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多年前的某个月色之夜，长江北岸的一处叫杜溪的乡村陋室里，微弱的灯光映照着一个伏案疾书的身影。46岁的寒门学士朱书正在奋笔撰写《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
　　在酣畅淋漓的文字间，朱书通过文献整理与地理考据，在故乡安徽宿松提出了“皖江文化”的概念，首次为皖江流域的文化认同奠定了理论基础。三年之后，这位布衣学者高中二甲四十名进士，入清廷翰林院任编修。
　　曾经游历天下的朱书文化视野十分开阔。他回溯了安庆历史地理：“吾安庆，古皖国也。其岳曰皖山，其渎曰大江……灵秀所钟，扶舆郁积，神明之奥区，人物之渊薮也。”在《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中，他系统勾勒了皖江文化的版图：以安庆府六邑（怀宁、桐城、潜山、宿松、太湖、望江）为核心，皖山（天柱山）为岳，长江为渎，寻潜为川，雷池为浸，大龙为镇，首次系统界定了以安庆为核心的皖江文化地理范畴。
　　更可贵的是，朱书以移民史视角来解析文化融合，区分“皖人”与“古皖人”的概念，以元末明初洪武移民为界，指出作为古皖文化的土著文化与移民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形成了皖江文化新的特质。《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强调自然与人文的共生关系，被视为皖江文化研究的奠基文献。朱书在地理、人文、历史维度上提出的皖江文化，时至今日依然具有一定的文化先进性，并被文史专家和文化学者推崇。
　　《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撰写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当时，朱书刚刚结束足迹遍及燕秦、吴越等地的十余年的全国游历，返回故乡，并在宿松整理完成了《游历记》及《杜溪文稿》。《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即在此阶段完成。
　　朱书（字字绿）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生于潜山县敢山冲，世居宿松县杜溪村。幼年家境贫寒，“常夜燃枯枝照读”。天资聪颖的他5岁口诵《四书》，10岁时已经通晓经典诗文中的治乱兴衰之道，乡人惊叹他有“匡衡凿壁”、“董子下帷”的苦学精神。
　　朱书早年以选贡入太学，但未担任官职；游历期间以教学、著述为生；居于宿松时，除了教书，主要活动为整理文献、倡导文化研究。31岁那年，朱书在繁昌江岸与桐城学子戴名世（字田有）相遇。当朱书问及“桐城戴田有”，对方反问“可知宿松朱字绿”时，二人相视大笑，抵掌畅谈，从此结为莫逆。三年之后朱书又在皖江应试时结识了小他14岁的桐城学子方苞，三人因文相知，共同钻研古文辞，遂成文坛佳话。
　　1697年，经方苞力劝，朱书赴南京边教学边备考，将桐城文风带入更广阔的天地。1703年，朱书入翰林院任编修后，迎来了他的学术巅峰。他参与纂修《佩文韵府》（中国最大韵典）与《渊鉴类函》（类百科全书），跻身于康熙朝的顶尖学者之列。他的著述涵盖经史子集，有《仙田诗在》《游历记》《杜溪文稿》等，尤其是二十万言的《游历记》，仿《水经注》“以道里为经，以见闻为注”，有较高的文化和学术价值。他还精研《史记》《左传》，与清初学者李中孚等辩论人性善恶，拓展了经学思想。
　　朱书，从杜溪苦读到翰林纂史，这位“褐衣布履”的寒门书生用生命践行了文化自信：“五岳之气，皆能产金玉，而其灵者发为伟人，或以德业，或以文章，卓卓自垂天地”。三百年沧桑，他倡导的皖江文化早已冲破“安庆六邑”的地理界定，在中华文明的浩荡波涛中奔涌向前——这或许正是对杜溪先生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