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工作那年，不知是小姨娘还是母亲说了一句话：“把宗轩带去念书吧。”我就把他带走了。
　　其实，我本想带着妹妹的。那一年，弟弟考上了师范，将来有只铁饭碗可捧，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妹妹看在眼里，有些心动，她辍学好几年，小小的年纪就开始帮着父母做农活，尝尽苦头，忽然想念书，肯定也是受到“铁饭碗”的诱惑。但后来我还是带了宗轩。
 　 沉默
　　宗轩是我小姨娘的儿子。按理说，我应该带着亲妹妹读书，而不是带着他的。但在我们一家子的心中，没人把宗轩当做“人家的孩子”，况且他又是男孩，让他读书“天经地义”。
　　妹妹再也没能读书，先是做农活，后来一直和妹婿在外打工。倘若我当时带的是妹妹而不是宗轩，他们的命运很可能因此而不同。这一点，我从来没跟宗轩说过，他也就无从知道了。
　　我这样做，只是想尽一份“哥哥”的责任。我们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没人能帮我们，只有自己帮自己，就像捞月亮的猴子，你拉我我拉你。
　　好在命运待我们不薄，水中的月亮虽然不可捞，但我们捞到了心中的“月亮”。
　　我参加工作那年刚满20周岁，本来性格就有些急躁，又因要忙着适应工作和环境，内心更为惶恐、焦虑。宗轩转到我任教的学校时，成绩非常糟糕，几乎没有一门功课及格，学习习惯也差，这让我十分恼火，对他，我除了斥骂，还动手打。他那时对我实在是怕，听到我的脚步声，就赶忙装成认真读书的样子。我的心里一直有个想法：我们这些乡下最苦人家的孩子，要是有机会念书，不拼命，哪行啊？
　　我的这种粗暴的方式当然也有效果，他的成绩上升很快，第二年的时候就在班级排名前几位，成了“优等生”。跟我读了两年之后，他回原籍参加中考。按照他平时的成绩，考上县重点中学没任何问题，但结果令我不仅十分惊讶，也非常愤怒——他只考上了一所普通中学，而且分数很低，勉强过了录取线。
　　我实在无法想通他为什么会考出那样糟糕的成绩。我问他是不是考试时光顾着抢着交卷出风头，而不考虑是否做完了答卷，不考虑答题是否准确。他以沉默应对，我也就断定这样的猜测是差不离了。
　　若干年后，我变得稍稍成熟、冷静，做过这样的反思：一个人要是长期处于高压之下，自尊感难免会扭曲，会以一种病态的方式求得“承认”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宗轩是以错误的选择“报复”我当初错误的教育方式。
　　不出所料，三年后，宗轩高考落榜。我对他心灰意冷。他补习期间，我很少过问，偶尔问到，也是一副十分不满的口气。补习一年后，宗轩考取了自费大专，学的是电气。听到这种结果，我自然不太高兴。
　　那三年中，我从父母那里听到有关宗轩的，基本上都是辛酸的事。宗轩考取的虽然不是什么好学校，但在那个山村，也算是一件给家长赚脸面的事。但脸面毕竟是虚的，花钱则是实实在在的。小姨父嗜酒如命，小姨娘不会持家，却又十分爱面子，挣的几个钱花出去不算，还欠一屁股的债。宗轩读的是自费，每年的学费好几千元，都是靠东挪西借来的，在学校时的生活费几乎毫无着落，忍冻挨饿是常有的事。
　　有一次，他实在是没钱，回家找父母无疑是白跑一趟，想到了唯一可以求助的对象——我的父母。他用仅有的几块钱坐了一段路程的车子，然后开始步行，一路饿着肚子，走了好几十公里，待走到我家，天已漆黑，他推开门，我母亲一眼瞥见他，吓坏了。“哪像个人啊！”——母亲后来形容。父母也没什么钱，但母亲擦干怜爱的泪水，当即出了门，从别人家借来一些钱，给他做学费和生活费。
　　穷困就曾这般给他以迎头痛击。我想过很多次：宗轩在日后短暂的人生中表现得那么坚强和阳光，他把委屈藏在了哪里？我当初对他的粗暴，他的穷困的家庭带给他的无助和羞辱，难道仅是擦破的皮，痊愈之后了无痕迹吗？
　　当然不可能。那么重的伤害怎么可能轻易消失，只是他从来不说而已。
　　回报
　　宗轩毕业后，应聘到江苏的一家企业，有了薪水，单位还提供宿舍，不要再为吃住发愁，看起来生活好转了，但其实过得并不比在学校时轻松多少。单位隔三差五让他提供毕业证，他拿不出来，他还拖欠学校的学费，毕业证被扣了。起初的解释，尚能让领导相信，但时间拖长了，别人难免狐疑。受人怀疑无疑是件耻辱的事，但随贫穷而至的耻辱总是挥之不去，他即使不屈服，又有什么办法。为了多挣一份钱，他四处打听，看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家教。就这样，他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骑着自行车，上门帮人家辅导孩子。
　　他那时只跟我说了他的新单位的领导对他如何如何的好，他又是怎么样辅导人家的孩子，每份家教又能得到多少钱，至于毕业证被扣的事，则是他在若干年以后当做笑话说给我听的。
　　他的心里始终想蹦跶，想多挣些钱，先后到过无锡、上海、昆山，收入越来越高，又借了些钱，在昆山买了套90平方米的房子。
　　那几年中，我经常接到宗轩的电话，有时是他在出差途中打来的，有时是他晚上在办公室加班时打的。除了对我的问候之外，说的几乎都是“逗”我开心的事情——工资加了；老板对他很看重；同事对他很友好；有很多出差机会……再后来，他又被一家猎头公司看中，到了苏州的一家外企，世界五百强，收入更多，工作环境也更好。接到他的电话大多是清晨或傍晚，他在从昆山赶往苏州上班的路上，或是从苏州往回赶，真正的披星戴月。但他从没说过辛苦，反而有些得意地跟我说，早晚等车的时候正好可以背背英语单词，独自练练口语。
　　过了两年，他在苏州买下了一套更大的房子，妻子和女儿也都搬了过去，他也免除了每天来回奔波之苦。
　　一切似乎表明，生活正在向他露出温柔的面孔。
　　作为长子，宗轩一直让他的父母引以为傲，而他平时的隐忍和“光鲜”的假象，也让他的父母误认为他“很有本事”。身处异乡、独自打拼的十几年中，他不光白手起家，还要替父母偿还债务，替弟妹们分忧解难。他就像拉着沉重的车子爬坡的牲口，步履蹒跚，却不吭一声。
　　除了家人，他的心中还要放下许多人，在他看来，这些人对他都有恩情，他不能忘却。他的一位堂哥前几年得了癌症，他知道后非常难过，几次去上海看望堂哥，帮堂哥找医生，因为这位堂哥曾在他读书期间借钱给他们家。他去世前的那个春节回家时，还特地去看了一位远房亲戚，买了酒和糕点，因为那位长辈在他读书时“关心过他”。
　　他对我的父母，比我还关心，隔三差五地打电话，还给他们寄钱。我的父亲眼睛不好，他到处打听医院。对于我的哥哥、弟弟、妹妹，还有几位侄儿，他也都十分关心。我女儿在大连读书期间，他两次出差去那里，都买些女孩子喜欢吃的零食带到学校，然后请她吃饭，让她“不要考虑钱，尽管点喜欢吃的菜”，临走时，把钱塞在零食的袋子里，待坐上车子时再告诉她。
　　一个人要是有那么多人和事都要放在心中，该是多么累？一个人要是总想回报这个人、关心那个人，他又怎能不疏忽自己？
　　归尘
　　宗轩是2012年农历正月十五的深夜去世的。得知消息后，我从床上爬起来，在客厅里独自坐到天亮，然后赶到车站，坐上了去苏州的车子。早上的风很大，又夹着雨，真是冷。在南京转车时，也是风雨交加。到了苏州，雨还没停。赶到宗轩家的时候，我的哥哥、弟弟和妹婿已经在那儿了，他们像木鸡一样呆坐着。小姨娘的嚎啕声似乎要把整栋楼掀翻。
　　我什么也没问。我十来天之前才和他见的面，他怎么就突然没了呢？
　　那天，宗轩带着他的妻女，还有两个妹妹，赶到我的老家，给我父母拜年，晚上我和宗轩睡在同一张床上。我因为喝了不少酒，睡得很沉，第二天早上，宗轩先起床，把我脚边的被子拽了拽，盖好，转身倒来一杯水，放在床头，然后悄悄地下了楼。
　　吃完早饭，他们就要走了，我到门口送他们，我跟宗轩说，你们路上小心点，暑假时带女儿到我家去玩。他笑了笑，发动车子，挥挥手，走了。
　　我再见到“他”时，已是一张遗像，立在一张桌子上，很灿烂地笑着，又有几分羞涩。“他”的面前是几炷香，细细的烟绕来绕去，似魂灵不散，不忍离开。
　　苏州那半个月始终阴冷，寒雨淅沥。我们一帮人几乎都不说话，每天默默地吃饭，默默地做事，默默地流泪，或看着别人流泪、痛哭。
　　弟弟后来在QQ空间里写过一句话：“宗轩，愿我们来世还做兄弟。”
　　“来世做兄弟”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人生在世，一个人走了，就再也没有了，就像一块石头被敲掉一块，缺口永远在那里。
　　我们把宗轩的骨灰送回老家。那天很冷，我一直有颤抖的感觉。吃完了中饭，我和哥哥、嫂子、弟弟、弟媳等人在村口分手，然后一个人沿着公路走，走到山坡边上的时候，我立在那里，遥望宗轩的墓地，久久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