某种生活状态中时，他不但想乘船到海（水）里去，甚至还想到夷人族群生活的地方常住。
张安浩/摄
淮河是位于亚欧大陆东部、中国东部中心位置的一条中型河流。淮河的长度大约是1千公里。淮河由西向东流。在淮河的南边和北边，有两条大河，北边是黄河，南边是长江；它们都比淮河长，黄河大约5464公里，是中国第二大河；长江大约6363公里，是中国第一大河。淮河文化在历史文化研究中，以及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某种冷落和忽视，跟它南北这两条大河有关。当然，主要跟黄河有关。
中国儒家学说的两位代表性人物，一个孔子，一个孟子，他们都生长在淮河下游最大的支流泗水（现在叫泗河）附近；道家学说的两位代表性人物，老子和庄子，一般都认为他们出生、成长在淮河中游的大支流涡河附近。因此可以说，中华民族早期对人类思想文明做出的最大贡献，即创立了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这两大思想体系，都孕育、诞生、成熟于古代的淮河流域。
被替代的河流
在以往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淮河文化一般都是被黄河文化替代和覆盖的。
这一点，在阅读大多数版本的中国通史时，感觉最明显。例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白寿彝的《中国通史》，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通史类读物等等，如果同时涉及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时，假如不是确有必要，那么几乎都只提黄河，不提淮河。例如，许多中国通史类著作谈到周王朝在现在的洛阳，建立第二首都成周时，大都会解释说，这是为了更好地管控关东（潼关、崤关或函谷关以东为关东，以西为关中或关西）或中原地区，但在其后的叙述中，却又都有意或无意地把此一地区等同于黄河下游地区，用黄河下游地区来替代黄淮平原地区。
所谓“中原”，历史上言称的范围各有不同。但现在我们知道，中原的概念和范围，都毫无例外地包括淮河左岸（我使用的是现代水利学名词）的广大流域。淮河左岸流域这些地区当时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比黄河下游那些地区更重要。例如当时的鲁国，就是一个重要的淮河流域国家，其国土的很大部分，都属淮河流域。再比如当时的齐国，也有很大一部分属淮河流域。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后的韩国，都城就设在淮河流域。三家分晋后的魏国，不但南部国土均位处淮河流域，后来连国都都迁到淮河流域的大梁（今河南开封）了。
被遮挡的视角
那为什么在传统的历史文化书写中，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进行这种取舍呢？
建立周朝的周族或周人，是原本生活在黄河中游南北段右岸一带的姬姓部落，后因受到其西、北方向戎、狄等族群的侵扰，而南下到黄河中游最大的支流渭河岐山一带，在丰地（后称丰邑或丰京，在沣河西）生活，完全转化为农业部落。再后来，周人部落沿渭河向东向南扩展，通过一系列征伐，影响力到达江淮、江汉、巴蜀等地，并最终在周武王率领下灭掉了商朝，建立了周王朝。由于周朝持续的时间长，有将近8百年的寿命，再加上周朝文字成熟，又处于思想文化的顶峰期，信息量巨大，因此，我们后来形成的传统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周人视角主导下的观念。这些观念固定在先秦的各种文本中，而我们又都是通过阅读先秦的典籍，来了解和传承早期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因此，我们必然会受到典籍主题、观念和内容的影响。例如，我们在古书中经常可以读到带有一些负面评价的夷、蛮、戎、狄的说法，在一些人的认知里，多多少少会把夷、蛮、戎、狄看得低一些。
当然，到汉代以后，不论诸夏，还是夷、蛮、戎、狄，都变成汉人（汉族）了，都是中华儿女了。汉人或汉族，秦汉以前主要由华夏族群、东夷族群、南蛮族群及一部分北狄、西戎族群融合而成。汉人组成的汉族，并非血缘意义上的单一民族，而是一个地缘民族，是一个文化民族，是一个文化认同意义上的融合民族。
要说明的是，不管是周人的视角、还是其他族人的视角，整体的中华传统文化还是那个中华传统文化，并没有改变。但在这个整体中细究起来，特别是从文化流域学的视角来考察，它们到底是在哪里发生、发展和成熟的呢？这种细分和探究，对厘清咱们中华文明内部事物发生、发展和成熟规律，应该都是很有价值的工作。
被忽略的价值
我们还拿上古时期所谓的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来举例。
例如东夷，这是中国古代从中原视角对生活在东方各族群的泛称。东夷的这个“东”字，大致区域是指南至淮河下游，中为黄河下游偏东部分、山东半岛、海河流域中东部，北至东北及朝鲜半岛，东至大海这一广大地区。先秦文献中的东夷，则一般指生活在现山东、安徽淮北部分地区、江苏苏北地区的非华夏方国与部落。后来，这些东夷部落，要么就地融入了华夏，要么融入了北方的游牧族群或其他族群。
例如南蛮，这是中国古代以中原为中心，对大致生活在长江及以南地区的族群的称呼。蛮人早期大概也生活在黄河流域，后来被羌戎、东夷等部落联盟击败，南迁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后来甚至逐渐迁居至珠江流域及东南亚地区。
例如西戎，这是中国古代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总称，自然也是中原视角。西戎族群原生活在黄河上游即现甘肃西北部一带，后来逐渐东迁，因而常与华夏部落发生冲突或战争。
例如北狄，这也是中国古代中原视角下，对北方游牧、狩猎部落或族群的泛称。在春秋以前，狄人主要生活在黄河中游及太行山一带。到战国时期，北狄的主要部分已经华夏化，成为华夏族群的一部分，另有少部分融入南下的胡人之中，成为匈奴的重要来源之一。
从以上夷、蛮、戎、狄的来来去去，我们能够看出，部落、族群或国家，对人的文化塑造十分关键。可是假如我们仅仅使用部落、族群或国家这样的共同体能够塑造不同文化的概念，是无法解释为何古代中国北方多游牧民族，而中原地区却都是农耕族群；为何夷、蛮、戎、狄到了不同的地域，就会接受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分别演变成游牧、农耕或半游牧半农耕民族；为何中国先秦时期顶尖的思想文化都在淮河流域产生，而不是其他地方。
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和部落、部落联盟或国家的社会体系一样，以河流为核心的哺育人类的地理体系，对人类文化的差异性塑造也是必不可少的。
被传承的基因
先秦时期的淮河本土文化，即淮夷文化，特别是徐夷文化，对儒家思想的重要影响常被忽略。所谓淮夷，是指商周时期主要生活在黄淮、江淮地区的部族。所谓徐夷，是指主要生活在淮泗一带的部族。历史学家一般认为，徐夷是淮夷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淮夷则是东夷的重要组成部分。
徐夷的血缘和文化共同体是当时的徐国。徐人生活的地域，基本都在淮河流域的范围之内，其核心区域，大致在现在的安徽泗县，江苏泗洪、宿迁、徐州、新沂，山东滕州一带。徐夷是当时东夷族群中最强大的一支，但在春秋时期的公元前512年被吴国所灭。徐人的文化在当时已经高度发达。徐人的社会政治文化有两大特征，一是崇尚礼乐，二是崇尚仁政。由于鲁国所在的地域，是传统的东夷故土，鲁国又处于徐人核心文化圈之内，当地人对徐人文化既认同，又习惯。因此，徐人崇尚礼乐和仁政的文化基因，无疑会直接影响孔子的思想和儒家学说的演变与形成。
孔子思想学说的形成，主要受两大社会文化和地理记忆的影响：一种是鲁国的本土文化，也就是淮河流域的淮夷文化，特别是徐夷文化；另一种是周王朝分封建国带来的“外来文化”，也就是黄河文化。从淮夷或徐夷文化视角看，这或许不是孔子的发明和创造，而是当地人的文化习俗、价值共识和生活常态。孔子所能做、要做和已做的，大概是将外来的黄河文化与本土的淮河文化进行总结、融合、归纳、提炼、体系化、经典化。
淮河本土的渔捕文化（或者叫渔文化），在形成和塑造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作用一般也会被忽略。我们从儒家思想中可以看到渔捕文化的影响。生活在淮河流域的淮夷、徐夷，所处的地域不但河流众多，湖沼遍地，而且濒临海洋，因此这些族群的渔文化十分发达，在当地出土的器皿中，也常见鱼纹、水波纹等鱼水符号。由于鲁国是东夷族群的故地，当地的文化不出意外必定会影响到孔子。这一点，我们从《论语》等典籍中，也能清楚地看到。孔子在某种情况下，表现出对东夷族群，对海洋（水体）和渔捕生活很感兴趣，当他处于某种生活状态中时，他不但想乘船到海（水）里去，甚至还想到夷人族群生活的地方常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