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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方氏“一门三总督”传奇
清朝对地方管理施行总督制度，一共设立11个总督府，其中最为位高权重的要算直隶总督。直隶总督自雍正二年（1724）开始设立，至宣统三年（1911）撤销，187年中，一共100个任次，先后有73人出任，其中出任直隶总督时间最长的是安徽人李鸿章，干了28年；第二名也是安徽人，桐城方观承，干了20年（其间有短时间调离）。除了方观承干了这么多年的直隶总督，他的儿子方维甸和侄儿方受畴也先后出任直隶总督，造就了“一门三总督”的官场奇观。
文祸孑遗的“须根”
康熙五十年（1711），桐城人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案发。戴名世和方孝标两位名贯天下的才子，双双被判凌迟极刑。当时方孝标已经去世十几年，但仍被剖棺戮尸。案件拖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初，为了笼络更多的读书人，康熙皇帝“览奏恻然”，下旨将戴名世由凌迟改为斩首；其余拟判死罪者皆改为流放。这样，方孝标的儿子方登峄、方云旅，孙子方式济、方世樵四人便拖儿带女被流放黑龙江宁古塔。当时，方式济的儿子方观永、方观承，一个15岁，一个14岁，正好处在“16岁以下”，得以逃过此劫。
宁古塔，是满清的“龙兴之地”，在今天的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这是一个音译词，宁古，是汉语“六”的意思；“塔”，意为居住地。宁古塔，是满清先祖六兄弟居住发祥之地。方登峄对此有详实记载，虽然这里已是省级建制（吉林将军），但这个“省城”连南方的一个小镇也不如。城墙，是个木栅栏，周长三华里；四道城门，是碎石垒的。栅栏内的几间茅屋，就是衙署。不论是城门还是茅屋，只要下雨，就会垮塌。日夜大风，尘埃蔽天，一年四季如冬，八月即下雪，直到次年三月，才开始慢慢融 化。流放途中，横遭抢劫、家犬野狗等侵凌，更不用说。
方观承的高祖方拱乾、曾祖方孝标曾经被流放此地，后因方氏家族捐资修建都城城楼而得以赎归。此番方观承的父亲、祖父却没有这样的运气了，他们父子均死在流放地。
“江湖”的特殊历练
大人们被流放，小小年纪的方观承和哥哥方观永的处境就可悲了。亲人们被流放之后，江湖茫茫，方观承兄弟俩的人生际遇，传说很多。
初时，他们流落在金陵城外的一座寺庙。由于思亲心切，兄弟俩决定徒步北上探亲。方观承兄弟俩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初春出发，走了一年多，直到康熙五十四年，才到达父祖流放地。两个少年，行程万里，途中要经历多少磨难，这就不言而喻了。一路上，这份亲孝之情，要感动多少人，也无需赘言。康熙皇帝所兴文字狱的缘由，汉人知识分子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对蒙受牵连的方家，天下人还是心怀同情的。方氏兄弟遭遇的种种传说，也大抵不离这个基调。我们说一个类似“车笠之交”的故事——
雍正元年（1723年），仁和（今杭州）人沈廷芳与陈镳同行进京赶考，坐在马车上，发现一路上跟着一个少年。这个少年就是方观承。方观承知道，跟在官宦子弟的车后，至少安全系数要大得多。几天下来，沈、陈二人好奇地问究竟。方观承实话相告。沈、陈二人有感于方观承的孝心，决定让这个少年搭个便车。可马车车厢小，容不下三个人，沈、陈二人就说三个人轮流坐，这样，让方观承少走了不少路。
西晋《古诗源》中有这样的句子：“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车下揖。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这个典故，就是后人说的“车笠之交”，用以比喻交情不因身份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二十年后，沈廷芳、陈镳均以地方官身份进京述职。听说事先有直隶总督传令接见，二人诚惶诚恐。结果，一见面方知直隶总督就是方观承！“车笠之交”，焉可忘耶！
事实上，类似这样的“江湖奇遇”，基本上都是后人根据主人公的身世演绎出来的。因为沈廷芳是1702年（有人说是1692年）出生的，雍正元年时，他至少21岁；跟在车后的方观承已经25岁了，怎么会是“少年”呢？再说，《南山集》案当时已经平反，方观承已经不是当年的处境。
成了名人，就会有江湖传说，古今皆然，但有关方观承的传说，主题是说方观承发迹之前备尝人间辛酸，为他日后勤政悯农奠定了社会基础。
乾隆皇帝亲题匾额
有文献记载，方观承兄弟赶到宁古塔后，决意服侍父祖。到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方观承多次接到同乡（安徽怀宁）人、奉天（今沈阳）督学任奕瓕的邀请，任奕瓕希望方观承去做他的幕僚，方观承的祖父方登峄也劝方观承赴任。但方观承并没有去奉天。其间，有人把他引荐给平郡王福彭，方观承也没有及时应聘。
福彭（1708-1749）是清廷宗室，乾隆皇帝幼年读书时的伴读。他的母亲是曹雪芹的姑姨。直到雍正十年秋，方观承才在奉天邂逅北上祭祖的福彭，二人相见投缘。从这以后，方观承就跟随福彭进京，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雍正十一年（1733），福彭被任命为定边大将军，方观承成为他的重要谋士。鉴于方观承的特殊身份，不便直接出任军中幕僚，福彭就向雍正皇帝反映此事，特授方观承“内阁中书”官衔。
乾隆帝即位后，方观承先后被提拔到军机处和吏部任职。每到一个新的岗位，方观承都事无巨细，兢兢业业。随后，他以直隶清河道身份，投身治水要务。在陪同直隶总督史贻直和保和殿大学士讷亲巡视河道、海塘等工程时，他不失时机地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治河良策，受到上司器重。此后，他又被朝廷派往山东、浙江等地任地方官，特别是在任浙江巡抚时，开垦海塘沙田35万亩，受到乾隆皇帝嘉奖。
乾隆十四年（1749），也就是福彭去世的这一年，方观承被提升为直隶总督。直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卒于任上，他在直隶总督的任上一共干了20年，其间仅有短暂的一段时间出任陕甘总督。在直隶总督的任上，方观承深受乾隆皇帝的赏识，乾隆皇帝为其题写的匾额“旟镇翼门”，至今悬挂在保定直隶总督府门楣上。
继往开来的儿侄
方观承年近六旬依然膝下无子，家人为他在金陵买了一个女子，意在传宗接代。他的姐姐将这名女子送到府上，准备择日接纳。方观承发现该女子带来了一本诗册，诗册是女子爷爷制作的，上面竟然有自己的诗。经询问，方知女子的爷爷是方观承年轻时的“诗友”。方观承说，哪有娶朋友孙女为妾的道理呢？于是打发女子回籍，并资助银子，将该女子嫁人。
方观承做了这件“积德”的善事，知情人都说好人必有善报。第二年，他真的添了个儿子——方维甸，这就是我们要说的方家第二个出任直隶总督的人。
方维甸（1758-1815），字南耦，乾隆四十六年（1781）考中进士，授官吏部主事。乾隆五十二年（1787）开始，方维甸遇到他仕途中的“张宿”（主管仕途的吉祥星宿）——福康安。福康安是皇家外戚，乾隆皇帝的皇后傅氏是他的姑姨。方维甸先是跟随福康安渡海到台湾，平定了民变；回大陆后，又跟随福康安进入西藏，将叛乱的廓尔喀一直驱赶到今天的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屡建军功。
嘉庆十四年（1809），方维甸出任闽浙总督，再次渡海平定台湾长期以来的群众械斗。回朝后，授官军机大臣。次年，天理教林清突袭皇宫，李文成起义占据滑县，正在家中为母守丧的方维甸接到朝廷任命和指令——出任直隶总督，前往镇压。方维甸迅即北上，还没赶到战场，清廷已经平息此事。因此，严格来说，方维甸的直隶总督，确实有朝廷任命，但他没有到任。方维甸回乡继续守孝，于嘉庆二十年（1815）病逝。
方观承弟弟方观本的儿子方受畴，也曾担任直隶总督。方受畴在乾隆年间出道，一直为县、府地方官。嘉庆初，在新疆伊犁为官五年，召回后，由苏松粮道到直隶布政使、浙江巡抚、河南巡抚，不断受到嘉庆皇帝的表扬，特别是在河南巡抚任上，先后遭遇水、旱大灾，方受畴将治兵、筹饷、赈灾、筑堤等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显示出不俗的行政能力。随后，被提为直隶总督，并加兵部尚书衔。
道光二年（1822），方受畴因病告归，卒于途中。
文祸孑遗的“须根”
康熙五十年（1711），桐城人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案发。戴名世和方孝标两位名贯天下的才子，双双被判凌迟极刑。当时方孝标已经去世十几年，但仍被剖棺戮尸。案件拖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初，为了笼络更多的读书人，康熙皇帝“览奏恻然”，下旨将戴名世由凌迟改为斩首；其余拟判死罪者皆改为流放。这样，方孝标的儿子方登峄、方云旅，孙子方式济、方世樵四人便拖儿带女被流放黑龙江宁古塔。当时，方式济的儿子方观永、方观承，一个15岁，一个14岁，正好处在“16岁以下”，得以逃过此劫。
宁古塔，是满清的“龙兴之地”，在今天的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这是一个音译词，宁古，是汉语“六”的意思；“塔”，意为居住地。宁古塔，是满清先祖六兄弟居住发祥之地。方登峄对此有详实记载，虽然这里已是省级建制（吉林将军），但这个“省城”连南方的一个小镇也不如。城墙，是个木栅栏，周长三华里；四道城门，是碎石垒的。栅栏内的几间茅屋，就是衙署。不论是城门还是茅屋，只要下雨，就会垮塌。日夜大风，尘埃蔽天，一年四季如冬，八月即下雪，直到次年三月，才开始慢慢融 化。流放途中，横遭抢劫、家犬野狗等侵凌，更不用说。
方观承的高祖方拱乾、曾祖方孝标曾经被流放此地，后因方氏家族捐资修建都城城楼而得以赎归。此番方观承的父亲、祖父却没有这样的运气了，他们父子均死在流放地。
“江湖”的特殊历练
大人们被流放，小小年纪的方观承和哥哥方观永的处境就可悲了。亲人们被流放之后，江湖茫茫，方观承兄弟俩的人生际遇，传说很多。
初时，他们流落在金陵城外的一座寺庙。由于思亲心切，兄弟俩决定徒步北上探亲。方观承兄弟俩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初春出发，走了一年多，直到康熙五十四年，才到达父祖流放地。两个少年，行程万里，途中要经历多少磨难，这就不言而喻了。一路上，这份亲孝之情，要感动多少人，也无需赘言。康熙皇帝所兴文字狱的缘由，汉人知识分子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对蒙受牵连的方家，天下人还是心怀同情的。方氏兄弟遭遇的种种传说，也大抵不离这个基调。我们说一个类似“车笠之交”的故事——
雍正元年（1723年），仁和（今杭州）人沈廷芳与陈镳同行进京赶考，坐在马车上，发现一路上跟着一个少年。这个少年就是方观承。方观承知道，跟在官宦子弟的车后，至少安全系数要大得多。几天下来，沈、陈二人好奇地问究竟。方观承实话相告。沈、陈二人有感于方观承的孝心，决定让这个少年搭个便车。可马车车厢小，容不下三个人，沈、陈二人就说三个人轮流坐，这样，让方观承少走了不少路。
西晋《古诗源》中有这样的句子：“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车下揖。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这个典故，就是后人说的“车笠之交”，用以比喻交情不因身份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二十年后，沈廷芳、陈镳均以地方官身份进京述职。听说事先有直隶总督传令接见，二人诚惶诚恐。结果，一见面方知直隶总督就是方观承！“车笠之交”，焉可忘耶！
事实上，类似这样的“江湖奇遇”，基本上都是后人根据主人公的身世演绎出来的。因为沈廷芳是1702年（有人说是1692年）出生的，雍正元年时，他至少21岁；跟在车后的方观承已经25岁了，怎么会是“少年”呢？再说，《南山集》案当时已经平反，方观承已经不是当年的处境。
成了名人，就会有江湖传说，古今皆然，但有关方观承的传说，主题是说方观承发迹之前备尝人间辛酸，为他日后勤政悯农奠定了社会基础。
乾隆皇帝亲题匾额
有文献记载，方观承兄弟赶到宁古塔后，决意服侍父祖。到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方观承多次接到同乡（安徽怀宁）人、奉天（今沈阳）督学任奕瓕的邀请，任奕瓕希望方观承去做他的幕僚，方观承的祖父方登峄也劝方观承赴任。但方观承并没有去奉天。其间，有人把他引荐给平郡王福彭，方观承也没有及时应聘。
福彭（1708-1749）是清廷宗室，乾隆皇帝幼年读书时的伴读。他的母亲是曹雪芹的姑姨。直到雍正十年秋，方观承才在奉天邂逅北上祭祖的福彭，二人相见投缘。从这以后，方观承就跟随福彭进京，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雍正十一年（1733），福彭被任命为定边大将军，方观承成为他的重要谋士。鉴于方观承的特殊身份，不便直接出任军中幕僚，福彭就向雍正皇帝反映此事，特授方观承“内阁中书”官衔。
乾隆帝即位后，方观承先后被提拔到军机处和吏部任职。每到一个新的岗位，方观承都事无巨细，兢兢业业。随后，他以直隶清河道身份，投身治水要务。在陪同直隶总督史贻直和保和殿大学士讷亲巡视河道、海塘等工程时，他不失时机地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治河良策，受到上司器重。此后，他又被朝廷派往山东、浙江等地任地方官，特别是在任浙江巡抚时，开垦海塘沙田35万亩，受到乾隆皇帝嘉奖。
乾隆十四年（1749），也就是福彭去世的这一年，方观承被提升为直隶总督。直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卒于任上，他在直隶总督的任上一共干了20年，其间仅有短暂的一段时间出任陕甘总督。在直隶总督的任上，方观承深受乾隆皇帝的赏识，乾隆皇帝为其题写的匾额“旟镇翼门”，至今悬挂在保定直隶总督府门楣上。
继往开来的儿侄
方观承年近六旬依然膝下无子，家人为他在金陵买了一个女子，意在传宗接代。他的姐姐将这名女子送到府上，准备择日接纳。方观承发现该女子带来了一本诗册，诗册是女子爷爷制作的，上面竟然有自己的诗。经询问，方知女子的爷爷是方观承年轻时的“诗友”。方观承说，哪有娶朋友孙女为妾的道理呢？于是打发女子回籍，并资助银子，将该女子嫁人。
方观承做了这件“积德”的善事，知情人都说好人必有善报。第二年，他真的添了个儿子——方维甸，这就是我们要说的方家第二个出任直隶总督的人。
方维甸（1758-1815），字南耦，乾隆四十六年（1781）考中进士，授官吏部主事。乾隆五十二年（1787）开始，方维甸遇到他仕途中的“张宿”（主管仕途的吉祥星宿）——福康安。福康安是皇家外戚，乾隆皇帝的皇后傅氏是他的姑姨。方维甸先是跟随福康安渡海到台湾，平定了民变；回大陆后，又跟随福康安进入西藏，将叛乱的廓尔喀一直驱赶到今天的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屡建军功。
嘉庆十四年（1809），方维甸出任闽浙总督，再次渡海平定台湾长期以来的群众械斗。回朝后，授官军机大臣。次年，天理教林清突袭皇宫，李文成起义占据滑县，正在家中为母守丧的方维甸接到朝廷任命和指令——出任直隶总督，前往镇压。方维甸迅即北上，还没赶到战场，清廷已经平息此事。因此，严格来说，方维甸的直隶总督，确实有朝廷任命，但他没有到任。方维甸回乡继续守孝，于嘉庆二十年（1815）病逝。
方观承弟弟方观本的儿子方受畴，也曾担任直隶总督。方受畴在乾隆年间出道，一直为县、府地方官。嘉庆初，在新疆伊犁为官五年，召回后，由苏松粮道到直隶布政使、浙江巡抚、河南巡抚，不断受到嘉庆皇帝的表扬，特别是在河南巡抚任上，先后遭遇水、旱大灾，方受畴将治兵、筹饷、赈灾、筑堤等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显示出不俗的行政能力。随后，被提为直隶总督，并加兵部尚书衔。
道光二年（1822），方受畴因病告归，卒于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