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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徽州那些事
家谱和祠堂
自南宋罗愿《新安志》起，徽州每隔上一段时间，便有一些人迫不及待地编撰府县志，花费大量人力财力修撰族谱和家谱。明代嘉靖到万历年间，徽州方志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兴盛现象，除了官修《徽州府志》等府邑志书16部，还出现了戴廷明和程尚宽的《新安名族志》、汪道昆的《汪氏十六族谱》、程一枝的《程典》、吴元孝的《临溪吴氏族谱》等一批徽州家谱精品。徽州人对于史志的迷恋，就像热衷于对祠堂的建设——史志更像是无形的祠堂，具有强大的功能性，不仅是一种怂恿，怂恿人们复杂问题简单化，还是一种劝诱，让世人坚信言之凿凿的“伟、光、正”。
祠堂的建设更是如此。
据弘治《徽州府志》和嘉靖《徽州府志》统计：弘治年间徽州修建了15座祠堂，到了嘉靖年间，徽州共修建祠堂213座。有学者对现存40座徽州祠堂进行调查分析，确认基本建于嘉靖、万历年间，只有两座修建时间不明。
徽州诸多超越三进三间、面积很大的住宅，大都建于嘉靖之后，多在万历年间。楼桥亭阁同时遍布，使得寂静而冷清的山区变得诗意和温暖。嘉靖三十二年（1553）的进士王可立在所著的《建业风俗记》中这样描述：正德以前，南京的民居房屋矮小，厅堂大多在后面，即便有雕梁画栋也风格简约。可是嘉靖末年之后，不要说士大夫，就连普通百姓盖新房都要大兴土木豪华装修，奢侈程度令人瞠目。王可立所述，不是南京一个地方的情况，徽州同样如此。从中可以看出：一是当时东南地区的确比较富庶；二是社会相对自由，原先“僭越”的规定和要求有所松动。晚明的建筑，虽然在纵向的“进”上不允许突破，不过在横向的“出”上，规定却不是太严格，所以房子依旧可以造得很大。
容像画
徽商赚取的财富不仅用于衣食住行的改善，对于生活品质以及精神生活也有着意想不到的促进。明中期之后，容像画大火，山水画盛行，徽州从事绘画行业的画师、工匠层出不穷。“新安画派”的崛起，也是这一趋势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人们出于对长辈的敬爱和怀念，更愿意付出不菲的报酬请画师留下他们容颜。这一风气，南宋之时就有，只是视富庶程度高低起伏。明中期之后徽州容像画蔚然成风，徽州人家只要稍稍殷实，都会雇画师，为长者或者祖辈留存画像。徽州籍大画师丁云鹏的起家，就基于容像——他曾为很多徽州家族画过容像，获得丰厚的报酬。至于“新安画派”的代表人物渐江、查士标、程邃等，此类事也没有少做。容像的绘制，一般是用细笔描出五官部位的形状，然后加淡墨、淡色渲染，最后以色线复勾五官。明朝中后期之后，容像画甚至吸取了西方肖像画的技法，加重了用墨和敷色的比重。当然，徽州诸多画师并不满足以容像等“命题作画”赚取银两，艺术本身具有的灵性，会不自觉地让人们走上轻盈之路。而由绘画导出的“不自觉”的憧憬和完善，让徽州画师越画越好，继而成为名声大噪的“新安画派”。
文学和戏剧
徽州还大兴收藏、戏曲和文学之风。人们钟情和痴迷于文学艺术，以及相关的收藏之风大盛，都是内心觉察和觉醒的表现。戏曲激发了徽州人的活力，让他们感觉到了现实的观照。
明末清初的徽州籍书商张潮，曾记录了一个徽州女“戏痴”的故事：说是黄山脚下有一个女子陈同，自小许配给杭州人吴吴山为妻，由于身体不好，一直没有过门也没见过面。陈同喜欢看书，也喜欢读戏文，最喜欢的就是汤显祖的《牡丹亭》。她从哥嫂那里得到一本装帧精良的《牡丹亭》后，不仅废寝忘食地阅读，还悄悄地在上面作批注。母亲看陈同对《牡丹亭》卷不离手，担心她失魂落魄鬼迷心窍，悄悄将书塞进了灶台。陈同知晓后，疯了似的闯进厨房，从火中抢回了半部书。陈同大哭大闹一番后，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吴吴山听到消息后悲恸欲绝，接连梦到陈同，深情写下一首《灵妃赋》以示怀念。不久，陈同的奶娘来到杭州吴吴山家，谈及陈同生前的音容笑貌，竟然与吴吴山梦里所见一模一样。奶娘还带来了残破的《牡丹亭》书卷，上面有泪迹还有密密麻麻的批注。吴吴山觉得这些批语“亦痴亦黠，亦幻亦禅”，跟自己的感受大为契合，于是将之放在身边，不时读上几句。
数年后，吴吴山迎娶了一位名叫谈则的杭州女子为妻。谈则读到陈同的批注后很喜欢，也摹仿陈同对《牡丹亭》作批注。婚后第三年，谈则也因生病医治无效去世。吴吴山万念俱灰。直到四十岁以后，吴吴山才娶了一个叫钱宜的女子。钱宜读书不多，吴吴山让小姑李淑教她读书习文。钱宜在读到两位姐姐对《牡丹亭》的批注后，也开始对《牡丹亭》进行批注。张潮知晓此事后大奇，上门找到了吴吴山，要求出版三位奇女子对《牡丹亭》的批注。一段时间后，批注本推出，吴吴山跟时年二十二岁的钱宜一道，在自家花园里搭起一个祭坛，供奉杜丽娘的画像和一枝盛开的梅花。两人点着蜡烛，恭恭敬敬地献上美酒、果品和这本书。
当天晚上，钱宜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跟吴吴山一起进入一个牡丹园，见到了一个美丽女子。醒来后，她告诉了吴吴山这个梦。吴吴山很吃惊，因为刚才自己也做了同样的梦。两人再也无法入睡，吴吴山说，你不是学过工笔白描吗，何不把梦中的那个人画出来？于是钱宜画了一个侧首回身、手执绿梅的女子肖像，吴吴山马上叫了起来：这就是我梦见的女子啊！
钱宜把这一天的事情写成了一篇文章，名为《记同梦》。
文人与商贾
明中期之后，江南文人与徽州商贾的交往变得密切，沈周、祝允明、唐寅等大画家都先后来到徽州。沈周是为躲避纷争来徽州小住的。那个时候，程敏政被贬于徽州老家篁墩，也不知道这一对老朋友是否见了面，从程敏政写给沈周的信函中看不出这一点。在信中，程敏政很高兴地馈赠了沈周绢帛、徽墨和蓍草。文徵明与徽州的关系更紧密一些，他的身份是胡宗宪的幕僚，有好几次陪同胡宗宪来徽州。有据可查的一次是为胡宗宪主持修建的胡氏牌坊题词；另一次是在胡宗宪被罢官后，陪同胡宗宪在歙县城郊住了很长时间。
祝允明来西溪南要稍后一些。祝允明来徽州的情况，许承尧在《歙事闲谭》卷十二中提及：“祝枝山游歙，主西山汪氏弥月，为书《黄庭》。”除了此事，祝允明还欣赏了元代西溪南名士吴希德所画的《溪南八景册》，为每一景赋诗一首。这份异常精致的《溪南吴氏八景记》，在明末的“黄山大案”后被人卖至扬州，被侨居扬州的西溪南后人吴尔世拿下。清时石涛花重金买下收藏，如获至宝。
东南诸多画师和文人来徽州，很大原因是这些画师和文人，当时已是徽州书商的客户。晚明之时，徽商“贾而好儒”的特性，在刻书出版行业得到了弘扬。徽州书商最早是在老家偷偷刻印书籍，然后装船运往东南地区销售。待环境宽松后，索性将书坊搬到杭州、南京等发达城市。诸多线索表明，明中期《金瓶梅》的出版，也跟徽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金瓶梅》诞生前后，就有吴大震的《广艳异编》、程时用的《风世类编》、潘之恒的《亘史》等火爆一时。这一类文学作品主要体裁是话本，题材多为市井故事，格调不高，庸俗促狭，缺乏对于生活的提炼和升华。
晚明之时，最珍贵的其实是徽州人观念和认知的进步与改变。不少徽州人不再以道德和功名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观念比较新的徽州人已开始认可商业的体面，相信财富同样能改变命运。一部分徽商落户于东南大城市，名义上追求幸福生活，暗地里是想摆脱家族的控制和纠缠。
总之，晚明的一切都在松动，原先的生存模式在变化，犹如季节变化，春雷炸响，气候回暖，土地里才会有东西蠢蠢欲动，随后大胆而坚定地拱出头来。
自南宋罗愿《新安志》起，徽州每隔上一段时间，便有一些人迫不及待地编撰府县志，花费大量人力财力修撰族谱和家谱。明代嘉靖到万历年间，徽州方志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兴盛现象，除了官修《徽州府志》等府邑志书16部，还出现了戴廷明和程尚宽的《新安名族志》、汪道昆的《汪氏十六族谱》、程一枝的《程典》、吴元孝的《临溪吴氏族谱》等一批徽州家谱精品。徽州人对于史志的迷恋，就像热衷于对祠堂的建设——史志更像是无形的祠堂，具有强大的功能性，不仅是一种怂恿，怂恿人们复杂问题简单化，还是一种劝诱，让世人坚信言之凿凿的“伟、光、正”。
祠堂的建设更是如此。
据弘治《徽州府志》和嘉靖《徽州府志》统计：弘治年间徽州修建了15座祠堂，到了嘉靖年间，徽州共修建祠堂213座。有学者对现存40座徽州祠堂进行调查分析，确认基本建于嘉靖、万历年间，只有两座修建时间不明。
徽州诸多超越三进三间、面积很大的住宅，大都建于嘉靖之后，多在万历年间。楼桥亭阁同时遍布，使得寂静而冷清的山区变得诗意和温暖。嘉靖三十二年（1553）的进士王可立在所著的《建业风俗记》中这样描述：正德以前，南京的民居房屋矮小，厅堂大多在后面，即便有雕梁画栋也风格简约。可是嘉靖末年之后，不要说士大夫，就连普通百姓盖新房都要大兴土木豪华装修，奢侈程度令人瞠目。王可立所述，不是南京一个地方的情况，徽州同样如此。从中可以看出：一是当时东南地区的确比较富庶；二是社会相对自由，原先“僭越”的规定和要求有所松动。晚明的建筑，虽然在纵向的“进”上不允许突破，不过在横向的“出”上，规定却不是太严格，所以房子依旧可以造得很大。
容像画
徽商赚取的财富不仅用于衣食住行的改善，对于生活品质以及精神生活也有着意想不到的促进。明中期之后，容像画大火，山水画盛行，徽州从事绘画行业的画师、工匠层出不穷。“新安画派”的崛起，也是这一趋势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人们出于对长辈的敬爱和怀念，更愿意付出不菲的报酬请画师留下他们容颜。这一风气，南宋之时就有，只是视富庶程度高低起伏。明中期之后徽州容像画蔚然成风，徽州人家只要稍稍殷实，都会雇画师，为长者或者祖辈留存画像。徽州籍大画师丁云鹏的起家，就基于容像——他曾为很多徽州家族画过容像，获得丰厚的报酬。至于“新安画派”的代表人物渐江、查士标、程邃等，此类事也没有少做。容像的绘制，一般是用细笔描出五官部位的形状，然后加淡墨、淡色渲染，最后以色线复勾五官。明朝中后期之后，容像画甚至吸取了西方肖像画的技法，加重了用墨和敷色的比重。当然，徽州诸多画师并不满足以容像等“命题作画”赚取银两，艺术本身具有的灵性，会不自觉地让人们走上轻盈之路。而由绘画导出的“不自觉”的憧憬和完善，让徽州画师越画越好，继而成为名声大噪的“新安画派”。
文学和戏剧
徽州还大兴收藏、戏曲和文学之风。人们钟情和痴迷于文学艺术，以及相关的收藏之风大盛，都是内心觉察和觉醒的表现。戏曲激发了徽州人的活力，让他们感觉到了现实的观照。
明末清初的徽州籍书商张潮，曾记录了一个徽州女“戏痴”的故事：说是黄山脚下有一个女子陈同，自小许配给杭州人吴吴山为妻，由于身体不好，一直没有过门也没见过面。陈同喜欢看书，也喜欢读戏文，最喜欢的就是汤显祖的《牡丹亭》。她从哥嫂那里得到一本装帧精良的《牡丹亭》后，不仅废寝忘食地阅读，还悄悄地在上面作批注。母亲看陈同对《牡丹亭》卷不离手，担心她失魂落魄鬼迷心窍，悄悄将书塞进了灶台。陈同知晓后，疯了似的闯进厨房，从火中抢回了半部书。陈同大哭大闹一番后，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吴吴山听到消息后悲恸欲绝，接连梦到陈同，深情写下一首《灵妃赋》以示怀念。不久，陈同的奶娘来到杭州吴吴山家，谈及陈同生前的音容笑貌，竟然与吴吴山梦里所见一模一样。奶娘还带来了残破的《牡丹亭》书卷，上面有泪迹还有密密麻麻的批注。吴吴山觉得这些批语“亦痴亦黠，亦幻亦禅”，跟自己的感受大为契合，于是将之放在身边，不时读上几句。
数年后，吴吴山迎娶了一位名叫谈则的杭州女子为妻。谈则读到陈同的批注后很喜欢，也摹仿陈同对《牡丹亭》作批注。婚后第三年，谈则也因生病医治无效去世。吴吴山万念俱灰。直到四十岁以后，吴吴山才娶了一个叫钱宜的女子。钱宜读书不多，吴吴山让小姑李淑教她读书习文。钱宜在读到两位姐姐对《牡丹亭》的批注后，也开始对《牡丹亭》进行批注。张潮知晓此事后大奇，上门找到了吴吴山，要求出版三位奇女子对《牡丹亭》的批注。一段时间后，批注本推出，吴吴山跟时年二十二岁的钱宜一道，在自家花园里搭起一个祭坛，供奉杜丽娘的画像和一枝盛开的梅花。两人点着蜡烛，恭恭敬敬地献上美酒、果品和这本书。
当天晚上，钱宜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跟吴吴山一起进入一个牡丹园，见到了一个美丽女子。醒来后，她告诉了吴吴山这个梦。吴吴山很吃惊，因为刚才自己也做了同样的梦。两人再也无法入睡，吴吴山说，你不是学过工笔白描吗，何不把梦中的那个人画出来？于是钱宜画了一个侧首回身、手执绿梅的女子肖像，吴吴山马上叫了起来：这就是我梦见的女子啊！
钱宜把这一天的事情写成了一篇文章，名为《记同梦》。
文人与商贾
明中期之后，江南文人与徽州商贾的交往变得密切，沈周、祝允明、唐寅等大画家都先后来到徽州。沈周是为躲避纷争来徽州小住的。那个时候，程敏政被贬于徽州老家篁墩，也不知道这一对老朋友是否见了面，从程敏政写给沈周的信函中看不出这一点。在信中，程敏政很高兴地馈赠了沈周绢帛、徽墨和蓍草。文徵明与徽州的关系更紧密一些，他的身份是胡宗宪的幕僚，有好几次陪同胡宗宪来徽州。有据可查的一次是为胡宗宪主持修建的胡氏牌坊题词；另一次是在胡宗宪被罢官后，陪同胡宗宪在歙县城郊住了很长时间。
祝允明来西溪南要稍后一些。祝允明来徽州的情况，许承尧在《歙事闲谭》卷十二中提及：“祝枝山游歙，主西山汪氏弥月，为书《黄庭》。”除了此事，祝允明还欣赏了元代西溪南名士吴希德所画的《溪南八景册》，为每一景赋诗一首。这份异常精致的《溪南吴氏八景记》，在明末的“黄山大案”后被人卖至扬州，被侨居扬州的西溪南后人吴尔世拿下。清时石涛花重金买下收藏，如获至宝。
东南诸多画师和文人来徽州，很大原因是这些画师和文人，当时已是徽州书商的客户。晚明之时，徽商“贾而好儒”的特性，在刻书出版行业得到了弘扬。徽州书商最早是在老家偷偷刻印书籍，然后装船运往东南地区销售。待环境宽松后，索性将书坊搬到杭州、南京等发达城市。诸多线索表明，明中期《金瓶梅》的出版，也跟徽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金瓶梅》诞生前后，就有吴大震的《广艳异编》、程时用的《风世类编》、潘之恒的《亘史》等火爆一时。这一类文学作品主要体裁是话本，题材多为市井故事，格调不高，庸俗促狭，缺乏对于生活的提炼和升华。
晚明之时，最珍贵的其实是徽州人观念和认知的进步与改变。不少徽州人不再以道德和功名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观念比较新的徽州人已开始认可商业的体面，相信财富同样能改变命运。一部分徽商落户于东南大城市，名义上追求幸福生活，暗地里是想摆脱家族的控制和纠缠。
总之，晚明的一切都在松动，原先的生存模式在变化，犹如季节变化，春雷炸响，气候回暖，土地里才会有东西蠢蠢欲动，随后大胆而坚定地拱出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