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11日，中国公路学会公布了2024年度“最受欢迎古道”，清流关古道赫然在列。清流关古道位于滁州城西北12.5公里的关山山口处。关楼始置于南唐初年，系先主李昪为“御北师”而建——但到中主李璟时，却被时任后周都虞候赵匡胤攻破。这条古道最初是浦淮（长江至淮河）古道的一段，明朝时期发展成为“京京（南京—北京）古道”一段，是横跨江淮、纵贯南北的重要陆上通道。古道现有2.5公里遗存保留较好，宽4米余，青石板铺筑。道中有宽5厘米、深3厘米左右的车辙分列两边，为研究古代车辆宽度提供了佐证，是古代交通邮驿活动的实物见证。
　　京京古道
　　滁州历史悠久，人文厚重，自三国以降，就是南北重要通衢。据相关史料记载和笔者田野调查，滁州的古道主要有京京古道、泗浦（泗州—浦口）古道、淮六（淮阴—六合）古道、滁庐（滁州—庐州）古道、历阳（全椒—和州）古道、阴陵［定远县靠山集（古县城）—和县乌江渡］古道、扬京（扬州—北京）古道、凤御道、琅琊古道等。众多古道遗迹中，最重要的是京京古道。
　　南唐先主李昪，在金陵称帝后，以保境安民为基本国策，休兵罢战，敦睦邻国，江南地区于是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和平，社会生产逐渐复苏并迅速发展。南唐的纺织、印染、矿冶、制茶、造纸、晒盐、造船、陶瓷、文具制造等，均有突出成就。商人以茶、丝、陶瓷、文具等与中原交换羊、马。从金陵过江，经浦口，过乌衣、滁州，越清流关向北的官道遂建起。这条官道经定远县城分出两岔，一向西北，越过西卅店，经寿州，抵正阳关；一向东北，至濠州，出临淮关。淮河当年是南唐与北方政权的界河，寿州、濠州当年都是南唐的边州，南唐商人的马帮，马铃声声走过浦淮古道，抵淮河边，与中原发展边贸。当然，这条古道也是南唐军队驰骋南北的重要通道。
　　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北宋后，通达正阳关的官道继续向前延伸，进入河南，深入中原腹地，直达国都汴梁（今开封）。北宋时期，这条道路成为高等级的“国道”。据南宋王明清在《挥麈录》中载：宋仁宗皇祐五年，因“太祖擒皇甫晖于滁州，是受命之端也”，知州王靖奏请在滁州建设端命殿，“奉安太祖御容于滁州”。其后管理端命殿的官员往来汴京和滁州，走的都是这条路。明洪武元年，朱元璋北巡汴梁，也是走的这条路。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明朝两京并立。因传递信件和军需运输需要，正式开辟经临淮关北上的南京到北京官道。官道全长约1500公里，通过滁州境内全长约129公里，是明清滁州通向南北的主干线。明嘉靖年间来安籍进士、吏部尚书胡松《重建通济桥记》云：“滁于宋元前固僻左安闲之壤也。国朝两都并建，斯要以冲。”今天，我们通过古人的行旅记载，依然能够直观领略当年官道的风采。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戴名世从江苏江宁（今南京）到北京，自农历六月初九起，至七月二日止，写下了《乙亥北行日记》。日记写从江宁渡江启程，过浦口，经乌衣，初十夜，“宿旦子冈”，旦子冈就是今天乌衣镇旁的担子街道。这一路，“四野禾油油然，老幼男女，俱耘于田间。盖江北之俗，妇女亦耕田力作；以视西北男子游惰不事生产者，其俗洵美矣。偶舍骑步行，过一农家，其丈夫方担粪灌园，而妇人汲井且浣衣；门有豆棚瓜架，又有树数株郁郁然，儿女啼笑，鸡犬鸣吠。余顾而慕之，以为此一家之中，有万物得所之意，自恨不如远甚也！”可见，当年滁州城南面的乌衣一带男耕女浣、鸡鸣犬吠的乡村世界是多么的美妙。
　乌衣古镇
　　在清流关隘口处，至今还竖立着两块石碑：一块为明代崇祯年间南京织染局掌印司礼监太监刘文耀所撰的《增建关圈并修路碑记》，记录着清流关的过往。另一块碑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胡良辅所撰，石碑上刻有“贱避贵，幼避长，轻避重，缓避急”12个字，堪称中国最早的道路交通法规。这些珍贵的碑刻文物，对于深入研究京京古道交通史具有重要价值。而明人程敏政《夜渡两关记》，则道出了滁州暨乌衣古镇在这条道路上的交通枢纽地位。
　　程敏政，南直隶徽州府休宁县人。《夜渡两关记》是程敏政在成化戊戌年（1478）冬天从北京返回皖南省亲时所写的一篇非虚构作品。
　　作者以纪实的笔法，生动地描绘了夜度清流关和昭关的情景。因为离家日久，急于省亲，所以“冒险夜行，渡二关，犯虎穴”，经历了“濒危而幸免”的艰险行程。清流关虽然“险恶，多虎”，既要爬过“两峰夹峙”“仰视不极”的石头栈道，又遇上了“寒风暴起，束燎皆灭”的突发事故，从而经历了“人人自危”的惊险场面。但因为他“闻从者言”而“心识之”，作了充分的准备，让驿站邮卒，敲着铜钲，举着火把前行，并相约“有警即前后鼓噪为应”，即便虎来，也可应对。
　　度昭关的情况，则和清流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程敏政走过滁州，从乌衣古镇至全椒、趋和州（今和县）时，是第二天了。“自幸脱险即夷，无复置虑”，思想上完全放松了警惕；又看到“桑田秩秩，凡数村，俨若武陵、仇池，方以为喜”，进一步产生了“平安无事”的错觉。直到天黑了，看到“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穷”，才意识到摆在自己面前的道路，并不是想象中的阳关大道，便惶遽不安，吓出一身汗来。又听到老叟告诉他这是昭关，“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驱虎也”，才进一步认识到环境的险恶，问题的严重性，但已经是“铜钲束燎皆不及备”了。在这前不着村、后不巴店的荒山野岭，只好硬着头皮去冒险了。在途中还把怪石当作伏虎，吓得跌倒在地，连喊都喊不出来了。
　　程敏政在对这两场虚惊的记述中，未下断语，未发议论，未提出任何观点，而读了之后，却让人想到了“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的古训。
　　上述记载和历史遗迹显示，滁州在京京古道上，曾经是一个交通枢纽。这个枢纽的具体交会位置，就是乌衣古镇。
　　乌衣古镇东西斜倚清流河南岸，据南朝刘宋地志《丹阳记》载：“乌衣之起，吴时乌衣营处所也。江左初立，琅琊诸王所居”。即乌衣之名得自三国时期东吴驻扎的乌衣营。吴赤乌十三年（250），孙权遣兵10万，在滁州南部和六合一带，作涂塘，抬高滁水，淹北道，以阻魏兵。乌衣古镇紧靠涂塘西北岸，因而得名。“乌衣”曾经也是西晋军队制服的颜色。
　　南宋德祐年间诗人潘柽曾做《自滁阳回至乌衣镇》：“行人元不恨长途，下马旗亭酒可沽。回首琅琊山不见，西风吹起豆田乌。”可见那时的乌衣古镇已经酒旗飘飘，行人络绎不绝了。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滁阳别诸友》诗序中说：“滁阳诸友从游，送予至乌衣，不能别”。诗中用扬子江潮形容师生间的思念之情。同时用尧、舜与孔、跖的典故，开导弟子们，说明无论身居何处，即使千里之外，道同则心通，否则面对面也如同陌路。文学家屠隆《灌木园记》、文徵明《乌衣镇望滁州诸山》、陆光祖《一宿庵记》等诗文均记载了乌衣古镇及其中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