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介绍 叶润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省考古学会理事长、研究馆员。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长期从事安徽先秦考古研究,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课题组组长,“夏文化研究”课题组副组长,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专家,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第十二届、十三届省政协委员,省社科党委专家宣讲团成员。
安徽地跨长江、淮河、新安江三大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繁衍生息的沃土,更是中国古代文化交流互鉴、融合发展的重要区域,在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发展进程和考古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期的安徽人文讲坛,咱们来详细说说安徽考古探索。
“人字洞”遗址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先来看看百万年人类史的安徽主要考古发现。
繁昌“人字洞”早期人类遗址位于繁昌孙村镇,该遗址地质时代为早更新世早期,绝对年代为距今256-220万年,是亚欧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将亚洲人类起源的历史提前了几十万年,为亚洲是早期人类起源地区之一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和县龙潭洞晚期直立人和东至华龙洞古老型智人化石地点也陆续被发现。最新研究认为,华龙洞人是东亚地区向智人(现代人)演化的最早古人类。华龙洞遗址是我省继和县晚期直立人和“巢县智人”化石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也是继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之后,我国发现出土石制品、骨制品等古人类生存活动证据以及古人类和动物化石最为丰富的古人类遗址。
此外,还有“巢县智人”化石、水阳江流域旧石器地点群、巢湖柳家2号遗址等。
安徽旧石器时代的重要发现,一是实证了安徽长江流域是人类起源与演化的重要区域之一;二是与长江中上游和我国其他地区古人类遗存的发现互为补充和印证,形成了人类起源与演化在我国境内的完整证据链,为“现代人起源多地区进化说”和“东亚直立人到现代人连叶润清组长,续进化说”提供了科学实证;三是为我国百万年人类史研究提供了重要人类学和考古学资料。
“凌家滩的玉器中国独此一家” 新石器时代及其之后的考古发现,凸显了安徽在我国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发展进程和考古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凌家滩遗址是新石器时代安徽地区的主要考古发现之一,距今约5800-5300年,高度发达的玉石器加工业,统一的宗教信仰,明显的社会分层,体现崧泽社会金字塔顶端的祭坛、墓地、大型公共建筑、内外环壕防御及防洪体系,对山(太湖山)水(长江或其支流裕溪河)环境进行了精心选择,对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具有关键时间节点、关键区位和关键性文化内涵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认为,凌家滩是长江下游文明化道路上的先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委员、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王巍先生认为,凌家滩是实证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关键性、标志性遗址。上海博物馆宋健研究员认为,凌家滩是世界古代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凌家滩遗址,特别是成套祭祀礼仪性玉礼器体系的创举,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从“以玉为美”到“以玉为礼”观念的重要转折点,对良渚早期国家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正是在继承、发展、创新凌家滩的基础上,才有了中国最早的区域性文明——良渚古国的诞生,由此奠定了长江下游中国早期的政治中心地位,并进而延续了该地区上千年的经济与文化繁荣。
考古工作构建了安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谱系,确认了一批总体年代跨度在距今约8800-4000年之间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心聚落遗址和城址,形成了一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研究聚焦的核心遗存,揭示了安徽新石器时代各区域之间及其与海岱、中原、长江中游、长江下游环太湖、新安江下游钱塘江流域及宁绍平原等周边地区交流互鉴、融合发展的态势和特点,勾勒了安徽江淮地区早期社会复杂化的基本过程和早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模式,展现了从一万年文化史较早阶段到中华文明起源、形成时期的安徽图景,实证了安徽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考古发现与文献相互印证 安徽夏商周时期的主要考古发现:一是确立了安徽江淮地区的斗鸡台文化。二是蚌埠禹会村、肥西三官庙夏代一头一尾两处遗址的重要发现,为“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桀奔南巢”等历史文献提供了考古学证据。三是在淮河流域发现了二十多处包含有岳石文化遗存的遗址。四是在长江以南的马鞍山等地发现了点将台文化遗存。五是铜陵师姑墩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多学科综合研究,将对安徽长江流域青铜冶铸历史的认识从此前的商周之际提前到二里头三、四期亦即夏代晚期。
以上发现充分说明了夏代安徽与中原、海岱、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密切关系,凸显了安徽地区在夏文化重大课题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夏商周时期安徽的重要考古发现,与文献反映的历史相互印证,为研究淮夷方国以及吴、越、楚等国的聚落形态、生业模式、青铜冶铸工艺、葬俗礼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以及中原王朝与安徽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密切联系提供了重要实物材料,凸显了安徽地区的自然资源和作为交通要道、文化走廊的区位优势。
目前已发掘汉代墓葬数千座 汉代遗存非常丰富,以墓葬为主,已发掘数千座。西汉代表性的有六安王陵,阜阳双古堆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夫妇墓,巢湖北山头、放王岗,舒城秦家桥,天长三角圩,芜湖贺家园等地的墓葬;东汉代表性的有萧县汉墓,亳州曹氏宗族墓,宿州、淮北等地的画像石墓。
铜陵、池州等地发现汉代铜矿开采冶铸遗址,对研究汉代“铜官”和“丹阳铜”产地等重大历史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省的考古发现以马鞍山地区的六朝墓为代表,如宋山墓、朱然墓、青山六朝墓群、“天子坟”孙吴墓等。
隋唐宋元及其后,安徽考古工作的重点和重要发现:一是窑址。二是配合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申遗所做的考古工作和重要发现。三是墓葬。四是城址和大型建筑基址,以凤阳明中都遗址的系列重要发现为代表。
秦汉至明清时期的重要发现,展现了古代安徽在科学、艺术、文化、社会、思想等多方面的重要成就和贡献。
“十五”以来,安徽先后参加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夏文化研究、海岱地区夏商西周考古研究六大课题,含山凌家滩等19处遗址、墓地和皖南先秦矿冶遗址等5大片区被纳入其中。
“百万年人类史研究安徽有优势,一万年文化史研究安徽同样有潜力。前者长江流域是重点,后者淮河流域、长江流域、新安江流域都是重点,但迄今发现7000年以前的遗存基本都在淮河流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和我们省考古所前期一直努力在淮河流域寻找新石器时代早期即9000年以前遗存,今后将结合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寻找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地点,如果有所发现,将是重要突破。”叶润清说。
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