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寄来一套《中国阅读通史》，北大教授王余光先生主编，北大、南大、武大等一众学者，历时十余年编撰成功的一部皇皇通史，经安徽教育出版社编排付梓，图文并茂，文意雅厚，装帧精美。
　　英国学者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说，阅读史，是真正的“作为心灵的知识的历史学”。其资料收集、状态描述、行为解释等对研究、编撰者而言，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中国阅读通史》十卷，350万字，以千年文明为经纬，以典籍流变为脉络，凿开混沌，疏浚源流，流贯出中华文明从甲骨卜辞经雕版纸张，再到数字文本的阅读长河。全书分为十个部分，以阅读理论卷为始，以阅读图录卷收束。采撷经史子集、金石简帛、民间话本乃至网络碎片，既考据精严，又气象宏阔，恰如黄钟大吕，叩响文明的回声。
　　先秦士人捧简而思，魏晋名士执卷玄谈，唐宋文豪举袂唱和，明清学者校勘考据……每一页翻动，都是心灵与历史的共振。正如顾炎武所言：“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阅读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心性的磨砺。此书之价值，恰在于以史证道，以道观史，令读者得见中华文明如何在字里行间完成精神的涅槃。
　　整部通史中，编撰者深刻领悟阅读是多层级、多架构、多介质共同融汇的心灵立交桥。要分辨民族阅读链条上每一个底层逻辑，必须从上而下梳理该历史阶段的阅读生态构成。
　　顶层倡导，当然来自帝王将相。秦皇虽焚书坑儒，但留下读书种子，立石铭功，已见文字之威；汉武大帝独尊儒术，设太学、置博士，使经学成庙堂圭臬；宋太宗敕修《太平御览》，在于寻求“教化之本，治乱之源”；明成祖集《永乐大典》，铺张文治，修书掖文；清乾隆编《四库全书》，俾古今图籍，荟萃无遗，永昭艺林盛轨……权力与典籍共舞，构建起“文治”的至高理想。
　　中层支撑，属于士大夫群体。他们或如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著书立说，不虚美，不隐恶；或如朱熹注《四书》以立理学，“学问思辨”，讲明义理，修身达人；或如顾炎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早夜诵读，反复寻究，博学多闻，躬行实践。书院讲学、藏书刻书、科举应试，士人阶层以阅读为纽带，编织出贯通朝野的文化网络。
　　底层跟随的，当属百姓众生。市井说书、坊间话本、年画谚语，乃至今日短视频中的“一分钟读经典”，无不彰显普罗大众对知识的渴求。敦煌变文、元杂剧、明清小说，正是这些“不登大雅”的文本，让文明之泉润泽阡陌。
　　三者共构的阅读生态，是全书的逻辑架构，外在因素有社会环境、教育宗教及文本变迁等，内在因素有阅读传统、阅读时尚及个人阅读经历等，结合纯熟自然。
　　不受拘束，不为腐儒，这是阅读的最佳境界。王国维曾经说过“发前人所未能发，言腐儒所不敢言”，就是说要有创见。创见是阅读的高品质生发，若学者们都只是墨守成规地阅读，不敢提出新观点，那么学术研究将陷入停滞。
　　阅读史的研究，不光关注阅读行为，还关注阅读工具的发展、阅读方法的演进和阅读环境的创设。
　　阅读工具的发展延展阅读的效率。从龟甲兽骨到云端字节，工具之变深刻重塑阅读形态。工具之演进，非徒增效率，更拓展认知边界——昔年张衡观天需登灵台，今日学童轻点屏幕即见星河。然工具终为器用，正如陆机《文赋》所诫：“虽离方而遁圆，期穷形而尽相。”真正的阅读，仍需心灵穿透技术的屏障。
　　阅读方法的演进使阅读走向宏博。书中对阅读方法尽行研究，成果斐然。汉代大儒重章句训诂，郑玄注经“字比句栉”，许慎注释“考证词义”；魏晋名士尚清谈，以“得意忘言”破文本桎梏；禅宗倡“不立文字”，却以公案机锋开辟另类解读；乾嘉学派考据辨伪，将实证精神推至巅峰；至于现代，跨学科阅读、批判性思维、大数据文本分析，更使阅读成为“究天人之际”的利器。方法之变，恰似庄子“庖丁解牛”，不同时代的阅读者，以各自刀法剖开文明之牛，或见肌理，或寻骨髓，终使知识体系日益丰盈。
　　阅读需要清雅的环境。古人读书，最重境与心合。重建阅读环境，非求复古，而在以空间秩序规训心灵秩序。今日之中国，乡村振兴中的农家书屋，城市街角的“共享书柜”，乃至“一带一路”的典籍互译，皆在拓展阅读的疆域。当阅读走出书斋，便是文明向更广阔天地舒展筋骨的时刻。
　　合上《中国阅读通史》，但见千年烟云过眼。“路漫漫其修远兮”，阅读之途，亦是心魂的归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