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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经·沔水》中的居巢和牛渚
《水经》是我国第一部记述水系的专著，其中简要记述了137条全国主要河流的水道情况。但由于原文对水道的来龙去脉及流经地区的地理情况记载不够详细、具体，给后人研究历史地理带来一定的困难。如其中所载沔水流经的居巢和牛渚等地就曾引发争议。
水流之疑
《水经·沔水》记载：“沔水与江合流，又东，过彭蠡泽。又东北，出居巢县南。又东，过牛渚县南。又东，至石城县，分为二：其一东北流，其一又过毗陵县北，为北江；南江又东……”（后一个“其一”当在“南江”前）
这段记述中的地名，《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俱有具体位置介绍：其中第894页引《汉书地理志》称彭蠡泽“在豫章彭泽县西南”；第458页居巢县“在今安徽巢县东北五里”；“牛渚”无县名，第169页载有牛渚山“在安徽当涂县西北二十里，一名采石”；第270页“石城县”共有十五处，其中与沔水相关的石城县“故城在安徽贵池县西七十里”；第636页说毗陵县即“今江苏武进县治”。将这些地名串联起来，其相互间所处方位为：彭蠡泽在居巢西南，居巢县在牛渚西，牛渚在石城县东北，石城县在毗陵县西南。
显然，其中部分地理方位与《水经》所记沔水的流向存在矛盾。因而，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于《水经注·沔水》中质疑：“《经》所谓石城县者，即宣城郡之石城县也。牛渚在姑孰、乌江两县界中，于石城东北减五百许里，安得径牛渚而方届石城也？盖《经》之谬误也。”可遗憾的是，郦道元虽提出疑问，却并未对其作出分析或辨正。
《水经》所称“沔水与江合流”的“江”，指长江。长江出武穴后，于九江处汇入赣江水，使得水量陡增而形成了一个偌大的泽薮叫“彭蠡泽”，然后分散成网状形式流出，无以成江。这可能就是《水经》在记载江水时，至江水“又东，左得青林口”处戛然而止，后以沔水记之的根本原因。
沔水“过彭蠡泽”后，“又东北，出居巢县南。又东，过牛渚县南。又东，至石城县”，这给人的直觉是，居巢、牛渚、石城三县是自西向东连成一条直线的。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牛渚虽处巢县之东，但石城并非在牛渚以东，而是远在数百里以外的西南方向，特别是按照现在长江的流向是反向的。由此可见，郦道元的质疑不无道理。
居巢之异
居巢县，古县名，历史上其名称曾有过多次变动。据康熙《巢县志》卷二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置九江郡以居巢县隶之。”“隋置无为镇，以襄安县入巢县隶庐州。”“唐武德中以居巢为巢州，统领无为镇地。”由于《元和郡县志》等典籍中俱以巢县为“古巢伯之国，汤放桀于南巢即此地。汉为居巢县，属庐江郡，又为居巢侯国”，加上自晋以来的行政区划中只有一个处于巢湖岸边的居巢县（巢县），所以长期以来，在考证历史地理时，对于居巢这一地名，人们多将其作今之巢湖市的地域来研究。其实，历史上的居巢县并非只此一处。《太平寰宇记》于“桐城县”条载：“古巢城俗号为古重城，在县南六十五里。”《安徽通志》亦称：“古巢城在桐城县南六十三里。《史记》：成汤放桀于南巢即此。”新修《桐城县志·巢湖考》记述得甚为详细：“古代江淮一带的巢即居巢有好几处，单是《左传》里所提到的就不止一处……到秦汉时只有今桐城县南一处被建为居巢县。居巢县至三国时因沦为魏、吴间的战场而荒废；晋平吴复立（《寰宇记》），后又废（晋后不见记载）。今之巢县本系东晋时所侨立的蕲县，隋改名襄安，唐初改今名（《宋志》《隋志》《唐志》），盖因县西巢湖而得名，非秦汉居巢县故地。”新编的《中国古今地理大词典》也称：“居巢县，古县名。巢，又作鄛。秦置，治今安徽省桐城市南。”
之所以出现两个居巢县，是由于古时自九江至巢湖均属南巢国，根据汉代扬雄《荆州箴》“南巢茫茫，多楚与荆”（《艺文类聚》卷六）和隋代卢思道《祭巢湖文》“斜通海甸,旁带江汜”（《初学记》卷七）的描述，可知其地域甚广。考古学家杜金鹏教授的《关于夏桀奔南巢的考古学探索及其意义》一文，在综合文献记载的基础上，“把南巢地望之范围作如下估定：北起六安、合肥一带，南抵江岸，东至巢湖（括有湖东部分地方），西界大别山麓，西南可能跨据鄂东之一隅”。在此范围内，桐城地处南巢中部，于此设置居巢县治的可能性最大，且有遗址为证。康熙《安庆府志·古迹》载：“巢城，县南六十五里，其城三重，又名重城。南北川泽，左右陂湖。”因而，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将“居巢”明确标注在桐城南部的菜子湖西侧。
据此可判断，《水经》之居巢当在桐城南部的菜子湖西岸。
牛渚之辨
按居巢县在桐城县南六十五里的位置，石城县正处其以东方向。但这又与处于二者之间“牛渚”的水流方向不合，且两地与牛渚的直线距离都在三百里以上，沔水不可能自桐城南的居巢东北流至牛渚后又西南返回至贵池的石城，再东北流向毗陵县这样来回地“折腾”。其中定有蹊跷。
《元和志》载：牛渚为山名，史无县名之载，所谓“牛渚县”名纯属后人杜撰。那么，这“牛渚”是否另有别指？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曾作最后一次巡游，《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嶷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其中的“海渚”，《扩地志》云：“海渚在舒州同安县东。”同安县即桐城县，其县东现为枞阳县地，其位置正好处在居巢与石城两地之间。清经学家、训诂学家阮元经考证认为，《水经》所载的“牛渚”并非在采石矶，而在舒州境内。他在《揅经室集》中明确指出：“秦始皇所行之地均与《班志》合，与《水经注》亦合，云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秦皇于此亦东迆，入南江，故过丹阳……牛渚见《水经》，江水迳此始至石城，则非后世采石之牛渚，《正义》引《括地志》以在舒州是也。”
1957年4月，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舟节中有“逾江，就彭逆，就松易，入泸江，就爰陵”的铭文。据谭其骧等学者考订，其中的“彭逆”即彭蠡，“松易”为枞阳，“泸江”（一说“浍江”）即庐江，“爰陵”就是宛陵（今宣城）。这也充分证明，自彭蠡至宛陵的这条水道，经过的是枞阳的“海渚”，而非数百里以外采石之“牛渚”。
综上，《水经》记载沔水的这段水道信而有征，其流向清晰可辨：水出彭蠡泽后，先于菜子湖畔的居巢县南分出一支，经枞阳海渚流经贵池西之石城县，再分北江和南江分别经毗陵县和宁国县入海。而经今之巢县至采石等地的水道则应属《禹贡》之三江水的某支流。
清代考古辨伪学家崔述曾在《考信录·尚友堂文集·朱子<彭蠡辨>疑》中告诫人们：“以后世地形与《禹贡》较，诚有可疑，然只当疑后世地有改易，而不当疑经为衍文也。”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地理时亦当引以为戒！
水流之疑
《水经·沔水》记载：“沔水与江合流，又东，过彭蠡泽。又东北，出居巢县南。又东，过牛渚县南。又东，至石城县，分为二：其一东北流，其一又过毗陵县北，为北江；南江又东……”（后一个“其一”当在“南江”前）
这段记述中的地名，《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俱有具体位置介绍：其中第894页引《汉书地理志》称彭蠡泽“在豫章彭泽县西南”；第458页居巢县“在今安徽巢县东北五里”；“牛渚”无县名，第169页载有牛渚山“在安徽当涂县西北二十里，一名采石”；第270页“石城县”共有十五处，其中与沔水相关的石城县“故城在安徽贵池县西七十里”；第636页说毗陵县即“今江苏武进县治”。将这些地名串联起来，其相互间所处方位为：彭蠡泽在居巢西南，居巢县在牛渚西，牛渚在石城县东北，石城县在毗陵县西南。
显然，其中部分地理方位与《水经》所记沔水的流向存在矛盾。因而，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于《水经注·沔水》中质疑：“《经》所谓石城县者，即宣城郡之石城县也。牛渚在姑孰、乌江两县界中，于石城东北减五百许里，安得径牛渚而方届石城也？盖《经》之谬误也。”可遗憾的是，郦道元虽提出疑问，却并未对其作出分析或辨正。
《水经》所称“沔水与江合流”的“江”，指长江。长江出武穴后，于九江处汇入赣江水，使得水量陡增而形成了一个偌大的泽薮叫“彭蠡泽”，然后分散成网状形式流出，无以成江。这可能就是《水经》在记载江水时，至江水“又东，左得青林口”处戛然而止，后以沔水记之的根本原因。
沔水“过彭蠡泽”后，“又东北，出居巢县南。又东，过牛渚县南。又东，至石城县”，这给人的直觉是，居巢、牛渚、石城三县是自西向东连成一条直线的。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牛渚虽处巢县之东，但石城并非在牛渚以东，而是远在数百里以外的西南方向，特别是按照现在长江的流向是反向的。由此可见，郦道元的质疑不无道理。
居巢之异
居巢县，古县名，历史上其名称曾有过多次变动。据康熙《巢县志》卷二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置九江郡以居巢县隶之。”“隋置无为镇，以襄安县入巢县隶庐州。”“唐武德中以居巢为巢州，统领无为镇地。”由于《元和郡县志》等典籍中俱以巢县为“古巢伯之国，汤放桀于南巢即此地。汉为居巢县，属庐江郡，又为居巢侯国”，加上自晋以来的行政区划中只有一个处于巢湖岸边的居巢县（巢县），所以长期以来，在考证历史地理时，对于居巢这一地名，人们多将其作今之巢湖市的地域来研究。其实，历史上的居巢县并非只此一处。《太平寰宇记》于“桐城县”条载：“古巢城俗号为古重城，在县南六十五里。”《安徽通志》亦称：“古巢城在桐城县南六十三里。《史记》：成汤放桀于南巢即此。”新修《桐城县志·巢湖考》记述得甚为详细：“古代江淮一带的巢即居巢有好几处，单是《左传》里所提到的就不止一处……到秦汉时只有今桐城县南一处被建为居巢县。居巢县至三国时因沦为魏、吴间的战场而荒废；晋平吴复立（《寰宇记》），后又废（晋后不见记载）。今之巢县本系东晋时所侨立的蕲县，隋改名襄安，唐初改今名（《宋志》《隋志》《唐志》），盖因县西巢湖而得名，非秦汉居巢县故地。”新编的《中国古今地理大词典》也称：“居巢县，古县名。巢，又作鄛。秦置，治今安徽省桐城市南。”
之所以出现两个居巢县，是由于古时自九江至巢湖均属南巢国，根据汉代扬雄《荆州箴》“南巢茫茫，多楚与荆”（《艺文类聚》卷六）和隋代卢思道《祭巢湖文》“斜通海甸,旁带江汜”（《初学记》卷七）的描述，可知其地域甚广。考古学家杜金鹏教授的《关于夏桀奔南巢的考古学探索及其意义》一文，在综合文献记载的基础上，“把南巢地望之范围作如下估定：北起六安、合肥一带，南抵江岸，东至巢湖（括有湖东部分地方），西界大别山麓，西南可能跨据鄂东之一隅”。在此范围内，桐城地处南巢中部，于此设置居巢县治的可能性最大，且有遗址为证。康熙《安庆府志·古迹》载：“巢城，县南六十五里，其城三重，又名重城。南北川泽，左右陂湖。”因而，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将“居巢”明确标注在桐城南部的菜子湖西侧。
据此可判断，《水经》之居巢当在桐城南部的菜子湖西岸。
牛渚之辨
按居巢县在桐城县南六十五里的位置，石城县正处其以东方向。但这又与处于二者之间“牛渚”的水流方向不合，且两地与牛渚的直线距离都在三百里以上，沔水不可能自桐城南的居巢东北流至牛渚后又西南返回至贵池的石城，再东北流向毗陵县这样来回地“折腾”。其中定有蹊跷。
《元和志》载：牛渚为山名，史无县名之载，所谓“牛渚县”名纯属后人杜撰。那么，这“牛渚”是否另有别指？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曾作最后一次巡游，《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嶷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其中的“海渚”，《扩地志》云：“海渚在舒州同安县东。”同安县即桐城县，其县东现为枞阳县地，其位置正好处在居巢与石城两地之间。清经学家、训诂学家阮元经考证认为，《水经》所载的“牛渚”并非在采石矶，而在舒州境内。他在《揅经室集》中明确指出：“秦始皇所行之地均与《班志》合，与《水经注》亦合，云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秦皇于此亦东迆，入南江，故过丹阳……牛渚见《水经》，江水迳此始至石城，则非后世采石之牛渚，《正义》引《括地志》以在舒州是也。”
1957年4月，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舟节中有“逾江，就彭逆，就松易，入泸江，就爰陵”的铭文。据谭其骧等学者考订，其中的“彭逆”即彭蠡，“松易”为枞阳，“泸江”（一说“浍江”）即庐江，“爰陵”就是宛陵（今宣城）。这也充分证明，自彭蠡至宛陵的这条水道，经过的是枞阳的“海渚”，而非数百里以外采石之“牛渚”。
综上，《水经》记载沔水的这段水道信而有征，其流向清晰可辨：水出彭蠡泽后，先于菜子湖畔的居巢县南分出一支，经枞阳海渚流经贵池西之石城县，再分北江和南江分别经毗陵县和宁国县入海。而经今之巢县至采石等地的水道则应属《禹贡》之三江水的某支流。
清代考古辨伪学家崔述曾在《考信录·尚友堂文集·朱子<彭蠡辨>疑》中告诫人们：“以后世地形与《禹贡》较，诚有可疑，然只当疑后世地有改易，而不当疑经为衍文也。”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地理时亦当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