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梁爽长篇力作《张良传》用文学的手法、散文的笔法，去打捞张良一生那些生动、灵动的瞬间。梁爽表示，写张良，是身为亳州人的自己“浓烈乡情的衍生品”。梁爽希望，这本书在史与实的交映中，让劳碌的世人与睿达的智士重逢。
　  “没有诠释，经典便毫无意义”
　　徽派：您写《张良传》和自己亳州人的身份有关吗？为什么单单选择了张良去下笔？
　　梁爽：德国哲人海德格尔曾言，“故乡处于大地的中央。”应当说，《张良传》是我浓烈乡情的衍生品。能与张良同乡，也是吾辈此生之大幸。尽管离乡已有十五个年头了，但迄今我依然乡音无改、乡愁绵长，更对灿若星辰的家乡历史名人崇敬不已。
　　从当今区划上看，张良与磊落奇伟的老子、庄子乃为乡友。虽非名实相称的一国之相，但张良却因灵魂深处丰植老庄慧根，在波谲云诡的时代切换中，特别擅于活学活用、入情入境、至纤至悉。最为可贵的是，面对功名利禄，他坚辞不受；面对高爵荣华，他心如止水。
　　在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张良乃是我拜服的偶像，我呢，也是张良的忠实拥趸。基于此，我决意用文学的方式，通过场景复原和背景还原，在史与实的交映中，让劳碌的世人与睿达的智士重逢。虽说我诠才末学、力有不逮，但对此等“撮合”向来乐此不疲。
　　徽派：听说为这本书，您前后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中，最艰苦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梁爽：时间可追溯到20年前我在家乡媒体工作时，有位同事曾征询于我，可否写上一写张良？说实话，当时我对“谋圣”还知之甚少。后因参与撰写《古韵亳州》（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版），我开始注目和研读张良，并完成了万字长文《怀古钦英风——“大汉头颅”张良的人生段落》。大概在九年前吧，我在读著名作家张宏杰作品《朱元璋传》时，乍然闪现一个念头——将《怀古钦英风》扩篇成书！但2020年的起笔之初，便让我“怀疑人生”，甚而对自己的创作能力发出质疑。为什么呢？首先，我倏然发现，旧文笔法稚嫩，史实简略，难以沿用，必须重启；其次，关于张良的史料极度稀缺，只是零星散落在《史记》《汉书》中，亟需花上一番大气力打捞、挖掘、抓取与拼贴，这也正是你所提及的最艰苦最困难之处。
　　徽派：“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张良号称“第一谋圣”，帮助刘邦奠定汉朝基业。您写张良，除了谋略，主要想表现这个历史人物的哪些特质？
　　梁爽：两千多年前，汉高祖刘邦之所以发出“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的感慨，自有他的一番逻辑与道理。通览史书后不难发现，创业时，张良建功不争功，功成即身退；兴业时，张良卡位不越位，位高而言谨；守业时，张良耀眼不刺眼，大智且深沉。面对大是大非，他眼里锁定的是大仁大德，他心中流淌的则是大江大河。
　　我认为，除却韬略之外，张良的格局、胸怀与境界，绝非常人所能比、所能为、所得及，这或是他被世代尊崇为“谋圣”的密码吧？“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若以穿透的眼光甄察，张良或是躬身践行这一理念的“史上第一人”。
　　徽派：为什么没有按照时间线来创作？这个创作架构的初衷是什么？
　　梁爽：或是拘囿于张良的高隐低调，市面上关于他的著作寥若晨星。若与同时代的刘邦、项羽、韩信、萧何、陈平、吕雉等帝王将相相比，更是稀稀落落。“没有诠释，经典便毫无意义”，让“谋圣”重归历史高位，是我创作此书的最强驱动力。
　　至于舍弃以时间轴为基调，而选定以人物线、感情线、故事线为切口的创作思路，恰如英国汉学家杜德桥所言，“文本流传不是一个纯粹偶然与随意的过程。”我主要是基于历史线索的碎片化与情绪化，串珠成链，披沙拣金，力图为读者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阅读体验。全书十八章，每章自成一格，前后篇既关联又独立。
　　“胸中有丘壑，眼里存山河”
　　徽派：有人说张良是“阳谋”，范增是“阴谋”。你觉得这两位谁更足智多谋？
　　梁爽：客观而言，张良和范增皆为楚汉时期身份最高、身价最重、身手最好的谋臣。此二人年龄差距较大，张良比范增小了近三十岁，故应尊范增为师长。虽说张良进退得善终，范增却“出师未捷身先死”，人生结局迥异，但二者均以“胸中有丘壑，眼里存山河”的大智慧冠绝时辈，都是值得后世尊敬的江淮乡贤。“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只因张良和范增追随的主公非为一君，且有根本利益的冲突，所以二人也就自然站在了对立面。我倒是觉得，在敌我双方掰腕较劲、你死我活的竞技场上，战略也好策略也罢，战术也好心术也罢，只有输与赢，何来对与错？赢了，阴谋也是阳谋；输了，阳谋皆为阴谋。对此，南宋时期“永康学派”推崇的论调可谓一语中的，“功到成处，便是有理；事到济处，便是有德”。
　　徽派：很多人会揣度，张良为什么不救韩信？
　　梁爽：曾有一则民谚流传：“求只求张良，拜只拜韩信。”言下之意，张良与韩信的民间地位齐名并价。应当说，韩信骁勇善战、胆略兼人，在创建汉室中厥功至伟，素享“兵仙”“战神”“神帅”之誉，也是张良倾慕的少有英杰。虽非举荐韩信的第一人，但张良却是不懈开采、释放和延续韩信军事才能的主推手。
　　当韩信公开挑明了欲为齐王之念时，正是张良及时掐灭了汉王的一腔怒火，冠冕堂皇地成全了他。当他失意于官场，徘徊于苦楚与愁闷之时，也是张良主动走近他，暖其心、安其身、用其长。二人合力精编的《兵法三篇》，就是英雄相惜的铁证，此书也堪称绝世的军事典籍。
　　徽派：创作过程中，你会为所谓历史真实纠结吗？您的历史观大概是什么样的？
　　梁爽：被称之为“隐藏的大师”的顾随曾言，“写张子房必写其别人说不出来的张子房之精神始可。”这个定调对标了张良的人设，但也为创作者加码了不小的难度。我想，《史记》之所以独有千秋，乃是司马迁运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观加以造就。在修史修身、治学治本上，司马迁实乃“道山学海功非浅”，而此等特质也令后世无可企及。
　　清人龚自珍说，“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因此在创作《张良传》时，我始终是将“史实扎实”奉作最高准则，可谓“无一字无出处”，试图将一位血肉丰满、筋骨分明、可亲可敬的“谋圣”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
　　徽派：现在经常出现很多地方争夺一个历史人物的情况，您怎么看？
　　梁爽：“多少故人头尽白，不知今日又何之。”由于历史的久远、地理的羽化、区划的频仍，有关一些历史名人的原乡故土，地域之间多有争端、时有纠缠。可若从另外一个角度剖析，也能从中管窥各地保家司史的责任与担当。
　　其实，这些先哲前贤应该在何处、究竟在何处，因为时光的迷雾、岁月的掩埋，可能一时还难以锁定各方最大的公约数。我觉得，敬恭桑梓的通人达才，能够调集满腔宏愿让历史名人叶落归根，本身也是再造一座精神粮仓和人文靠山，这种怀乡之情恰好也与我同源共流、同工异曲。我想，无论持有何种观点、站在哪个维度，我们的古圣先贤皆为绝代天骄、后世典范，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新闻记者 蒋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