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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元宵节
正月十五闹元宵，民间流淌千百年。游龙，舞狮，观灯，看戏，猜谜，吃元宵，热热闹闹，红红火火，华夏集体意识仪式感爆棚。对我来说，这天不仅是传统节日，更镌刻了许多关于我的人事印记。
一
1969年元宵节，我在母亲肚子里紧赶慢赶，以早产一个月的速度，来到陌生世界，追上了闹春的尾巴。母亲回忆说，“剪完脐带，打好包，公鸡开始打鸣。”
夜里公鸡什么时候开始打鸣，这是不确定的，即使有日晷，夜里也无法计时。被牵着走村串户的算命先生，问我的生辰八字，母亲总是重复那句话，“剪完脐带，打好包，公鸡开始打鸣。”算命先生无奈，算不了公鸡会在哪个时辰开始打鸣，子丑寅卯似乎都可以，干脆裁定我是子时生人。再掐指一算，好家伙，命犯水煞！老家有河有塘，母亲提心吊胆，每当我同小伙伴戏水被发现，必然要挨一顿饱揍。至于冤不冤，想想现在每年暑期发生的那些溺水悲剧，倒是要感激早已作古的算命先生了。
公鸡打鸣是个模糊的时间概念，好在生辰八字可以八九不离十，而在那个没有钟表、手机计时，更没有《医学出生证明》为凭的年代，一些人的生辰八字比我还离谱。记得堂弟算命时，婶娘对算命先生说，“孩子落地，正好母鸡下蛋。”与堂弟相比，我赶在元宵日出生，日子是确定的，也是难忘的。
有人说，在元宵节过生日，是前世修来的幸运。毕竟赶在年尾上，大鱼大肉多多少少还有，不像别的孩子，吃一个茶鸡蛋就算庆生了。
二
1976年元宵节，我满七周岁，刚好达到当时的法定入学年龄。正月十六开学，我成为清河小学金屋教学点的一年级新生。
与现在秋季为学年的第一学期不同，那时是春季招生。不比现在农村有幼儿园，孩子学前“教育”就是同泥巴石子打交道，与蛙鸟虫鱼逗乐子。在家野惯了，进学校里难免惹是生非，而和谐的办法是吃“各食”。家长带孩子来报名时，备了糕点、炒蚕豆、山芋角、冻米糖等吃食，交由老师分发，说吃了“各食”就要和和气气，大同学不能欺负小同学。
金屋教学点很小，一校一师，复式班一、二年级混在一起，其中一年级有十六位同学。校长兼班主任兼全科教学的石老师，教完一年级语文，布置好作业，再教二年级数学，不需要什么课程表，反正两个年级语数4本教材叠在讲桌上，上课随便抽。
石老师是民办教师，四十多岁，高挑清瘦，眼眶凹陷，看起来阴森森的，实际上和蔼可亲，再调皮的孩子都被管得服服帖帖。有次我犯错，被抓了现行，按律当罚。他问，是挨三下教鞭？还是每天抄一页方格纸生字？我怕疼，选择了抄生字。一页方格纸，反顺两百个空格，开始不觉得累，时间一长，就有点后悔，要是挨三下教鞭，多“痛快”啊！好在我坚持下来了，不但生字得到巩固，也锻炼了意志力，冥冥之中，为我后来吃上文字饭埋下了伏笔。
三
1984年元宵节，我刚满十五周岁，在时代洪流裹挟下，荒唐地完成了从在读初中生到公办教师的“飞跃”。正月十六上午，父亲带我去西源辅导小学报到。那时生活条件差，发育迟缓，父亲的老同事、教导主任祝松节叔叔，见我嘴上没毛，连连咂嘴说，这么小，怎么安排呢？还是先教一年级数学试试吧。
童工老师，匪夷所思。县人事部门机密一样保存的档案袋，里面关乎我退休待遇的入职时间，其实比实际站上讲台更早。
那是1983年冬天的某个傍晚，已在西源辅导小学负责财务工作的父亲，背着进出几乎不离身的帆布包，来到大哥任教的广福初中，而这次波澜不惊的来访，居然决定了我的人生走向。其时，刚从宿松师范民师班毕业的大哥，8月底分配到广福初中任教，顺便将我从隘口中学转过来读初三。初三学习压力大，班主任给我们描绘的理想蓝图是考上中专。中专包分配，铁饭碗，农村孩子无不梦寐以求。既然初三毕业不一定能考取中专，何不抓住顶替机会？经过父亲与大哥的短暂会商，最终决定终止我的学业，提前端上“铁饭碗”。
公职人员退休、子女顶替政策，从五十年代开始实施，到八十年代初初露叫停迹象，风传1983年冬天是末班车。这一年，父亲刚好50岁，符合“病退”条件。就这样，父亲“病退”，我顶替，档案上入职时间就固定在1983年11月。
不用奋斗就捧上了“铁饭碗”，一些亲友说我很幸运，浑然不知在我心头留下了自卑阴影。每逢别人谈论中高考，我要么装聋作哑，要么王顾左右而言他。
1984年的元宵节，是我由初中生秒变小学教师的实质性分水岭，福兮祸兮，谁也说不清。
四
“铁饭碗”属于稀缺资源，在农村很吃香，哪怕天生武大郎身材，不愁睡不上热炕头。老婆没读多少书，但在村姑中也算鹤立鸡群，当年一见钟情，我的“铁饭碗”权重不轻。她现在有多种慢性病缠身，不过并非娘家带来的，而是生孩子落了病根。
老婆怀孕时，测算的产期是腊月底，谁知大年三十了都没动静，小家伙在肚子里磨磨蹭蹭两周多，挨到元宵节我的生日这天出生，太神奇了，估计比买彩票中大奖的概率还低。然而，我还没来得及高兴，产房传来坏消息。过期产，超重儿，导致妻子难产大出血、休克，医院接连下达三轮病危通知书。那些在家里过元宵节的医生，一个个风风火火，召回施救，吓得我两腿发软，小便频出。也不知输了多少血，用了多少药，抢救三个小时，妻子命保住了，但脑垂体前叶组织缺血坏死不可逆，席汉综合征必然累及余生。
生孩子是左脚阴间，右脚阳间。子女的生日，也是母亲的难日，庆生大抵是对儿无恙、娘安好的双重庆贺。
转眼间，母亲去世了十五年，说来惭愧，她的生日我已不记得了。女人生产死去活来，弄不清子女出生的时辰，情有可原，但哪怕老年痴呆，忘了存折密码，忘了结婚日期，忘了亲朋故友，子女的生日绝对不会忘记。即使像我的婶娘，虽难以精确时间概念，也会一辈子描述出堂弟出生时的场景，“孩子落地，正好母鸡下蛋。”
像我一样不记得父母生日的子女，可能不在少数，父母也曾为人子女，反正一代代都是这么过来的，不记得似乎心安理得，何必大惊小怪？倒是儿子挨到元宵节出生，让我捡了大便宜。试想，将来我百年之后，只要他记得元宵节庆生，不至于忘掉我。
正月十五，是大家的元宵节，也是我一个人的元宵节。
一
1969年元宵节，我在母亲肚子里紧赶慢赶，以早产一个月的速度，来到陌生世界，追上了闹春的尾巴。母亲回忆说，“剪完脐带，打好包，公鸡开始打鸣。”
夜里公鸡什么时候开始打鸣，这是不确定的，即使有日晷，夜里也无法计时。被牵着走村串户的算命先生，问我的生辰八字，母亲总是重复那句话，“剪完脐带，打好包，公鸡开始打鸣。”算命先生无奈，算不了公鸡会在哪个时辰开始打鸣，子丑寅卯似乎都可以，干脆裁定我是子时生人。再掐指一算，好家伙，命犯水煞！老家有河有塘，母亲提心吊胆，每当我同小伙伴戏水被发现，必然要挨一顿饱揍。至于冤不冤，想想现在每年暑期发生的那些溺水悲剧，倒是要感激早已作古的算命先生了。
公鸡打鸣是个模糊的时间概念，好在生辰八字可以八九不离十，而在那个没有钟表、手机计时，更没有《医学出生证明》为凭的年代，一些人的生辰八字比我还离谱。记得堂弟算命时，婶娘对算命先生说，“孩子落地，正好母鸡下蛋。”与堂弟相比，我赶在元宵日出生，日子是确定的，也是难忘的。
有人说，在元宵节过生日，是前世修来的幸运。毕竟赶在年尾上，大鱼大肉多多少少还有，不像别的孩子，吃一个茶鸡蛋就算庆生了。
二
1976年元宵节，我满七周岁，刚好达到当时的法定入学年龄。正月十六开学，我成为清河小学金屋教学点的一年级新生。
与现在秋季为学年的第一学期不同，那时是春季招生。不比现在农村有幼儿园，孩子学前“教育”就是同泥巴石子打交道，与蛙鸟虫鱼逗乐子。在家野惯了，进学校里难免惹是生非，而和谐的办法是吃“各食”。家长带孩子来报名时，备了糕点、炒蚕豆、山芋角、冻米糖等吃食，交由老师分发，说吃了“各食”就要和和气气，大同学不能欺负小同学。
金屋教学点很小，一校一师，复式班一、二年级混在一起，其中一年级有十六位同学。校长兼班主任兼全科教学的石老师，教完一年级语文，布置好作业，再教二年级数学，不需要什么课程表，反正两个年级语数4本教材叠在讲桌上，上课随便抽。
石老师是民办教师，四十多岁，高挑清瘦，眼眶凹陷，看起来阴森森的，实际上和蔼可亲，再调皮的孩子都被管得服服帖帖。有次我犯错，被抓了现行，按律当罚。他问，是挨三下教鞭？还是每天抄一页方格纸生字？我怕疼，选择了抄生字。一页方格纸，反顺两百个空格，开始不觉得累，时间一长，就有点后悔，要是挨三下教鞭，多“痛快”啊！好在我坚持下来了，不但生字得到巩固，也锻炼了意志力，冥冥之中，为我后来吃上文字饭埋下了伏笔。
三
1984年元宵节，我刚满十五周岁，在时代洪流裹挟下，荒唐地完成了从在读初中生到公办教师的“飞跃”。正月十六上午，父亲带我去西源辅导小学报到。那时生活条件差，发育迟缓，父亲的老同事、教导主任祝松节叔叔，见我嘴上没毛，连连咂嘴说，这么小，怎么安排呢？还是先教一年级数学试试吧。
童工老师，匪夷所思。县人事部门机密一样保存的档案袋，里面关乎我退休待遇的入职时间，其实比实际站上讲台更早。
那是1983年冬天的某个傍晚，已在西源辅导小学负责财务工作的父亲，背着进出几乎不离身的帆布包，来到大哥任教的广福初中，而这次波澜不惊的来访，居然决定了我的人生走向。其时，刚从宿松师范民师班毕业的大哥，8月底分配到广福初中任教，顺便将我从隘口中学转过来读初三。初三学习压力大，班主任给我们描绘的理想蓝图是考上中专。中专包分配，铁饭碗，农村孩子无不梦寐以求。既然初三毕业不一定能考取中专，何不抓住顶替机会？经过父亲与大哥的短暂会商，最终决定终止我的学业，提前端上“铁饭碗”。
公职人员退休、子女顶替政策，从五十年代开始实施，到八十年代初初露叫停迹象，风传1983年冬天是末班车。这一年，父亲刚好50岁，符合“病退”条件。就这样，父亲“病退”，我顶替，档案上入职时间就固定在1983年11月。
不用奋斗就捧上了“铁饭碗”，一些亲友说我很幸运，浑然不知在我心头留下了自卑阴影。每逢别人谈论中高考，我要么装聋作哑，要么王顾左右而言他。
1984年的元宵节，是我由初中生秒变小学教师的实质性分水岭，福兮祸兮，谁也说不清。
四
“铁饭碗”属于稀缺资源，在农村很吃香，哪怕天生武大郎身材，不愁睡不上热炕头。老婆没读多少书，但在村姑中也算鹤立鸡群，当年一见钟情，我的“铁饭碗”权重不轻。她现在有多种慢性病缠身，不过并非娘家带来的，而是生孩子落了病根。
老婆怀孕时，测算的产期是腊月底，谁知大年三十了都没动静，小家伙在肚子里磨磨蹭蹭两周多，挨到元宵节我的生日这天出生，太神奇了，估计比买彩票中大奖的概率还低。然而，我还没来得及高兴，产房传来坏消息。过期产，超重儿，导致妻子难产大出血、休克，医院接连下达三轮病危通知书。那些在家里过元宵节的医生，一个个风风火火，召回施救，吓得我两腿发软，小便频出。也不知输了多少血，用了多少药，抢救三个小时，妻子命保住了，但脑垂体前叶组织缺血坏死不可逆，席汉综合征必然累及余生。
生孩子是左脚阴间，右脚阳间。子女的生日，也是母亲的难日，庆生大抵是对儿无恙、娘安好的双重庆贺。
转眼间，母亲去世了十五年，说来惭愧，她的生日我已不记得了。女人生产死去活来，弄不清子女出生的时辰，情有可原，但哪怕老年痴呆，忘了存折密码，忘了结婚日期，忘了亲朋故友，子女的生日绝对不会忘记。即使像我的婶娘，虽难以精确时间概念，也会一辈子描述出堂弟出生时的场景，“孩子落地，正好母鸡下蛋。”
像我一样不记得父母生日的子女，可能不在少数，父母也曾为人子女，反正一代代都是这么过来的，不记得似乎心安理得，何必大惊小怪？倒是儿子挨到元宵节出生，让我捡了大便宜。试想，将来我百年之后，只要他记得元宵节庆生，不至于忘掉我。
正月十五，是大家的元宵节，也是我一个人的元宵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