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8年，恢复招生考试制度的第二年。我也去赶考。
　　我身背一个旧挎包，肩扛一床旧草席、一条旧被单，住宿被安排在一所小学的旧教室里，草席一摊，挎包当枕，床铺就那么简简单单，能过夜就行了，至于舒服不舒服，压根儿不在思考范围，而我紧绷着的脑神经上跳动的全是那些符号与公式。
　　其实，在应考这件事上，我没有任何的外部压力，而“负压”倒是有一些的。当时，我已在村办学校做了三年多民师，在乡邻的眼里也是“半个吃国家饭的人”了，用祖母的话说“干不到淹不到，肩不用担手不用提”，书教得好好的却要去外面念书，况且在乡间又快到娶妻生子的年龄了，自然招来不少非议。但我的决心已定，一定要走出那个岗村，走到外边的世界去，这念头如石头一般在心底牢牢扎了根。起初那会儿，“招生考试”还是一种臆想，而我却找齐了中学的数理化教材，从初中到高中一节节“回炉”，一题题掰饬，实在啃不动的“硬骨头”就带到学校拜师讨教。这并非说我有先见之明，真实的情形是我自愧数理化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学得太着急，可以说一路上“大红灯笼高高挂”，现在来点“恶补”，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无奈“失”与“收”距离太大，1977年冬恢复招生考试后首战高考，我还是铩羽而归。
　　兵法有言，“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而对我来说，“一鼓”失利竟让我对自己脑细胞的数理化因子产生了怀疑，便也失了“再、三”的勇气，退而求其次，我选择中专考试作为突破口，并把师范中文专业班作为唯一志愿。
　　笼罩在首战败北的阴影中，心理压力自不待言，当同室的那些小应届生们新奇而兴奋，一个个跳蛙似的窜来窜去嘻嘻哈哈，我却一个人窝在草席上静静翻阅着皱巴巴的复习题集，直到窗洞的光线一点点暗淡下来。
　　寝室里的说笑渐近尾声，而新的闹腾接着上演——一场人蚊大战开始了。那所学校建在镇边，四周丛生着齐腰的蒿草，大量的蚊虫藏身其中，天色一暗它们便“嘤嘤嗡嗡”地袭来，扑向送上门来的难得的猎物。用稻草烟熏，失败；用蚊香熏，也不理想；一屋的人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肉搏，“啪！啪！啪！”声此起彼伏。看来注定是个难眠之夜了，我索性屏住呼吸仰躺在草席上，用床单盖住身子和头脸，跟蚊子玩起“空城计”，头脑里默默温习那些代数式、理化反应与化学方程式，迷迷糊糊中竟还进入考场做了一次“预演”。
　　也许是在与蚊子斗智斗勇中获得了力量与智慧，第二天上午的语文考题答得很顺，尤其是那道“恢复招生考试之后”的作文题，一下子点燃了我的写作激情。回眸招生考试信息发布时举国欢庆的场景，回响“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回放那一个个青灯作伴被油烟熏黑鼻翼的夜晚……我如有神助，洋洋洒洒，淋淋漓漓，一篇长文一气呵成。后来得知，那份满分100的语文试卷我得了89，作文应该接近满分。这个成绩在当时虽不算名列前茅，料想也在“三甲”之内。
　　问题还是出在理科，数学和理化合卷依然考验着我的智商，一条条“拦路虎”对我张牙舞爪，如同夜晚疯狂扑来的蚊虫，而我只得左躲右闪，穷于应付，最后还是仓皇地丢盔弃甲。理化成绩差强人意，75分，数学则一败涂地，才55分，不及格。最后一场考试，雷声隆隆，暴雨倾盆，震动得房顶瑟瑟抖动，我的心也在不安中一次次紧缩，一次次颤抖。这莫非有某种预示吗？
　　考试结束，返回路上，同行者谈笑风生，你一言我一语报出“正确答案”，甚至有人描述起自己报考的学校的样子，陶醉得近乎手舞足蹈。只有我，一个人低着头，默不作声，轻轻抓挠着被蚊虫叮咬的伤口。
　　那一年，我考取了师范，成为全公社恢复高考后跨进中师校门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