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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云台在美国时与梅贻琦、胡适的交往
※一※
新中国建立前，身在香港的缪云台先生，由于对新政权不了解，于1950年7月前往美国探亲，直到1979年才回国。1984年，他完成了《缪云台回忆录》。此书前面的插图，有一张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寓居美国时与梅贻琦、胡适的合影：瘦高的梅贻琦站中间，双手紧握放在身前；胡适左手自然插在西装口袋里，脸上是他典型的温煦笑容，站在右边；缪云台表情坚毅，双手下垂，站在左边。书中“寓居美国”一节记载了他与梅、胡等人的交往，也为我们了解那时节梅、胡等先生的生活提供了一段侧面的难得的史料。
缪先生忆道：“到美国后，开始我和梅贻琦先生共同住在纽约一个公寓。我在美国读书的女儿瑜成和她的妈妈住在俄亥俄州。半年以后，因为梅先生的夫人韩咏华女士从香港来到美国，我们就又另租了一套房子，仍然住在一起。一年以后，我的儿子炜成生病，需人照顾，同时女儿瑜成也已毕业，并在纽约一家公司找到了打字员的工作，所以全家都搬到纽约。”（《缪云台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173页）
从这里可以看出两人关系之好。一年多时间，两人合租一套房子，即使梅先生夫人来了也是如此。这应该与他们抗战期间在昆明结下的友谊有关。
西南联大南迁昆明后，梅先生主持校务。全校师生的日常生活必须仰仗昆明当局的支持。时任云南富滇银行行长和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缪云台就帮了大忙。比如说吃米问题。郑天挺1940年3月22日日记记载：“富滇新银行经理缪云台主办越南米运销事。”（《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中华书局2018年1月第1版第255页）4月22日日记记载：“公米可源源而来，同人及学生购用绝无问题。何（指何廉）意嘱余往晤缪云台，请其帮忙，盖欲归功于缪也。乃约今甫（指杨振声）、逵羽（指樊际昌）、勉仲（指查良钊）下午三时往。”（同前书第264页）缪云台先生在回忆录中也说到此事。他说1938年夏初，自己前往越南河内与法国驻越总督商谈滇越路运输问题，其中一项就是争取越南方面取消越米入滇的限制。缪先生说，云南本来产米有限，平均两三年就要从越南购一次大米，此时又有大批因抗战迁移来的内地人，大米更显紧张，而越南当局竟然制定了不允许北部大米出品的禁令。经过争取，法国驻越总督取消了对云南出品大米的限制，并且保证每星期至少拨出六辆货运火车供运米之用。衣食住是人生存的基本需求，其中食又乃根本。只有吃的问题解决了，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才算真正安顿下来。西南联大南迁昆明，缪云台帮助解决的就是这类根本问题。
1943年上半年，缪云台接到美国方面邀请，约他前去访问，就战后建设问题进行考察交流。到达美国后，他曾问美方何以邀请他。1941年初和1942年7月两度作为美国总统特使访华的居里说：“你可记得在昆明时我们同梅贻琦、蒋梦麟先生有一次聚会吗？那次饭后，我曾提出中国战后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梅、蒋两位说是教育问题，你说是社会经济问题，我感到你那时就已经注意到潮流所趋，所以希望你能来看看，互相交换一下意见，使美国的工厂能为中国战后的建设，提供一些资料。”（《缪云台回忆录》第109页）如果说缪云台此次受邀与他们聚会交谈有关，此次出访，据梅先生日记记载，梅先生等人曾多次为他饯行。1943年7月18日，“中午与卢开瑗、张大煜为缪云台饯行，在西仓坡二桌”。（《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5月第1版第157页）8月2日，“金（指金岳霖）、沈（指沈昌焕）二君在留美预备班为缪君饯行请客。”（梅记第158页）由此可见，他们之间关系非同一般。
在西南联大时，梅贻琦月工资是2400元，全家七口人根本入不敷出，韩咏华只好与其他教授太太合伙在学校做饼卖，为了图吉利和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取名曰：定胜糕。1962年2月和5月，胡先生和梅先生一前一后去世。梅先生去世后，人们整理遗物时，发现他随身携带的手提皮包内，竟然装的是历年来他所掌管的清华基金的账目。1950年初，到达美国后，他在纽约华美协进会内管理清华在美基金。尽管和缪家合租房子，日子过得艰难，但看这批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二※
胡适先生1949年4月再度前往美国，1950年6月，夫人江冬秀到达美国，两人住在纽约东八十一街104号。既然都住在纽约，缪云台先在李国钦的华昌贸易公司担任顾问，李国钦与胡适交谊颇深，抗战时，胡适就利用李国钦的帮忙，大量结交工商人士，争取他们为中国抗战提供支持，有这么一个中间人，再加上有梅贻琦等共同的老朋友，缪云台和胡适不免产生交往。
缪云台回忆：“平素和我来往较多的有胡适之、梅贻琦、郑天锡、诸兆申、张谦、王宠佑、雷泽鸿等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对台湾当局失望、不满，但对大陆又不深知的人。我们有一个定期的聚会，规定在每个月第三个星期的星期三为聚会日，每次相约到中国城去吃一餐中国饭，内容纯以聚会为主。我们经常保持一桌人的数目，如果有人离开或不在了，就再补进一些人，自1951年开始，一直继续到现在。除以上几人外，后来补进参加的还有李汉魂、吴菊芳等人”，“在家庭之间，我们也有一个不定期的聚会，这是连同眷属一起参加的聚会。除胡适之，梅贻琦、郑天锡、张歆海、张谦几家外，还有何廉、王文伯两家”。（《缪云台回忆录》第175页）
他们的聚会似乎在胡适先生的日记中也留下了影子。1952年11月4日，“今天到GestLibrary（葛思德书库）去翻查《清高宗诗》四集，及《永乐大典目录》等书，一天都在书桌上。晚上在缪云台家看T-V（电视）报告选举的结果。到十点钟，大体已决定，Esenhower（艾森豪威尔）的大胜利已无问题了。”（《胡适日记全编》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259页）1953年1月25日，胡适从台湾回到纽约，“下午三点到纽约IdlewildField（艾德怀特机场）降落，冬秀与刘锴‘大使’，游建文夫妇，缪云台夫妇，刘驭万、严文郁、童世纲、汪振寰……都在场接我。”（同前书第291页）从这些日记看，胡、缪两人关系确实不错。前期胡适先生日记常常记聚会的事，1949年以后，记聚会的事也有，但往往是关于一些重大事件的聚会，像这类朋友定期聚会和家庭聚会则少见。因此，缪先生的这个回忆，在胡先生和何廉等人的回忆录中基本没有谈到，算是填补了关于胡适、梅贻琦他们这些人流落美国后生活方式方面史料的空白。
新中国建立前，身在香港的缪云台先生，由于对新政权不了解，于1950年7月前往美国探亲，直到1979年才回国。1984年，他完成了《缪云台回忆录》。此书前面的插图，有一张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寓居美国时与梅贻琦、胡适的合影：瘦高的梅贻琦站中间，双手紧握放在身前；胡适左手自然插在西装口袋里，脸上是他典型的温煦笑容，站在右边；缪云台表情坚毅，双手下垂，站在左边。书中“寓居美国”一节记载了他与梅、胡等人的交往，也为我们了解那时节梅、胡等先生的生活提供了一段侧面的难得的史料。
缪先生忆道：“到美国后，开始我和梅贻琦先生共同住在纽约一个公寓。我在美国读书的女儿瑜成和她的妈妈住在俄亥俄州。半年以后，因为梅先生的夫人韩咏华女士从香港来到美国，我们就又另租了一套房子，仍然住在一起。一年以后，我的儿子炜成生病，需人照顾，同时女儿瑜成也已毕业，并在纽约一家公司找到了打字员的工作，所以全家都搬到纽约。”（《缪云台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173页）
从这里可以看出两人关系之好。一年多时间，两人合租一套房子，即使梅先生夫人来了也是如此。这应该与他们抗战期间在昆明结下的友谊有关。
西南联大南迁昆明后，梅先生主持校务。全校师生的日常生活必须仰仗昆明当局的支持。时任云南富滇银行行长和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缪云台就帮了大忙。比如说吃米问题。郑天挺1940年3月22日日记记载：“富滇新银行经理缪云台主办越南米运销事。”（《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中华书局2018年1月第1版第255页）4月22日日记记载：“公米可源源而来，同人及学生购用绝无问题。何（指何廉）意嘱余往晤缪云台，请其帮忙，盖欲归功于缪也。乃约今甫（指杨振声）、逵羽（指樊际昌）、勉仲（指查良钊）下午三时往。”（同前书第264页）缪云台先生在回忆录中也说到此事。他说1938年夏初，自己前往越南河内与法国驻越总督商谈滇越路运输问题，其中一项就是争取越南方面取消越米入滇的限制。缪先生说，云南本来产米有限，平均两三年就要从越南购一次大米，此时又有大批因抗战迁移来的内地人，大米更显紧张，而越南当局竟然制定了不允许北部大米出品的禁令。经过争取，法国驻越总督取消了对云南出品大米的限制，并且保证每星期至少拨出六辆货运火车供运米之用。衣食住是人生存的基本需求，其中食又乃根本。只有吃的问题解决了，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才算真正安顿下来。西南联大南迁昆明，缪云台帮助解决的就是这类根本问题。
1943年上半年，缪云台接到美国方面邀请，约他前去访问，就战后建设问题进行考察交流。到达美国后，他曾问美方何以邀请他。1941年初和1942年7月两度作为美国总统特使访华的居里说：“你可记得在昆明时我们同梅贻琦、蒋梦麟先生有一次聚会吗？那次饭后，我曾提出中国战后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梅、蒋两位说是教育问题，你说是社会经济问题，我感到你那时就已经注意到潮流所趋，所以希望你能来看看，互相交换一下意见，使美国的工厂能为中国战后的建设，提供一些资料。”（《缪云台回忆录》第109页）如果说缪云台此次受邀与他们聚会交谈有关，此次出访，据梅先生日记记载，梅先生等人曾多次为他饯行。1943年7月18日，“中午与卢开瑗、张大煜为缪云台饯行，在西仓坡二桌”。（《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5月第1版第157页）8月2日，“金（指金岳霖）、沈（指沈昌焕）二君在留美预备班为缪君饯行请客。”（梅记第158页）由此可见，他们之间关系非同一般。
在西南联大时，梅贻琦月工资是2400元，全家七口人根本入不敷出，韩咏华只好与其他教授太太合伙在学校做饼卖，为了图吉利和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取名曰：定胜糕。1962年2月和5月，胡先生和梅先生一前一后去世。梅先生去世后，人们整理遗物时，发现他随身携带的手提皮包内，竟然装的是历年来他所掌管的清华基金的账目。1950年初，到达美国后，他在纽约华美协进会内管理清华在美基金。尽管和缪家合租房子，日子过得艰难，但看这批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二※
胡适先生1949年4月再度前往美国，1950年6月，夫人江冬秀到达美国，两人住在纽约东八十一街104号。既然都住在纽约，缪云台先在李国钦的华昌贸易公司担任顾问，李国钦与胡适交谊颇深，抗战时，胡适就利用李国钦的帮忙，大量结交工商人士，争取他们为中国抗战提供支持，有这么一个中间人，再加上有梅贻琦等共同的老朋友，缪云台和胡适不免产生交往。
缪云台回忆：“平素和我来往较多的有胡适之、梅贻琦、郑天锡、诸兆申、张谦、王宠佑、雷泽鸿等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对台湾当局失望、不满，但对大陆又不深知的人。我们有一个定期的聚会，规定在每个月第三个星期的星期三为聚会日，每次相约到中国城去吃一餐中国饭，内容纯以聚会为主。我们经常保持一桌人的数目，如果有人离开或不在了，就再补进一些人，自1951年开始，一直继续到现在。除以上几人外，后来补进参加的还有李汉魂、吴菊芳等人”，“在家庭之间，我们也有一个不定期的聚会，这是连同眷属一起参加的聚会。除胡适之，梅贻琦、郑天锡、张歆海、张谦几家外，还有何廉、王文伯两家”。（《缪云台回忆录》第175页）
他们的聚会似乎在胡适先生的日记中也留下了影子。1952年11月4日，“今天到GestLibrary（葛思德书库）去翻查《清高宗诗》四集，及《永乐大典目录》等书，一天都在书桌上。晚上在缪云台家看T-V（电视）报告选举的结果。到十点钟，大体已决定，Esenhower（艾森豪威尔）的大胜利已无问题了。”（《胡适日记全编》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259页）1953年1月25日，胡适从台湾回到纽约，“下午三点到纽约IdlewildField（艾德怀特机场）降落，冬秀与刘锴‘大使’，游建文夫妇，缪云台夫妇，刘驭万、严文郁、童世纲、汪振寰……都在场接我。”（同前书第291页）从这些日记看，胡、缪两人关系确实不错。前期胡适先生日记常常记聚会的事，1949年以后，记聚会的事也有，但往往是关于一些重大事件的聚会，像这类朋友定期聚会和家庭聚会则少见。因此，缪先生的这个回忆，在胡先生和何廉等人的回忆录中基本没有谈到，算是填补了关于胡适、梅贻琦他们这些人流落美国后生活方式方面史料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