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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太仆寺”为何在滁州？
2019年，南京太仆寺重建开放以来，成为滁州市重要的文化地标，它不仅全面展示了古代马政的历史，还通过文字、图表、实物等形式，向游客呈现了中国古代骑兵装备、驿马与驿站等专题内容。南京太仆寺的设立与滁州的历史、地理和政治背景密不可分，它不仅见证了明朝马政的辉煌，也对滁州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京太仆寺是庙吗？
在中国漫长的冷兵器时代，马匹是行军作战、劳动和交通运输必需的动力装备，马匹的繁衍关系国家兴亡，继而上升到“马政即国政”的重要地位，因此我国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马政建设。
南京太仆寺是不是寺庙？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据《周礼》记载，“太仆”最初是周朝设立的个人官职，属“九卿”之一，主要负责掌管周天子车马和马政事务。秦汉以后逐渐演变为掌管朝廷舆马和牧畜事务机构“太仆寺”，隋唐以后成为专门的马政机构，隶属于兵部，负责管理全国的马匹牧养、征调。
戎马一生的明太祖深谙“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莫不以马政为重”，定都金陵之初，他便设立群牧监管理养马。洪武六年（1373）二月，朱元璋下诏在滁州设立管理全国马政的中央机构——太仆寺。洪武十一年在滁州丰山下新建南京太仆寺官署，专为明朝管理马政，这是明朝历史上唯一设立在滁州的中央级政府部门。
南京太仆寺作为当时全国马政的最高主管机关，隶属于兵部，对明朝巩固边防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南京太仆寺设立之初，不仅管理全国马政，还负责督养、点视、印烙、编马户、交兑等政务。
据记载，马政寺署在滁州共存续270年，直到明清更替，历经兵火硝烟，渐至颓废。南京太仆寺的设立，一方面给滁州及南直隶民众带来了沉重的赋役负担，另一方面也对滁州产生了重要的人文影响，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源。
为何叫“南京太仆寺”？
张祥林先生多年从事地域文化研究，主编整理明代文献《南滁会景编》《南京太仆寺志》等，对滁州地方文史有过深入研究。
张祥林分析，在冷兵器时代，骑兵的作战能力远大于步兵，骑兵往往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明初选择在滁州设立太仆寺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滁州乃朱元璋起兵时的“根据地”，他对滁州地情、民情十分了解，滁州以及江淮分水岭两侧，丘陵起伏，山环水绕，草木丰美，适宜牧养马匹；二是滁州位于长江以北，与南京仅一江之隔，江北各州县马匹来此验查、就近征用方便易行，无需渡江前往南京，对于满足拱卫南京的军事用途十分重要。
其实，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前，已痛感马匹的不足，在南京登基之后，令江淮地区大量繁养马匹，并在滁州设置群牧监。洪武六年（1373）二月，朱元璋下诏在滁州建立太仆寺，命应天、庐州、镇江、凤阳等府，滁州、和州等地军民负责养马。
据传，朱元璋十分重视马政，在滁州设立太仆寺后，又于洪武三十年在国内设了5个分寺，至明朝永乐时期，基本形成一套完整的马政体系。太仆寺为明朝五大寺之一，隶属于兵部，掌管与马政相关的政令。永乐帝朱棣迁都北京后，为和北京新设的太仆寺有所区分，便将滁州的太仆寺更名为“南京太仆寺”，但管辖范围依旧是八府四州。
据史料记载，南京太仆寺在滁州270年间，共有145名太仆寺卿、153名少卿在滁州任职，一直到明朝终结，给滁州留下了大量极具研究价值的宝贵文化遗产。
太仆寺创造的“文化空间”
据了解，在滁州地区乃至邻县，至今还有以“马厂”命名的乡镇和村，比如全椒县的马厂镇、滁州南谯区章广镇马厂村等，这些独具特色的名称皆因当时马政的影响力而沿用至今，在当地部分老人口中至今还流传着许多与“马”有关的传说和故事。
据“滁州在线”推文称，2016年8月，南京太仆寺依原图在滁州复建，以“明文化”为主线的龙池街景区建设也正式启动。2019年10月1日，南京太仆寺建筑群对外开放，坐落于滁州市琅琊区，与仅相距两三里地的醉翁亭和隔壁的丰乐亭相呼应，成为当地的新地标。
南京太仆寺对滁州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太仆寺对滁州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城防影响都很大！”张祥林说，南京太仆寺是滁州历史上唯一设立的中央级政府部门，提升了滁州政治地位；太仆寺的设立强化了滁州在官僚体系中的链接，全国层面政治文化信息能够较快传递到滁州；太仆寺官员频繁调动，加速官僚之间交往和互动，使之成为宦聚交游逗留之所，开阔了滁州官绅政社交际的空间。
《南滁会景编》诗文名录统计，明朝来滁进士以上官宦文人不下二千人，南京太仆寺官吏中不乏思想家、文学家、诗人和书法家，对滁州文化传承和新思想兴起起到了积极作用，大大促进了滁州对外交流和文化发展。
此外，太仆寺官员协助地方兴办了一些务实利民之事，如奏疏赈灾减赋、修桥铺路，修缮城墙水关，守城防寇，都得益于南京太仆寺的支持，造福于民。
南京太仆寺作为管理马政的中央官署在滁州270年间，不仅给当地留下许多历史遗迹，许多官吏还留下著名诗文、书法等，形成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
明正德八年，著名思想家王阳明来滁任南京太仆寺少卿，闲暇之际在距离寺署不远的龙潭聚徒讲授“心学”，各地来滁从学者二百余人。“英才云集，尽乎南北东西，环滁诸胜，随处从游，歌咏答问，济济洋洋，先生顾而乐之”。（太仆寺少卿周汝登《来远亭说》）
王阳明酷爱琅琊山水，曾言“滁山于我最多情”！他在滁写下四十首诗词，皆有感而发，情真意切，寓含心学哲理，如《琅琊题名》《坐龙潭梧桐冈用韵》《琅琊山中书示从游者》《龙蟠山中》《滁阳别诸友》等。（见《王阳明全集》）
此外，明初大学士宋濂扈从太子途经滁州，写有《琅琊山游记》；江南才子文徵明青少年时代从父文林（时任南京太仆寺丞）居滁，与滁州结下深厚情缘，留下诗书碑刻。诸如此类人文建树不胜枚举，给后人留下宝贵财富。
其间许多宦儒乐游滁阳山水美景，留下很多文化遗迹，或筑亭造景，便民游憩，或纪文刻石，留下许多摩崖题刻、纪文与诗词，保留了许多文献史料。如：太仆寺保护朱元璋求雨的龙潭故址，修整御碑亭；嘉靖三十三年（1554），巡按御史郭民敬在龙潭旁建绎思亭，太仆寺少卿章焕为记；王阳明建来远亭；天启二年（1622），太仆寺少卿冯若愚建宝宋斋，保护“欧文苏字”碑等等。
南京太仆寺是庙吗？
在中国漫长的冷兵器时代，马匹是行军作战、劳动和交通运输必需的动力装备，马匹的繁衍关系国家兴亡，继而上升到“马政即国政”的重要地位，因此我国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马政建设。
南京太仆寺是不是寺庙？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据《周礼》记载，“太仆”最初是周朝设立的个人官职，属“九卿”之一，主要负责掌管周天子车马和马政事务。秦汉以后逐渐演变为掌管朝廷舆马和牧畜事务机构“太仆寺”，隋唐以后成为专门的马政机构，隶属于兵部，负责管理全国的马匹牧养、征调。
戎马一生的明太祖深谙“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莫不以马政为重”，定都金陵之初，他便设立群牧监管理养马。洪武六年（1373）二月，朱元璋下诏在滁州设立管理全国马政的中央机构——太仆寺。洪武十一年在滁州丰山下新建南京太仆寺官署，专为明朝管理马政，这是明朝历史上唯一设立在滁州的中央级政府部门。
南京太仆寺作为当时全国马政的最高主管机关，隶属于兵部，对明朝巩固边防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南京太仆寺设立之初，不仅管理全国马政，还负责督养、点视、印烙、编马户、交兑等政务。
据记载，马政寺署在滁州共存续270年，直到明清更替，历经兵火硝烟，渐至颓废。南京太仆寺的设立，一方面给滁州及南直隶民众带来了沉重的赋役负担，另一方面也对滁州产生了重要的人文影响，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源。
为何叫“南京太仆寺”？
张祥林先生多年从事地域文化研究，主编整理明代文献《南滁会景编》《南京太仆寺志》等，对滁州地方文史有过深入研究。
张祥林分析，在冷兵器时代，骑兵的作战能力远大于步兵，骑兵往往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明初选择在滁州设立太仆寺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滁州乃朱元璋起兵时的“根据地”，他对滁州地情、民情十分了解，滁州以及江淮分水岭两侧，丘陵起伏，山环水绕，草木丰美，适宜牧养马匹；二是滁州位于长江以北，与南京仅一江之隔，江北各州县马匹来此验查、就近征用方便易行，无需渡江前往南京，对于满足拱卫南京的军事用途十分重要。
其实，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前，已痛感马匹的不足，在南京登基之后，令江淮地区大量繁养马匹，并在滁州设置群牧监。洪武六年（1373）二月，朱元璋下诏在滁州建立太仆寺，命应天、庐州、镇江、凤阳等府，滁州、和州等地军民负责养马。
据传，朱元璋十分重视马政，在滁州设立太仆寺后，又于洪武三十年在国内设了5个分寺，至明朝永乐时期，基本形成一套完整的马政体系。太仆寺为明朝五大寺之一，隶属于兵部，掌管与马政相关的政令。永乐帝朱棣迁都北京后，为和北京新设的太仆寺有所区分，便将滁州的太仆寺更名为“南京太仆寺”，但管辖范围依旧是八府四州。
据史料记载，南京太仆寺在滁州270年间，共有145名太仆寺卿、153名少卿在滁州任职，一直到明朝终结，给滁州留下了大量极具研究价值的宝贵文化遗产。
太仆寺创造的“文化空间”
据了解，在滁州地区乃至邻县，至今还有以“马厂”命名的乡镇和村，比如全椒县的马厂镇、滁州南谯区章广镇马厂村等，这些独具特色的名称皆因当时马政的影响力而沿用至今，在当地部分老人口中至今还流传着许多与“马”有关的传说和故事。
据“滁州在线”推文称，2016年8月，南京太仆寺依原图在滁州复建，以“明文化”为主线的龙池街景区建设也正式启动。2019年10月1日，南京太仆寺建筑群对外开放，坐落于滁州市琅琊区，与仅相距两三里地的醉翁亭和隔壁的丰乐亭相呼应，成为当地的新地标。
南京太仆寺对滁州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太仆寺对滁州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城防影响都很大！”张祥林说，南京太仆寺是滁州历史上唯一设立的中央级政府部门，提升了滁州政治地位；太仆寺的设立强化了滁州在官僚体系中的链接，全国层面政治文化信息能够较快传递到滁州；太仆寺官员频繁调动，加速官僚之间交往和互动，使之成为宦聚交游逗留之所，开阔了滁州官绅政社交际的空间。
《南滁会景编》诗文名录统计，明朝来滁进士以上官宦文人不下二千人，南京太仆寺官吏中不乏思想家、文学家、诗人和书法家，对滁州文化传承和新思想兴起起到了积极作用，大大促进了滁州对外交流和文化发展。
此外，太仆寺官员协助地方兴办了一些务实利民之事，如奏疏赈灾减赋、修桥铺路，修缮城墙水关，守城防寇，都得益于南京太仆寺的支持，造福于民。
南京太仆寺作为管理马政的中央官署在滁州270年间，不仅给当地留下许多历史遗迹，许多官吏还留下著名诗文、书法等，形成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
明正德八年，著名思想家王阳明来滁任南京太仆寺少卿，闲暇之际在距离寺署不远的龙潭聚徒讲授“心学”，各地来滁从学者二百余人。“英才云集，尽乎南北东西，环滁诸胜，随处从游，歌咏答问，济济洋洋，先生顾而乐之”。（太仆寺少卿周汝登《来远亭说》）
王阳明酷爱琅琊山水，曾言“滁山于我最多情”！他在滁写下四十首诗词，皆有感而发，情真意切，寓含心学哲理，如《琅琊题名》《坐龙潭梧桐冈用韵》《琅琊山中书示从游者》《龙蟠山中》《滁阳别诸友》等。（见《王阳明全集》）
此外，明初大学士宋濂扈从太子途经滁州，写有《琅琊山游记》；江南才子文徵明青少年时代从父文林（时任南京太仆寺丞）居滁，与滁州结下深厚情缘，留下诗书碑刻。诸如此类人文建树不胜枚举，给后人留下宝贵财富。
其间许多宦儒乐游滁阳山水美景，留下很多文化遗迹，或筑亭造景，便民游憩，或纪文刻石，留下许多摩崖题刻、纪文与诗词，保留了许多文献史料。如：太仆寺保护朱元璋求雨的龙潭故址，修整御碑亭；嘉靖三十三年（1554），巡按御史郭民敬在龙潭旁建绎思亭，太仆寺少卿章焕为记；王阳明建来远亭；天启二年（1622），太仆寺少卿冯若愚建宝宋斋，保护“欧文苏字”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