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安徽省立图书馆创办馆刊《学风》。1933年11月，安徽省立图书馆设立历史文化陈列室。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文物运达省城后，1934年下半年“寿县古物室”对外开放。1936年，省图成立历史博物部，是安徽最早的博物馆雏形。《学风》杂志秉承“整理中国文化，阐发安徽文献”的宗旨，自1933年至1937年，对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盗掘事件持续关注、追踪报道，为我们保存了民国时期文物保护最完整的案例样本。
　  省县争夺
　　1933年9月15日，《学风》第三卷第8期开辟“安徽文化消息”栏目，开栏即报道寿县发现春秋时代大批古物：“今春有善相墓者经过该县朱家集，见一高阜（土名李三孤堆），卜有五色土纹，因断定其下必有金铜器。士人乃鸠合掘发，掘得古铜器，喧腾国内。”省立图书馆陈东原馆长奉省府令委派馆员刘福彭前往寿县查勘，训令将文物解运省府，交省立图书馆保管。然而，时任安徽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寿县县长席楚霖迟迟未复。
　　被盗掘的李三孤堆确认为楚国王墓，规模之大令人咋舌，仅铜鼎就有“十余对，重各百余斤”，鼎上“楚王”二字清晰可辨。《学风》特别记录了盗掘现场的破坏性，据工人代表许慎五报告：“其下仍为巨木，声之硗确有声”，表明地下仍有大量未发掘文物。
　　令人痛心的是，当地人朱鸿初等人将部分文物以“获价洋叁千余元”的高价出售给古董商，流落京津等地，无法追回。其中“有铜鼎十六只，玉牛八只，铜爵五只”，皆为价值连城之物。
　　1933年10月，《学风》连续追踪报道省政府抢救流失文物的过程，刊登《省令各县不得隐匿出土文物》，指出“安徽省某县出土古代铜器数百件，部分被当地民众转售商贩”，省政府通令“全省61县严禁私掘及隐匿出土古物，严令追查已被转卖器物，禁止毁坏”。
　　李三孤堆出土器物总数达8000余件，创当时考古发现之最。然而，由于初期乡民贩卖，仅追回700余件，90%文物未能追回，流落民间。同时，由于墓葬巨木结构未经科学勘探，后续发掘工作被迫中断。
　　1933年9月14日，省府以“与内政部保管条例未合”为由，电令寿县将古物“悉数运省”，强调古物需集中保管研究。而寿县地方则主张“交县民众教育馆陈列”，认为出土文物“对本县文化历史关系甚重”。同年12月6日，省府委派保安处袁传璧、图书馆吴景贤前往寿县强制提取。
　　1934年3月1日，《学风》第四卷第3期报道《寿县出土楚器运到本馆》。最终，省府在武力压服地方的同时，也做出有限妥协。1934年1月17日，内政部、教育部电复同意古物“暂存省立图书馆”，并默许“存民教馆之三十件、教育办事处之十一件”留县陈列。
　　文物运输过程中，《学风》保存了省县之争的关键文献。寿县保存委员会援引《古物保存法》第十二条主张地方保管权，而省府则强调“集中研究尤不容缓”（陈东原馆长函）。这种行政博弈直接导致1935年《古物保存法实施细则》的出台。
　 伦敦展览
　　1934年6月1日，《学风》第四卷第5期刊登首例跨省追索出土文物的成功案例。北平古董商李贺彬两次赴寿县收购，秘密兜售标价高达万元（案涉万金）。古物保管委员会发现线索后，函请北平市公安局拘押李贺彬。安徽省政府派陈馆长赴北平处理，1934年4月15日抵北平后，会同古物会代表王建人、公安局王殿慰科员组成专案组。李贺彬供认系“购得”非盗掘，被迫交出藏匿的楚王釶鼎。1934年5月1日，《学风》第四卷第4期报道安徽省紧急委派陈东原馆长北上交涉处理，防止文物外流异国。1934年5月4日，陈馆长携鼎返皖，5月9日到皖后由省府发交省立图书馆保存。
　　1935年3月1日，《学风》第五卷第2期报道了省立图书馆收藏的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出土楚器参展“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
　　事前，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特派委员唐兰、容庚赴安庆实地检阅，重点考察安徽省立图书馆所藏寿县出土楚器。最终选定：楚王酓肯釶鼎（一件）、环梁方盘（一件）、簠（一件）、俎（一件）。这是首度将寿县楚器推向国际展览平台，展览期间，英国专家特别指出铜俎“前所未见，实系世界罕有古物”，国际学界公认为“铜器中最名贵之珍品”。
　　1936年元旦，安徽省立图书馆举办文物展览，重点展出寿县出土文物，这是首次系统公开展示寿县楚器考古成果。
　 考察搁浅
　　因李三孤堆出土楚器引发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由中国营造学社叶恭绰、安徽省立图书馆吴天植、安徽大学李顺卿、上海市博物馆胡肇椿、郑师许、上海市图书馆洪邃、考古学家容庚等人共同组织发起，1936年9月15日成立了“寿县史迹考察团”。参照“西北科学考察团”模式，联合多家学术机构，遴选考古专家，计划系统调查周期2年。寿县史迹考察团的成立，标志民国考古工作从“抢救收集”转向“系统研究”。
　　考察团同时向中英庚款委员会请款六万。预算发掘费5万元，整理研究费1.5万元，印刷费1.5万元，总计8万元。“因经费不足，恳请中英庚款委员会拨付专款支持；若贵会主导，同人愿全力协助；或由本团自筹3万余元，余款仰赖庚款息金资助，以抢救珍贵文化史迹。”
　　寿县史迹考察团成立后，即派员前往寿县一带实地考察，并向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申请领取采掘执照。“预计于一个月后，即可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会同教、内两部发下。所有参加团体，现正多方设计，预定于本年秋末，或即可前往动工发掘”。原定1936年阴历五月开工的考察延期，原因有三：一是与上海市博物馆文献展览工作冲突；二是淮河流域进入雨季；三是暑期高温影响作业。新计划延至阴历九月（公历10月）开工。
　　最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对于出土文物，安徽省政府要求全部收藏于省立图书馆，但部分考察团成员主张先运上海整理再归还。安徽省反对意见主要担心文物外流风险，质疑“运沪整理”的真实意图，强调本省学术机构的研究权。
　  历史遗憾
　　因文物归属的核心争议无法调和，加上安徽省学界如通志馆、安徽大学等学者联名抗议，寿县旅省同乡会召开紧急会议，质疑“恐有变相掠夺之嫌”。1937年6月20日《学风》报道，发掘寿县古物事势将搁浅。
　　全面抗战爆发前，《学风》保留李三孤堆楚墓三条关键信息档案：一是考察团“因时局中止工作”（第七卷第3期），造成学术搁浅，后续发掘计划永远停留在纸面；二是1937年3月《学风》报道显示，省府仅能要求“该区保长随时注意”（第5期），实际放任自流，造成楚墓原坑监管真空；三是《学风》揭露“春间劣绅王伯唐等倡议复掘”（第4期），预示地方势力的利益集团已形成盗掘利益链。
　　《学风》连续几年对李三孤堆追踪报道，保存了中央公函、省县公文等原始文献，记录了李景聃调查报告以及楚器参加伦敦艺展等关键学术活动，揭露了乡绅、古董商、地方官员的利益网络，更有文物的省县争夺、皖沪之争导致后续考古搁浅等。这些白纸黑字的记载，不仅是对民国文物保护失败的控诉，更是对“考古搁浅必致盗掘猖獗”这一历史规律的深刻印证。
　　当1937年《学风》因抗战停刊时，李三孤堆楚王墓未发掘区的地图仍刊在最后一期，这或许是最悲怆的文化预警。“楚王鼎在伦敦受赞，而故乡墓室任人宰割”。正如《学风》终刊号所叹，科学考察的搁浅，直接导致1938年李品仙驻防寿县时率部对李三孤堆进行第二次毁灭性盗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