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包公家乡来”融媒体采访团成员和河南开封府的包公扮演者合影。 

　　“开铡！”龙头铡铡杀皇亲国戚，虎头铡铡杀贪官污吏，狗头铡铡杀其他死刑犯……
　　当你还在津津乐道于包公的三口铡刀，甚至要去河南开封府大堂里亲眼瞧一瞧那令人闻风色变的铡刀时，你可知道，所谓包公的三口铡刀，其实是戏曲、小说塞给包公的刑具。在真实的历史中，包公并没有这三件大杀器。试想：大堂是断案、审讯的地方，岂能当场铡人，那不是变成法场了吗？
　　先看原理
　　奥卡姆剃刀是14世纪方济会修士奥卡姆提出的逻辑学法则，具体来说就是：如果关于同一个问题有许多种理论，每一种都能作出同样准确的预言，那么应该挑选其中使用假定最少的。尽管越复杂的方法通常能做出越好的预言，但是在不考虑预言能力的情况下，假设越少越好。简单地说就是：简约法则。
　　大家也可以这样理解：奥卡姆剃刀指的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就是“简单有效原理”。能简单理解，就不要把事情搞复杂。虽然这个理论是奥卡姆提出来的，但其实古往今来，很多人都按照这种思考方式行事，“治大国如烹小鲜”“庖丁解牛”等如是，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也如此。那为什么说，包公也有一把“奥卡姆剃刀”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断案，一是理政。
　　再看断案
　　1993年播出的电视剧《包青天》有200多集，几集就是一个案子；明朝万历年间的《百家公案》总计九十九回，每一回都是包公断案。但从《宋史》《仁宗实录》《孝肃包公墓志铭》以及宋代文人笔记中来统计一下，包公更多的是一名贤臣，他断的案子，其实也就几桩。不过从这些案子来看，包公无一不是动用了他的小剃刀，用“简约而不简单”的方式破了案。
　　《宋史·包拯传》中记载，包公在安徽天长做知县的时候，就曾断过一个与牛舌有关的案子。当时是一个老农家里的牛的舌头被人偷割了，而包拯只用了一个简单的策略就成功将凶手钓了出来。
　　这是一桩无头案：有一农人状告一个歹人割去他们家耕牛的舌头，眼看牛就要死亡，包公命农人干脆宰牛卖肉。不久后，便有人来举报他私宰耕牛（这在宋代是违法的）。包公略加审问，举报者果然就是割去牛舌之人。原来包公分析：割牛舌无利可图，理当是仇家所为。牛主私宰耕牛，仇家自然要来举报，这就自投罗网了。
　　“牛舌案”是包公为官后断的第一个案件，包公“善断狱讼”的名声就从这里流传开了，人们都说他是神人，能未卜先知。其实，包公是运用“引蛇出洞”的计谋，直击要害，简单有效地办了案。
　　包拯在初任权知开封府时，许多府吏抱来文书，等待他批阅。包拯让他们按顺序进呈，逐件批阅。有的府吏故意刁难，将积年旧案卷宗混杂在中间，包拯发现后责问府吏，府吏无言以对，再也不敢生事。自此文书减少，开封府的文书案卷变得井井有条。经他这么一整饬，开封府的衙门风气为之一新，办事手续简便迅速多了。
　　还有一件值得称赞的事。为了方便百姓当面递状申诉，包公裁撤了门牌司，允许告状人直接到知府大堂递交状纸，这样一来，既提高了办事效率，又避免府吏从中营私舞弊，断案也更加公平合理了。
　　《包拯墓志》提到，宦官家的园榭，侵占惠民河的河道，导致淤塞不通。一次京师水灾之后，包拯趁机把这些违章建筑全部拆毁，一次性解决了宦官占地、违建问题。包公雷厉风行，制裁了一干权贵，大快民心。
　　包拯回合肥做官，亲朋好友听说了，蜂拥而至，这个求他办事，那个给他送礼，有的打着他的旗号招摇撞骗，有的则仗着他的势力横行霸道。怎么办？包大人来个杀鸡儆猴！抓了个作恶的本家舅舅，当堂大板伺候，这是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记载的。虽然有些亲戚骂骂咧咧地说：晚辈打长辈，这也太不应该了，但效果绝对有，好家伙，这人六亲不认呀！这些人只能收敛行迹。肥东籍作家许高彬就由此创作了《包公打舅》的剧目。
　　这就是简单有效原理。办这类案子，重点不在破案能力，而在不怕得罪人的胆色和执行力。实际上，案子之所以难办，多半是因为牵扯到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已。包公的断案如神，正在于他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特别干净纯粹的人。
　　后看理政
　　包公在和州踏入仕途后，历任三司户部判官、户部副使，京东、陕西、河北等路转运使，累官至三司使，掌管全国的盐铁税、人口税和计划开支。从包公的履历可以看出，他在经济领域的工作经验也很丰富，非常善于用简单有效的“奥卡姆剃刀”解决棘手问题。
　　一是“陈州放粮”。陈州（今河南淮阳）遭受大旱，麦子收成不好，民不聊生。包拯奉命到陈州察访，发现身为京东西路转运使的王逵，只同意免去“支移”，仍要求按“折变”交纳现钱。按照这种折变之法，农民就是把麦子全部卖掉，也不够缴纳折变，于是，纷纷逃亡他乡。
　　包拯了解情况后，当即上奏宋仁宗《请免陈州添折见钱疏》，无情揭露了王逵的卑劣手段以及非法盘剥农民的事实，并请求宋仁宗特降诏书，令百姓按大小二麦的市价缴纳现钱，或直接缴纳大小二麦，减轻了陈州五县农民的负担，使百姓有了喘息的机会。
　　二是“运粮戍边”。宋廷在河北境内常驻三十万人马，保卫边疆。三十万人马的粮草供应，成为当时财政上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尤其河北又连年遭受水旱灾害，粮食奇缺，形势十分严峻。
　　包公深刻认识到粮食对于巩固国防、稳定社会的重大意义，他仔细分析国内外两方面的情况：国内，河北驻军大多财政支出多、收入少，夏秋两税都没有把握，可能出现大段缺粮；国外，宋、夏已经媾和，宋、辽关系也恢复正常，短期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他果断地采取了以下几项有效措施：
　　第一，移军就粮。把前线缺粮区的军队南移到有粮地区驻屯，节省了国家大量开支；
　　第二，设法调运。利用航运便利条件，加价雇用民工，调拨二百万石粮食运到卫州、通利军，大大缓解了缺粮的困境；
　　第三，赶造船只。针对主管官员办事不力、管理不善，造成大量船只损坏不能使用的情况，选拔精明强干的人，负责修船，并造船三百条，将怀卫地区价格便宜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河北各地，解决军粮之需；
　　第四，精简冗兵。裁减河北、河东、陕西、京东、京西五路年老体弱等冗兵八万人，令其回乡生产。这样一来，既使军队战斗力增强，又减轻粮食供应压力；
　　第五，扩大粮食生产。包拯高度负责、措施得力，在较短时间内扭转了军粮短缺的危急形势，稳定了边防大局，出色地完成朝廷交给他的运粮戍边任务。
　　包公还是一位开展基层调研、积极推行新法的改革家。2023年11月，“我从包公家乡来”大型融媒体采访团来到山西运城，参观了河东池盐博物馆，这里面展示了包公在运城改革盐法的故事，史载“解州盐法率病民，拯往经度之，请一切通商贩。”
　　包公力排众议，坚决支持范祥的盐改，并与范祥一起制定新法细则。他一连上了三道奏折给宋仁宗，建议推行“钞引法”。包拯在奏章上的严正言辞，有力地打击了保守势力；也因为他成功的实地考察和极力支持，使宋仁宗坚定了维持通商新法的决心。钞引法发挥了很大作用，促进了盐业的发展。当地百姓感念他的政绩，在解州立碑纪念他。
　　经济治理上，包公担任三司使主管全国税收后，先后四次向朝廷奏报力主免除折变，让农民仍按实物完税，得到朝廷的认可后，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当时，包公已认识到制订政策、税法要注意涵养税源，提倡发展生产，扩大流通，认为“虽一时课额少亏，而终成大利”，否则将会“先有利而后生害”，这些见解科学、辨证，对今天的税收工作仍有借鉴意义。
　　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周晔刘旸吴碧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