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天启年间爆发的“黄山大狱”案，是徽州历史上的著名事件，它不只是单一的事件，而是晚明之时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晚明之时，社会飞速发展，既带来社会的丰饶与富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表现最为明显的，是皇权影响的式微、商人群体的崛起，以及由贫富不均产生的激烈社会矛盾。明神宗执政后期，边境爆发连续不断的战争，对国力的消耗很大。天启年间，关外女真人蠢蠢欲动，对明朝频繁进行骚扰和入侵，朱家王朝更是雪上加霜，财政加速坍塌。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上下不顾一切加大从民间敛财力度，“黄山大狱”案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西溪南的吴氏家族
　　丰南村（西溪南村）在徽州一直地位特殊，它位于歙县西乡，面朝新安江，背靠黄山，处于歙县和休宁交界的山间盆地之中。自明朝起，这里就一直富倾徽州、巨贾辈出，可谓是徽州数一数二的大村落。这里还出了一个“三朝元老”，即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的风流才子兼高官汪道昆。不仅如此，丰南村的景色在徽州也是数一数二的，丰乐河从村中穿行而过，村落一派绿野仙踪的浪漫，街巷两边私家园林遍布，大宅林立。村落里还常有一些诡异神秘之处，这不仅仅指的历史故事和传说，还包括厚厚苔藓蕴含的侘傺、店铺中深藏不露的风雅……这些，都让当地居民生出难以掩饰的清高和自得。
　　“黄山大狱”案的爆发，最初是因为吴氏宗亲的内斗。丰南吴氏家族经商之风源远流长，自明中期之后，很多人都在东南各大城市从事盐业和典当业，富商巨贾层出不穷。很多人在富庶之后，都选择了衣锦还乡颐养天年。腰缠万贯的还乡者，与贫困落魄的乡居者之间，不仅物质生活相差巨大，诸如“三观”和精神生活上也有很大不同，这些都是潜在的矛盾冲突因素。万历年间，日本入侵朝鲜，明军入朝参战。丰南吴氏家族捐赠白银三十万两，朝廷诏赐授予吴时俸、吴养京、吴养都、吴继志、吴养春、吴希元等六人为中书舍人，“吴氏兄弟”荣耀乡里后，更加有恃无恐。那些普通的农户乡亲，心中满是羡慕嫉妒恨，双方的矛盾一触即发。
　　兄弟反目遗留的“裂痕”
　　“黄山大狱”案的主角系“吴氏六兄弟”中的吴养春。吴养春是万历、泰昌、天启年间称雄两淮的大贾，主业是售卖私盐，兼有典当、钱庄、珠宝、丝绸、木材等行业，家赀累万，拥有两千四百亩黄山山场。吴养春热衷文化，曾捐资兴建崇文书院；开办了著名的出版机构泊如斋刻坊，推出了《泊如斋重修考古图》十卷等，原图为李公麟绘。吴养春痴迷收藏，拥有各类珍贵刻本藏书以及历代名家字画不计其数。吴养春为人倨傲跋扈，有钱有势，不时与亲戚乡邻产生冲突，包括与同胞兄弟吴养泽因黄山山场的归属问题对簿公堂。吴养春赢了官司，吴养泽以为其钱多找官府疏通关节，二人变得水火不容。吴养泽去世后，管家吴荣继承家产，继承其小妾。吴养春诉至官府，以吴荣属于“贱民”，依明朝法律规定，仆人不能继承主人家的财产，要求没收吴荣财产。官府照准后，吴荣不服，进京告状鸣冤。吴荣的上访，在晚明之时很有代表性，因为有关“贱民”和仆人的身份和权益，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随着晚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相关观念的突破和进步，诸多传统和法律明显不适合社会进步要求，可是朝廷一直没有在此类问题上，出台一个官方的说法。董其昌在松江府的大宅遭遇围攻，同样是“贱民”们对官府判案不公引发的造反。也因此，有关“贱民”也即仆人的法律问题，可视为传统社会分崩离析最先产生的裂痕。
　  跌宕起伏的“黄山大狱”案
　　还有一次，吴养春与一同族长老在村中议事之时激烈争执。吴养春出言不逊，当众羞辱。吴姓长老回家后，郁闷而死。长老的儿子吴孔嘉发誓报仇，避居黄山祥符寺苦读六年后，会试中进士殿试中探花，授翰林编修。天启六年（1626），吴孔嘉与吴荣联手在京城告状，罗列吴养春为富不仁、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强占山场等多条“罪状”。魏忠贤命东厂越过地方直接插手案件，派钦差大臣驻点徽州歙县调查此案。当年七月，东厂将吴养春、吴继序、吴继武父子等八人押解京师，严刑逼供拷打。吴养春父子三人经受不住折磨，命归黄泉。消息传到丰南后，其妻汪氏投河自尽，两儿女自缢而死，老母气绝身亡。
　　年底之时，工部营膳司主事吕下问携家眷随从三十多人来到徽州，宣布吴养春兄弟罪责成立，责成吴氏兄弟限期交纳赃银六十万两、山场木植银三十万两，共九十万两。此时吴氏兄弟已经分家，实力大损，根本无法交纳九十万两白银。吕下问强行实行“连坐”，要求吴氏族人对吴氏兄弟拥有的山地和林木进行摊购。一段时间后，吕下问又将此命令扩大至吴氏族党亲友外的通邑富民商户，甚至波及岩寺，不同意就非法拘人刑讯催逼，闹得士民怨声载道。一位名叫吴献吉的商人被摊购价值一万余两白银的山地，因无力承担被迫逃亡。钦差派捕役前去他亲戚家“追比”（追赃），见家中无人就转而破门邻居家。邻居妇人大呼救命，众多乡邻听到叫喊声后持棍棒去救助，看到几个不明不白趾高气扬之人，一拥而上乱棍将两个捕役打死。待镇定下来知晓被打死的人是官府衙役之后，本来就淤积的愤怒顿时爆发，村民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集结上万人冲入徽州府，将钦差吕下问的驻地包围了起来。
　　这个时候，“黄山大狱”案的性质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吕下问见大势不好，仓皇翻后墙逃跑。民众一哄而上把吕下问驻地的大门给拆了，又烧了其居住的屋子，这才退回丰南。事件发生后，徽州知府石万程再三调停无果，干脆挂印而去。县令倪元珙“逐户抚谕，人心始安”。事情闹大了，朝廷以老办法找“替罪羊”以平民愤，最终的结果是：工部主事吕下问及徽州知府石万程削籍为民，夺回诰命，永不叙用。
　　吕下问离职后，魏忠贤改派一名徽州籍人士许志吉接手处理。许志吉祖籍歙县，祖父许国曾经做过内阁次辅、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许志吉到任后，依旧强行执行朝廷旨意，继续搜刮丰南民间钱财。倪元珙几次规劝，许志吉恼羞成怒，下令解除其县令职务，上奏将其调往广西。直到魏忠贤被崇祯皇帝赐死之后，时任广西道御史的倪元珙上书朝廷陈述此案，“黄山大狱”冤案终得昭雪，相关阉党爪牙得以问罪，吴养春等家族被非法罚没的财产予以返还。吴孔嘉也被罢官回到了老家，整日在自己住宅“曲水园”中足不出户。顺治初年清军南下，吴孔嘉冒着生命危险拜访清军提督，请求不要滥杀无辜，算是为徽州百姓做了一件好事。
　　“黄山大狱”案可视为农耕社会中商业经济快速发展初具现代雏形过程中的典型案例，它不仅牵涉法律，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思潮等一系列问题。它不仅影响巨大，让徽商元气大伤，还给了徽州文人重重一击——此前自以为肩负使命的徽州文人和商人，一直孜孜于以“天人合一”理念构建社会，强调道德意义和秩序。事实证明，这些美好的愿景在“家天下”的权力和社会背景之下，路径难求，保障缺乏，就像是“南柯一梦”。若法治孱弱、人心阴暗、道德狭隘，繁荣就像是一夜春雨之后偶然长出的蘑菇，看起来娇贵而鲜嫩，只要稍有风雨雷电，就会变得萎靡枯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