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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的热情是一把双刃剑
董宇辉经常表示对别人喜欢他的不理解，说自己长得又不好看，个子又不高，家境也不好，“非常怯懦、喜欢附庸风雅、腹中空空的一个年轻人”，还说“我不能把互联网投射到我身上的关注，都当成自己本身的能量和品质。那些光芒万丈的星辰，可能只是一块冰冷、丑陋、了无生机的岩石……”董老师真是聪明人，这话首先显得谦虚，其次也是替粉丝祛魅。粉丝狂热是一回事，偶像要保持清醒，要知道，粉丝回踩的杀伤力那是非常惊人的。
粉丝有时比“黑子”更可怕，当粉丝无限敬仰无比热情地对你挥动着荧光棒，但凡常人，都会视为命运派发的福利，轻飘飘地，不那么设防了。这种情况下，粉丝若想伤你，便如打入内部的特洛伊木马，会杀得你措手不及。这不是作者的错，也不是粉丝的错。生活的多样性，注定人与人只能在某个层面上相互理解，张爱玲和她的超级粉丝亦舒也曾有这么一番经历。
张爱玲和亦舒
1976年，宋淇写给张爱玲的信中。宋淇写道：“另附阿妹一文，大骂其胡兰成，此人即‘亦舒’，宁波人，心中有话即说。”真是“有话即说”，亦舒的这篇文章，题目就很泼辣，叫作《胡兰成的下作》，文内更是为张爱玲打不平，说：
“我十分孤陋寡闻，根本没听过胡兰成这名字，香港长大的人哪里知道这许多事，恐怕都觉得陌生，所以看过之后觉得这胡某人不上路。张爱玲出了名，马上就是他的老婆，书中满满的爱玲，肉麻下作不堪。”
她这番话是针对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今生今世》一出，张爱玲不胜困扰，她给夏志清的信里说：“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夹缠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后来来过许多信，我要是回信势必‘出恶声’。”她不能出恶声，否则就会为胡兰成利用。但那口气总咽不下去，现在好了，冒出一个快言快语的亦舒，宋淇自然忙不迭地告诉张爱玲，张爱玲看了，别管是否全盘赞成亦舒，先喊了一声“真痛快”！
在这个时候，他们是同一阵营里的。按照常理，一个阵营里的人，应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时刻保持同一口径，可是，这种情形，只是发生在俗人堆里。爱玲不俗，她的粉丝亦舒也不俗，“我爱偶像，我更爱真理”，亦舒没有这样说，却是这样做了。两年后，还是这个亦舒，同样快言快语地大批张爱玲的新作《相见欢》：
“整篇小说约两万许字，都是中年妇女的对白，一点故事性都没有，小说总得有个骨干，不比散文，一开始琐碎到底，很难读完两万字，连我都说读不下去，怕只有宋淇宋老先生还是欣赏的。”
“我本人一向把张著当《圣经》，可是摩西忽然复活显灵，反而吓个半死……商业社会年轻一代为生活奔波得透不过气来，张爱玲的作品无疑可以点缀生活，如一对罕见的白底蓝花古瓶，可是现在原主人忽然又大量生产起来——该怎么办？如把它当古玩，明明已大大贬了值；当新货，它偏偏又过了时……”
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这话说得残忍，似乎人家曾经美过，曾经英雄过，就负有维护大众感觉的义务，要么死掉，要么就再不出来见人。亦舒对一个作家做此要求更属无理。人都是为自己活着，别人的观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张爱玲也说，读者不希望作家改变风格，只想看一向喜欢的，他们以前喜欢的，大都期望可以再次读到，比如某某作家那样，但我学不到。即使在最落魄的日子里，张爱玲依然有一种自信，相信自己的文字可以不朽，而不仅仅局限于“最棒的言情作家”之列。爽文是爽文，巨作是巨作，巨作有时恰恰要跟读者的阅读期待对着干。
《相见欢》就是一部对着干的作品。正如亦舒所言，通篇对话，几乎没有情节，但情节其实正在对话中展开，在那些破碎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拼凑出两个老女人的前世今生。而岁月带给我们的悲伤，并不是目睹沧海瞬间桑田的惊悸，更在于平淡时日里，看真实的美，被日渐消磨。有点儿像实验派的电影，又靠近张爱玲所喜欢的海明威的“冰山写作”理论。即使不算一部成熟、成功的作品，起码是张爱玲的一次试验。但像亦舒这样的读者，是容不得偶像试错的。所以，亦舒说：“朋友喜欢《半生缘》而我不，整个故事气氛如此沉郁，到了完场，不幸的女主角始终没机会扬眉吐气，照样得肮脏地生活下去。”
“当然不及《倾城之恋》好看，女主角笑吟吟一句‘你们以为我完了吗，还早着呢’，令读者自心底笑出来，拍手称好，呵她终于修成正果，多么痛快！”
“我希望看到男主角练成神功，升为教主，女主角得偿所愿，傲视同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为什么不呢，在现实不可能，故寄望于小说。”
亦舒与张爱玲，只能在《倾城之恋》里有交集，但即便是《倾城之恋》，也比亦舒笔下那些大头梦更为写实而残酷。之后她们便分道扬镳。
相对于亦舒的快言快语，张爱玲态度暧昧，她不满地说亦舒和水晶都恨不得她快点儿死掉，免得破坏形象，但同时又极其理性地说：“这些人是我的一点老本，也是个包袱，只好背着。”
张爱玲和水晶
水晶又是怎么回事呢？和亦舒一样，是另外一个让张爱玲无语但是无法切割的粉丝，水晶明确表示不喜欢《白玫瑰与红玫瑰》的结尾，也是嫌王娇蕊混得不够好，读起来不痛快。张爱玲明知道他们是两路人，却也不打算拉黑他，因为他对她有用。
水晶比张爱玲小15岁，张爱玲走红上海时，他正好住在法租界，十岁时就读过张爱玲的《留情》，“篇中写的纷纷下坠有如范仲淹笔下‘飘香砌’的法国梧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970年张爱玲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工作时，水晶正好也在此地进修。他打听到她的住处，去按门铃，张爱玲在传话器里把他拒绝了。他不甘心，又打了很多电话，有次凌晨碰巧接通，张爱玲还是拒绝，理由是“感冒的时候，我一讲话就想吐，所以只好不讲话。”但是到了第二年6月，张爱玲主动写信给水晶，约他周末见面。他们从晚上七点半开始，足足谈了7个小时。
张爱玲像张子静形容的，逸兴遄飞，谈《海上花》，她说：“像红楼有头没有尾，海上花中间烂掉一块，都算是缺点”。谈《红楼梦》，她说秋桐是个功能性的人物，水晶指出《半生缘》里的阿宝也像是功能性的人物，普通人不可能那么会演，张爱玲表示赞同，说当时需要这么个人物，没办法。她还建议水晶将这种意见写到书评里，因为“写批评如果净说好的，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
她喜欢沈从文的作品，认为老舍最好的是短篇，至于鲁迅，“她觉得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
张爱玲也谈到自己的写作，她说她现在写东西，完全是还债，因为从前自己曾经许下心愿。“我这个人是非常subbom（顽强）的，”她又补充一句，“像许多洋人心目中的上海，不知多么色彩缤纷，可是我写的上海，是黯淡破败的。”而且，她用手比划着：“就连这样的上海，今天也像古代的‘大西洋城’，沉到海底去了。”水晶说，她说这话的时候，有一种玉石俱焚的感慨。
全程张爱玲喝了好几杯咖啡，可谓是倾心吐胆，无所不至，给水晶留下的印象是“活泼和笑语晏晏”。她为什么对这个初次见面的来访者敞开心扉呢？
研究者都分析说跟她当时在学校里遇挫有关，她想找个人讲述自己的文学观点，选择水晶做她的听众，可能就因为他是离她比较近，又是对她很热诚的一个人吧。她还送水晶的女友一瓶八盎司的香奈儿N.5号香水。水晶难免受宠若惊，写了一篇《蝉——夜访张爱玲》。
那么水晶是不是张爱玲的知己呢？似乎并不。张爱玲后来给宋淇的信里称水晶是她“所有认识的最多疑的人”，又说“《联副》上水晶的《色，戒》书评看得我呲牙咧嘴，真是宁可没有……”
烦水晶到这个地步，她还是没有和水晶切断关系。因为水晶虽然不靠谱，但靠谱的人不大可能成天到处吆喝帮她保持热度的，张爱玲需要热度。所以无论如何她不能和粉丝翻脸，虽然粉丝喜欢的，可能正是她所厌恶的。但他们是她的包袱，也是她的老本，既然吃肉，就不能怕挨打，张爱玲始终有这么一种清醒。
粉丝有时比“黑子”更可怕，当粉丝无限敬仰无比热情地对你挥动着荧光棒，但凡常人，都会视为命运派发的福利，轻飘飘地，不那么设防了。这种情况下，粉丝若想伤你，便如打入内部的特洛伊木马，会杀得你措手不及。这不是作者的错，也不是粉丝的错。生活的多样性，注定人与人只能在某个层面上相互理解，张爱玲和她的超级粉丝亦舒也曾有这么一番经历。
张爱玲和亦舒
1976年，宋淇写给张爱玲的信中。宋淇写道：“另附阿妹一文，大骂其胡兰成，此人即‘亦舒’，宁波人，心中有话即说。”真是“有话即说”，亦舒的这篇文章，题目就很泼辣，叫作《胡兰成的下作》，文内更是为张爱玲打不平，说：
“我十分孤陋寡闻，根本没听过胡兰成这名字，香港长大的人哪里知道这许多事，恐怕都觉得陌生，所以看过之后觉得这胡某人不上路。张爱玲出了名，马上就是他的老婆，书中满满的爱玲，肉麻下作不堪。”
她这番话是针对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今生今世》一出，张爱玲不胜困扰，她给夏志清的信里说：“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夹缠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后来来过许多信，我要是回信势必‘出恶声’。”她不能出恶声，否则就会为胡兰成利用。但那口气总咽不下去，现在好了，冒出一个快言快语的亦舒，宋淇自然忙不迭地告诉张爱玲，张爱玲看了，别管是否全盘赞成亦舒，先喊了一声“真痛快”！
在这个时候，他们是同一阵营里的。按照常理，一个阵营里的人，应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时刻保持同一口径，可是，这种情形，只是发生在俗人堆里。爱玲不俗，她的粉丝亦舒也不俗，“我爱偶像，我更爱真理”，亦舒没有这样说，却是这样做了。两年后，还是这个亦舒，同样快言快语地大批张爱玲的新作《相见欢》：
“整篇小说约两万许字，都是中年妇女的对白，一点故事性都没有，小说总得有个骨干，不比散文，一开始琐碎到底，很难读完两万字，连我都说读不下去，怕只有宋淇宋老先生还是欣赏的。”
“我本人一向把张著当《圣经》，可是摩西忽然复活显灵，反而吓个半死……商业社会年轻一代为生活奔波得透不过气来，张爱玲的作品无疑可以点缀生活，如一对罕见的白底蓝花古瓶，可是现在原主人忽然又大量生产起来——该怎么办？如把它当古玩，明明已大大贬了值；当新货，它偏偏又过了时……”
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这话说得残忍，似乎人家曾经美过，曾经英雄过，就负有维护大众感觉的义务，要么死掉，要么就再不出来见人。亦舒对一个作家做此要求更属无理。人都是为自己活着，别人的观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张爱玲也说，读者不希望作家改变风格，只想看一向喜欢的，他们以前喜欢的，大都期望可以再次读到，比如某某作家那样，但我学不到。即使在最落魄的日子里，张爱玲依然有一种自信，相信自己的文字可以不朽，而不仅仅局限于“最棒的言情作家”之列。爽文是爽文，巨作是巨作，巨作有时恰恰要跟读者的阅读期待对着干。
《相见欢》就是一部对着干的作品。正如亦舒所言，通篇对话，几乎没有情节，但情节其实正在对话中展开，在那些破碎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拼凑出两个老女人的前世今生。而岁月带给我们的悲伤，并不是目睹沧海瞬间桑田的惊悸，更在于平淡时日里，看真实的美，被日渐消磨。有点儿像实验派的电影，又靠近张爱玲所喜欢的海明威的“冰山写作”理论。即使不算一部成熟、成功的作品，起码是张爱玲的一次试验。但像亦舒这样的读者，是容不得偶像试错的。所以，亦舒说：“朋友喜欢《半生缘》而我不，整个故事气氛如此沉郁，到了完场，不幸的女主角始终没机会扬眉吐气，照样得肮脏地生活下去。”
“当然不及《倾城之恋》好看，女主角笑吟吟一句‘你们以为我完了吗，还早着呢’，令读者自心底笑出来，拍手称好，呵她终于修成正果，多么痛快！”
“我希望看到男主角练成神功，升为教主，女主角得偿所愿，傲视同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为什么不呢，在现实不可能，故寄望于小说。”
亦舒与张爱玲，只能在《倾城之恋》里有交集，但即便是《倾城之恋》，也比亦舒笔下那些大头梦更为写实而残酷。之后她们便分道扬镳。
相对于亦舒的快言快语，张爱玲态度暧昧，她不满地说亦舒和水晶都恨不得她快点儿死掉，免得破坏形象，但同时又极其理性地说：“这些人是我的一点老本，也是个包袱，只好背着。”
张爱玲和水晶
水晶又是怎么回事呢？和亦舒一样，是另外一个让张爱玲无语但是无法切割的粉丝，水晶明确表示不喜欢《白玫瑰与红玫瑰》的结尾，也是嫌王娇蕊混得不够好，读起来不痛快。张爱玲明知道他们是两路人，却也不打算拉黑他，因为他对她有用。
水晶比张爱玲小15岁，张爱玲走红上海时，他正好住在法租界，十岁时就读过张爱玲的《留情》，“篇中写的纷纷下坠有如范仲淹笔下‘飘香砌’的法国梧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970年张爱玲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工作时，水晶正好也在此地进修。他打听到她的住处，去按门铃，张爱玲在传话器里把他拒绝了。他不甘心，又打了很多电话，有次凌晨碰巧接通，张爱玲还是拒绝，理由是“感冒的时候，我一讲话就想吐，所以只好不讲话。”但是到了第二年6月，张爱玲主动写信给水晶，约他周末见面。他们从晚上七点半开始，足足谈了7个小时。
张爱玲像张子静形容的，逸兴遄飞，谈《海上花》，她说：“像红楼有头没有尾，海上花中间烂掉一块，都算是缺点”。谈《红楼梦》，她说秋桐是个功能性的人物，水晶指出《半生缘》里的阿宝也像是功能性的人物，普通人不可能那么会演，张爱玲表示赞同，说当时需要这么个人物，没办法。她还建议水晶将这种意见写到书评里，因为“写批评如果净说好的，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
她喜欢沈从文的作品，认为老舍最好的是短篇，至于鲁迅，“她觉得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
张爱玲也谈到自己的写作，她说她现在写东西，完全是还债，因为从前自己曾经许下心愿。“我这个人是非常subbom（顽强）的，”她又补充一句，“像许多洋人心目中的上海，不知多么色彩缤纷，可是我写的上海，是黯淡破败的。”而且，她用手比划着：“就连这样的上海，今天也像古代的‘大西洋城’，沉到海底去了。”水晶说，她说这话的时候，有一种玉石俱焚的感慨。
全程张爱玲喝了好几杯咖啡，可谓是倾心吐胆，无所不至，给水晶留下的印象是“活泼和笑语晏晏”。她为什么对这个初次见面的来访者敞开心扉呢？
研究者都分析说跟她当时在学校里遇挫有关，她想找个人讲述自己的文学观点，选择水晶做她的听众，可能就因为他是离她比较近，又是对她很热诚的一个人吧。她还送水晶的女友一瓶八盎司的香奈儿N.5号香水。水晶难免受宠若惊，写了一篇《蝉——夜访张爱玲》。
那么水晶是不是张爱玲的知己呢？似乎并不。张爱玲后来给宋淇的信里称水晶是她“所有认识的最多疑的人”，又说“《联副》上水晶的《色，戒》书评看得我呲牙咧嘴，真是宁可没有……”
烦水晶到这个地步，她还是没有和水晶切断关系。因为水晶虽然不靠谱，但靠谱的人不大可能成天到处吆喝帮她保持热度的，张爱玲需要热度。所以无论如何她不能和粉丝翻脸，虽然粉丝喜欢的，可能正是她所厌恶的。但他们是她的包袱，也是她的老本，既然吃肉，就不能怕挨打，张爱玲始终有这么一种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