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成为“官学”，是董仲舒之后的事情，经汉武帝和董仲舒的联手，通达智慧、勤勉向上的“原儒”变成了尊崇威权的儒家、“三纲五常”的儒家、欺上瞒下的儒家。可是诸多读书人并不服气，一有风吹草动，就想着越过汉朝，对接上先秦的“根”。在这方面，韩愈、司马光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历经几起几落，效果并不理想。满族入主中原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学者，都低首反思大明灭亡的原因。众多学者以为，无论是“阳明心学”“程朱理学”，都偏离了儒家的真谛，导致了汉文化偏离正统，因而导致朝廷覆灭。明清交际时的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阎若璩、胡渭、毛奇龄等民间学人，一直从文化的角度，自发解读汉人统治失败的原因，主张以经学取代理学。清初之时，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主流社会思潮，更倾向于复兴儒家正宗，希望在“阳明心学”和“程朱理学”中，找到第三条道路来。在这种背景下，一批具有使命感的官方和民间学者自觉地走上了“寻根”之路。在此当中，徽州的江永和戴震师徒是公认的“大儒”。
　　“实事求是”
　　江永是婺源人，二十一岁即中秀才，之后却焚弃青襟，绝意仕进，更多关注学术本身，以正本清源的“考证”，严格追求诸多义理的准确性。江永还有一定的西学知识，这跟他年轻时两次出行江浙，接触到一些传教士的翻译著作有关。随后，江永以孜孜不倦的学术态度，开始了对数学的深入研究。
　　戴震是休宁人，早年曾与郑牧、汪肇龙、程瑶田、方矩、金榜一道，随江永学习，学术思想和脉络跟江永相近，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乾隆十九年，时为休宁县学生员的戴震避仇入京，借居新安（休宁）会馆。初始，戴震常常窘迫到饭都吃不饱，仍坚持著书论学。戴震科举之路异常坎坷，一直到四十岁才过乡试，此后竟六次会试不第。诸多友人对此爱莫能助，另一部分人却幸灾乐祸。戴震感觉到自己就像一只老羊一样，默默地忍受着皮鞭的戏弄和驱赶。
　　有一次，戴震携自己的著作，大胆造访当时学术界领袖钱大昕。两人纵论经史文算之学，戴震无所不通。钱大昕大加感叹：“真乃天下奇才！”当即向礼部侍郎秦蕙田推荐戴震。秦蕙田此时正准备编撰《五礼通考》，想找懂得天文历算的人，闻之大喜过望，当即将戴震招来。一段时间后，纪昀、王昶、王鸣盛、朱筠等名士也与戴震成为好朋友。戴震的《勾股割圜记》出版后，引来了一片叫好声，人们没有想到这个来自于徽州山坳里，身材矮胖、貌不惊人、说着难懂方言的读书人竟然对算学如此精通。他们不知道的是，徽州经商之风强劲，徽人通晓算学，就像出门带伞一样正常。戴震之前就有著名的算学家程大位，只是当时不为人所知罢了。乾隆二十二年，在纪昀的举荐下，三十四岁的戴震从京城南下扬州，成为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的幕僚。在卢见曾的帐下，戴震与经学大师惠栋相识。虽然戴震对于惠栋的“好古太过”颇有微词，可是惠栋尊崇汉学鄙夷宋学的学术思想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戴震开始从吴派经学中吸取一些观点，认为义理必须依靠汉儒传注和古代的典章制度进行研究。
　　1772年冬天，清廷首次下令征集天下失散于民间的图书。随后，乾隆皇帝下令编修大型丛书《四库全书》作皇家之用。四库全书馆成立后，纪晓岚推荐戴震入馆，任《四库全书》三名撰官之一，一跃成为当时京城文化界的领袖人物。这个时候，戴震已经50岁了。戴震此时虽为人们尊为圭臬，却不断大胆地运用哲学术语著述，考察人生目标、动机、欲望以及道德意义的动机，让学术不忘初衷和本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语言训诂，对科学史、制度史等进行考察，阐述自己的思想，解决知识和现实的脱节问题。用一句话来形容戴震的学问方式，就是：考证只是手段，义理才是归宿。
 　 “致良知”
　　戴震先是以“字义疏证”的方法，用“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来论述孟子，就是不怎么遵循原文，顺着字里行间的意思来阐述道理，展示一个更为开阔的孟子。孟子说“欲当即理”，戴震就解释为：人的欲望，也是属于“理”的范畴，必须给予充分尊重。戴震以为若崇敬孟子，就应该回到孔孟的原点上——孔孟都主张“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对待老百姓，应该以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来看待，不要用过分严格的道德主义去绑缚百姓；而对于士大夫呢，则要用更高的标准。戴震对孟子的诠释，跟现代伦理学的基本道理也一致：道德只能作为上限，作为提倡；不能当作法律，把它作为下限来强制要求。如果这一个逻辑搞乱了，那么就会搞得人们无所适从了。
　　戴震以对《孟子》的溯源，强调人情和人性，其实是对朱熹过分强调道德、不讲人性和人情的纠正。戴震时期，思想和学说已禁锢严重，“文字狱”时有发生，可是戴震不为所动，坚持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他找到了最妥当的表达方式，就是把孟子抬出来，自己躲在后面：这话是孟子讲的，不是我戴震讲的。
　　戴震躲在孟子的身后，输出了难能可贵的人文主义觉醒。觉醒而智慧的戴震奔走于官宦和富商之间，身着“软猥甲”，逢场作戏，游刃有余。不得不承认的是，戴震不仅是大学者，还有着大智慧。只有运用这种“明修中学，暗渡西学”的隐蔽方式，才能起到“偷梁换柱”的效果，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梁启超后来也发现了这一点，称：“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提出复古口号的，常常是为了革新；提出革新口号的，往往却为了复古……传统知识人，也有一个共同点：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做死学问，骨子里却有活思想。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是良知的招呼，另一方面，又是无可奈何的坚守。只有像戴震这样的硕学鸿儒才最厉害，看起来似乎不跟政治贴身肉搏，可是在谈论学术之时，让思想游历其中，如水中有鱼，如空中有飞鸟……学术严谨的构架之中，有政治和人文的风雨关怀。
　　虽然戴震在清朝中前期的死水中掀起了一丝微澜，可是转而一切又变得更加死寂。一直到民国初年，戴震的良苦用心才为另一位徽州人所发现：1923年，胡适有一次逛旧书店，看到一本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于是在饭馆里一边吃饭一边翻看。一看就放不下了——这个徽州老乡真是了不得啊！字里行间充满了现代实事求是观念，自己很多想法，以及想表达的，戴震都讲得很清楚了。戴震所说的，跟自己的老师杜威所说的道理一样，只不过是话语方式不一样罢了。
　　戴震所言所行，点中了胡适的穴位，胡适借戴震，打开了一扇天窗。虽然相隔上百年，没想到电光石火间，两个徽州人心有灵犀地携起手来。胡适对戴震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十八世纪中国人文思想的旗手，“人都知道戴东原是清代经学大师、音韵的大师，清代考核之学的第一大师。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朱子以后第一个大思想家、大哲学家。……论思想的透辟，气魄的伟大，二百年来，戴东原真成独霸了！”胡适为什么如此推崇戴震？因为惺惺相惜。传统学术人的“中庸”，就是以学术为路径，以偶像打头阵——这一个方式，实在是中国传统社会不得已而为之的文化特点。
　　戴震以孟子说法来阐释朴素真理，虽然隐晦，却是不易。戴震的溯源，可以视为“致良知”——人以学问探究为路径，深入古籍深处，也深入自己的内心，必定会导出人文主义思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