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时年五十岁的前清翰林许承尧辞去甘肃省教育厅长的职位，从陇海线入京广线到达武汉，又从武汉乘小火轮沿江下到芜湖，在中江桥辗转水路，乘木船从青弋江溯源而上到达泾县榔桥。随后，是近一周的步行，经旌德县的蔡家桥、庙首、白地，翻越箬岭关隘，从绩溪上庄边上擦过，再过歙县的许村，他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园小山村唐模。当家乡的山水和村落以一种凄冷却亲切的姿态映入眼帘时，许承尧感到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净。
　　几天之后，许承尧又觉得自己的感觉开始变得愚钝了，徽州太安静了，仿佛世间所有的变化，都可以湮没在如此的冷清与寂寞中。可许承尧还是觉出这种安静是虚假的、是短暂的，即使在偏于一隅的徽州，也会在这寂静的群山中，感觉到某种飘摇。许承尧先去叩拜了一些长辈，也见到了自己昔日的同窗黄宾虹、汪采白，在这些自小一起长大的友人身上，许承尧感觉到了同样的恓惶，那是一种对捉摸不定的未来的担心和恐惧。许承尧隐隐地觉得，接下来的一切，已不可能如从前那样淡定了，而是带着某种极强的不确定性，潜伏着不可预料的熊吼虎啸。
　　文化苦旅
　　许承尧出生在歙县唐模村，自幼聪颖好学，十六岁时成为徽州府庠生，二十一岁时成为光绪甲午科举人，曾跟黄宾虹、汪鞠卣等人一起，师从当地名声显赫的紫阳书院山长汪宗沂。1904年，许承尧在京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905年，延续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宣告结束，许承尧作为中国“最后的翰林”，离开京城，回到了老家徽州。许承尧先是改徽州府旧试院为校舍，创立了新安中学堂、紫阳师范学堂（即徽州师范的前身），自任监督；又在家乡唐模创设私立敬宗小学、端则女校，这在乡村实属开先河之举。之后他又将两所小学合并，再开徽州男女同校之先河。1906年，许承尧同黄宾虹、陈去病、汪鞠卣等人秘密组织“黄社”，以纪念思想家黄宗羲为名，积极推动废除帝制，推行宪政。一段时间之后，因被人告发，许承尧不得不辞去二校监督之职，回翰林院任编修，兼国史馆协修。辛亥革命爆发后，具有新思想的许承尧应安徽总督柏文蔚的聘请，负责督办全省铁路。没过多久，柏文蔚因讨伐袁世凯失败而下台，许承尧只好再次回到徽州。1914年，许承尧受安徽同乡、陕甘筹边使张广建的邀请，辞别八十岁的祖母，远行至前途未卜风沙漫天的大西北，先后担任甘肃省政府秘书长、甘凉道尹、兰山道尹、省政务厅长、渭川道尹等职务。
　　许承尧的西北之行，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文化苦旅。当时西北财政的匮乏、观念的落后、设施的薄弱，政治与社会各种复杂纠缠的关系，让许承尧的变革毫无头绪。后来谈及此行，许承尧认为是“世艰迫促，非鬻力奉生，无以自谋”，加之张广建为人“笃诚肫厚”，且“能用善言”，鼓动了他的西行。这个时候，离莫高窟藏经洞被打开只有十余年，伯希和、斯坦因等多国走私犯盗走大量洞藏文献运往西方，清政府也用牛车运回京畿一部分，剩下大量文献在甘肃市面上买卖。饱读诗书的许承尧当然知道这批文献的价值，为避免大量国宝流失散佚，许承尧节衣缩食加入了收购的行列。在写给桐城派老友马其昶的一首诗中，许承尧谈到了自己的动机和行为：“我业蹉已晚，千百见三四……目眩入宝山，失喜至忘寐。憬然念深兹，襟袖濡古泪。”为了寻觅莫高窟洞藏文书，许承尧的足迹遍布了甘肃全省，有时候他甚至为了几页敦煌文书，辗转数百公里艰难寻觅。公务之余，许承尧潜心研究敦煌文献，抄写经书，辨别字义，将苍茫岁月之留痕化成今日之流水。
　　回乡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许承尧又继续在之前创立的徽州师范主持教育工作，他聘请了一批在当时异常有名的学者担任老师，甚至一度说动了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其也准备来徽州。他又跟江彤侯等民间文化人一起，投身于徽州古迹的整理和拯救工作，修葺城郊西干山的渐江墓、披云亭、长庆寺、经藏寺，造漱芳楼，疏浚五明寺泉，叠石千级，使古城的西郊成了优美的景点。家乡唐模村的檀干园，他也曾多次组织乡亲修理，挖塘清淤，种植林木，让其成为了乡邻游憩的好所在。在做这些事的过程中，许承尧遍尝世间的酸甜苦辣，沉郁、忧伤与失望也与日俱增。终于有一天，许承尧下定决心辞去了徽州师范的教学、管理以及相应的社会工作，搬回了唐模老家。在老家，他一方面整理在甘肃所搜集到的敦煌经书，研习书法；另一方面，又主持编撰《歙县志》，撰写《歙事闲谭》。三年后，《歙县志》共十六卷出版，此方志被评为“民国中国四大名县志”之一。又过了四年，《歙事闲谭》三十一卷付梓。在书中，许承尧以自己的内心为镜像，不懈地描摹着徽州的山水、风物和人情，既有云破日出的深情，又有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超然。
　　剑胆琴心
　　在最初接触徽州历史文化之时，我对许承尧这个人了解得并不深入，以为他只是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可是在读到他的诸多诗文，了解到这个人的相关事迹和生平后，我改变了对他的诸多看法——这应该是一个学术境界和人生境界不断完善、渐趋于完美的人，既有古典济世“修齐治平”的精神，还颇有现时读书人难能可贵的开放、博雅、创造和宽容心性。
　　许承尧诗文书画俱佳，其诗摇曳多变，折射着因角色转换而带来的生命体验和心境的变化，总体上透着一股忧愤之情，悲怆激越，基调如同谭嗣同和鲁迅，同为仰天长叹和诘问。那个时代的文化人，虽然看起来是谦谦君子，可都像荆轲一样快意恩仇，长歌当哭，迎风长啸。在《剑》中，许承尧写道：“剑光照胆不照心，潸然抱剑空哀吟。欲沁泪痕作新锈，比较血痕谁浅深？”
　　许承尧还有一部分诗是典型的“杜诗风格”，有着强烈的平民与忧患意识，比如写于抗战胜利之后的《痛定篇》，大多写徽州民间的疾苦，其中《县长来》《老估叹》《乡长寿》《官拥兵》等，就像是杜诗《石壕吏》、白诗《卖炭翁》的翻版。“龙蛇既已起，鸡犬安得宁？至今闾里间，两日一食并。”（《石壕村》）“今岁秋成原不恶，最怜户户只空仓”（《老农》）……看得出来，许承尧心心念念的，还是世间的苦难。
　　世事浮沉，风云变幻，许承尧很明显从大起大落的蹉跎经历，以及芸芸众生的无奈和彷徨中，彻悟了人生的终极意义，从而开始“向死而生”的一系列行为。关于这一点，只要看过许承尧的书法，就可以明白。风格是个人心性的表现，以许承尧的博大深厚，其书法葆有雍容沉稳、华美醇厚的庙堂气度是很正常的。至于他的行书，既有质朴性情，又兼有浓郁的金石味，清虚而典雅，和美而恬淡，明显是抄录佛经导向朴真的结果。风格和人格，往往是一起成长的，那种最本质的东西，往往在不经意间纤毫毕现。
　　除了著书立说，许承尧还以个人的努力继续收藏和拯救徽州的文物和古董。晚年的许承尧又收集了包括米芾、唐寅、文征明、祝允明、董其昌、八大山人、石涛、石溪、查士标、渐江，以及扬州八怪在内的很多名家古字画，还有宋、明版的书籍达万卷之多，加上之前收藏的敦煌魏晋隋唐上品经书四十多卷，许承尧的家中堆满了历朝历代的古董和字画，这也花去了许承尧几乎所有的积蓄和家产。1944年，抗日战争临近尾声时，许承尧曾考虑筹建黄山图书馆，将自己的收藏全部捐赠。奔走运作的过程中，许承尧深感当局窳败堕落，怕一旦捐赠便会被权贵侵吞私占，最后决定暂缓实施此计划，遂自建“檀干书藏”，并订立遗嘱，教谕子孙在其身后不得将藏品分散，要组织专人负责整理保管。
　　20世纪50年代初，安徽省博物馆正是在许承尧捐赠遗物的基础上建立的。歙县档案局珍藏着一本《许承尧捐赠品清册》，单这一个目录便有3册348页，其中所载文物更是达两万余件，件件都是稀世奇珍，价值难以估量。
　  一往情深
　　我常常想，站立在新旧世界的分界线上，许承尧可能算是当时徽州最孤独的人了。20世纪20年代末，他的身世、背景、年龄、个性都不允许他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即使是勉强发声，也不会引起人们观望和拥护，毕竟，身边热血沸腾的“少年郎”都一股脑儿地逐梦前方去了。人们追求的是火车的迅捷，鄙夷的是牛车的缓慢；追求的是派克笔的方便，丢弃的是毛笔的持重；追求的是打碎旧世界的痛快淋漓，摒弃的是成竹于胸的耐心……至于许承尧，他身上不可避免地载负着诸多特点：缓慢、持重、迂执、守旧、清雅、安谧……虽然许承尧心中也有“拔剑”的愿望，可是剑未出鞘，已是四顾茫然。当时代发出尖厉的啸声，对往昔表现出不屑，连正眼凝视都不再给予的时候，许承尧只能将剑还回鞘中，以回应时代对他的冷落。
　　这并不是一种主动的姿态，而是出于被动和无奈，许承尧变身“最后的翰林”，似乎也是如此。如此烙下的“遗老”印记，使得他不可能像后辈胡适一样，以一个“盗火者”的身份处世；更不能像鲁迅一样，以不妥协不苟且的批判，成为人们景仰的先锋。当然，这个徽州人也没有效仿苏曼殊李叔同，采取声色犬马自甘堕落，或者遁世的方式，他只是心若止水般地止步故园，躲避尘世的纷争和热闹，寻找着独立于时代之外的意义和价值。许承尧知道，与前行的茫然不同，对于历史与文化的深情凝视，才是踏实和有意义的……当许承尧饱蘸着墨汁的毛笔轻柔地落在宣纸之上时，无边的岁月开始向四周扩散，云山苍苍，秋水漫漫，鸡声茅店，板桥清辉……那是连接着徽州上下数千年的神思，如烟雨般袅娜了千百年的忧伤和迷愁。
　　随后的二十年中，山河日益破碎、乾坤重复颠倒，人们饱受兵燹之苦，一切都变幻莫测，一切又都在淬火重生。活在这样的年代里，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一场内心的煎熬。唯一让许承尧感到安慰的，是透过这千疮百孔去找寻旧日的碎影。他在追溯往日时光时，或许会感到自己所做的并不完全是为了过去，更是为了未来——那些扑面而来的时光，只有跟过去连接时，才能显出生命力。有时候，当许承尧不由自主地提起枯笔画出山水图时，连他自己都感到了冲击和震惊——这分明是渐江绘画的再现，冷寂如是，枯寒如是，奇崛如是，瘦硬如是……所有的画，都是心湖颤抖而破灭的幻象。在这样的幻象中，他不仅看到了一个全力挣扎的世界，也看到一个全力挣扎的自己。
　　抗战初期，国民党将领唐式遵率大批川军驻防皖南，屯兵歙县岩寺。为阻挡日军入侵，唐式遵曾考虑炸毁歙城河西大桥，拆除岩寺、潜口等处的古塔，因为这些古建筑有极高的辨识度，容易招致日军飞机轰炸。消息传出后，许承尧很焦虑，面见唐式遵请求除非形势十分危险时才执行毁弃这些建筑的命令。由于日本军队后来没有继续南下，这些古建筑有幸得以保全……
　　晚年的许承尧就这样奔波在徽州的大小道路上，殚精竭虑，费尽心思。虽然我难以完全厘清他晚年的足迹，可我们还是可以从书本、绘画以及藏品中，看到他对新安山水的一往情深。
　　飞云之上
　　现在的唐模村，许承尧的故居坐落在水街边一个窄窄的巷子里。当年的“眠琴别圃”，现在已成为了一幢普通的徽州民居，只不过比一般老宅稍大一些，看起来稍讲究一些；至于“写经楼”，早就“经去楼空”了。这屋子里陈放了一些许承尧的遗物，也悬挂了许承尧的一些书法作品。历史与时光，就如墨迹一般在他手下排成娟秀的长行，若满天繁星般遥远，也如春季田畦里绿油油的青苗般蓬勃。最引人注目的是堂前立柱上悬挂的挽联。上联是：从容入世，七秩余年，彼何人斯？亦曾奉手，当代雄俊义烈君子；下联为：慷慨留诗，十有四卷，我为谁作？要自服膺，古来沉博绝丽大文。据说挽联是许承尧生前自撰，算是对自己一生作了一个真实而诚恳的评价。
　　从这样的自我评价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胸襟和气魄。这是一个高贵的灵魂，也是一个幽怨的灵魂。每个时代都有一些精英遗老，也有一些棠棣之花，他们钟情于消逝的时光，即使是星移斗转，他们仍固执地翘首相望，最终定格为一个苍凉的姿势。
　　1946年7月，许承尧在唐模的大宅里溘然长逝，终年73岁。在他去世之后，儿孙们遵嘱将他葬于“眠琴别圃”的花丛中，与妻胡宜人、女素闻合墓。1984年，歙县人民政府曾拨专款重修许承尧墓，并将其迁至唐模前山，坐东北，朝西南，依山势而筑，举目便可以看到绵亘的茶山。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这条古徽州的“卧龙”，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湮没在沉默和寂静之中，数十年中的方志和文章，都很少出现他的名字。一直到这十多年，这个名字才慢慢浮出水面。让人觉得有趣的是，二十年前我在屯溪新安江边一家书店闲逛，想起许承尧这个人，思忖要去他的老家唐模看看，没想到抬首就在书架上瞥见了他的《歙事闲谭》。我早就听说过本省的一家出版社多年前整理推出过此书，可是一直没有买到。这是一本以虔敬之心对于新安山水的凝视之作，闲拥白云苍狗，感发旧事沉浮。它既有《一千零一夜》般的浪漫，又有《史记》的满满情怀，一如“新安画派”的山水图一般，展现的不仅仅是一个外部世界，还有内心的希冀。
　　由许承尧，我甚至想到了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个“旷代逸才”杨度，想到了“晚清鸿儒”王国维，以及一辈子都伶俜着的严复……当新的时代带着不可抗拒的姿态呼啸来临，当一个时代成为过去，“无边落木萧萧下”，他们只好“任凭风吹雨打去”了。比起杨度晚年的颠沛流离、王国维的投湖自尽、严复的门可罗雀，也许，许承尧的故园归隐已算是一种最好的方式了。逃离纷乱，隐逸山林，葆有温润，回溯梦华，又何尝不是一种最好的选择呢？
　　许承尧是逍遥的吗？我从不觉得他逍遥。少年书剑志天下，中年飘零走四方，归来之时，怎么可能无所挂碍呢？他只是不再激越，只有惆怅，根本谈不上逍遥，满身都是披星戴月的叹惋。许承尧是悲情的吗？似乎是这样，又似乎不是这样。许承尧从未完成过华丽的转身，虽然他在驰想新安山水时，似是满满闲情，斑斓古雅，可在骨子里，他却有着难以排遣的惆怅，就如写作《东京梦华录》的孟元老一样。许承尧心中郁积之“块垒”，使得他难以像老子所说的“淡若海，漂无所止”，他只是“漂”，他知道生命的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沙漏。至于后半生，他只是在静静地等待，等待漏断的时刻。
　　许承尧是高贵的吗？应该是的。生命的过程，不仅仅是对于个体的意义，还是大历史的参与和见证。逝者如斯夫！人起于幽暗，行于灰暗，归于黑暗，唯有自明，才是最好的解脱。千古之人，同声一叹。可是山水自然故园情感，却可以让如此悲情得以缓和。就历史上的徽州大家来说，对这样的愁绪，朱熹是以“天命之理”来消解；渐江是以山水的薄凉和冷寂来消解；胡适是以对未来可期的坚定追求来消解……而许承尧呢，更多地是以高贵的回眸来消解。山川河流是外部的风景，历史掌故则是内在的风景。当内在和外在的风景触碰并融为一体之时，他即可身轻如燕，飞翔在历史与现实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