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贵池县曾是被周恩来总理点名的血吸虫“全国十大流行县”之一。6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血防人”加入到消灭血吸虫病的持久战中。池州市贵池区血防站副主任医师柯永文就是其中一员，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经历了田间查螺、灭螺，也曾夜里走访农户采血取样，又承担了救治和教育工作。正是在他们一代代“血防人”的努力下，贵池区的血吸虫病疫情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被总理点名的血防重点县
　　“曹村大肚怪，没女肯嫁来。人死没人抬，尸首没人埋。大屋没人住，蒿草没街台。”这首新中国成立前就流传的民谣，是贵池当年血吸虫病流行的历史见证。人患血吸虫病后，身体消瘦，四肢乏力，严重者肚大如鼓，影响生产、生活，甚至生命。
　　1955年11月，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伟大号召。1957年4月20日，周恩来总理签发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指出：“安徽省贵池县棠溪乡碾子下村，百余年前有120户，现在只有曹雨金一户4口人，其中有3人仍患血吸虫病。”1955年3月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加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确定宣城、歙县、贵池为血防重点县。自此，贵池坚决打响消灭血吸虫病的人民战争。
　　这是一场持久又艰难的战争。“远看是要饭的，近看是烧炭的，仔细一看原来是血防站的。”这便是当年广大“血防人”工作和生活的真实写照。池州市贵池区血防站副主任医师柯永文也是其中一员，并为此奋斗了近30年。
　　“血防人”远看是“要饭”的
　　1992年，柯永文来到原贵池市血防站观前血防组上班。“那时候交通条件不好，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我们都要住在村里。”柯永文告诉记者，那时候农村的卫生环境差，他们住在村部或者村民的家里，跳蚤、蚊虫总是扰人无法入睡，但对于“血防人”来说，这并不算苦。
　　柯永文说，那时，在春、秋季血防工作的关键时期，驻扎在农村的他们一般白天到田间查螺、灭螺，晚上挨家挨户跑农家，采集血液和粪便样本，开展血吸虫病检查。
　　钉螺是血吸虫的唯一中间宿主，钉螺释放尾蚴到水里即为疫水，人和哺乳动物接触疫水而感染，所以查螺、灭螺是血防工作的重要部分。“每走7步查一框。”柯永文说，在内陆沟渠查螺时，有经验的老同事们会向他们传授书本上没有的经验。“蹲下去，放下查螺框，将框内钉螺全部捡起，再查下一框。”这样的动作，柯永文和同事们一天要重复很多遍。一线的“血防人”在田间地头、沟渠河边，一天接着一天查，一个村接着一个村查。“通常完成一个村查螺、灭螺需要2-4周时间。”柯永文说，也正是由于长时间室外工作，“血防人”个个都成了“烧炭”的。“因为还要拿根棍子防止有蛇，我们一个个就和要饭的一样。”他笑着说。
　　连续9年人群血吸虫感染率低于1%
　　2005年，因工作出色，柯永文调到贵池区血防站防治股工作，先后承担全区晚期血吸虫病病人医疗救治、血防信息管理和健康教育等方面工作。2006年，柯永文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柯永文总结，这些年来，贵池区的血防工作主要经历了群防群治、分类防治和传染源控制三个阶段。他介绍，群防群治阶段是从解放初期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以消灭钉螺为主，大规模开展水利兴修和农田基本建设，压缩了钉螺生存环境；分类防治阶段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世纪末，由于高效低毒的治疗药物问世，这阶段血防工作主要是“以人畜扩大化疗为主、辅以易感地带灭螺”的策略；传染源控制阶段是从本世纪以来，采取的是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综合性防治策略。“我们贵池在全国率先开展‘三改一控’试点血防。”柯永文告诉记者，“三改一控”是指“改水、改厕、以农机替代耕牛、控制血吸虫病传播流行”，这一做法取得成功，使血吸虫病防控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柯永文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到2020年底，贵池区86%的有螺面积被消灭，全区连续9年人群血吸虫感染率降至1%以下，血吸虫病疫情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这个曾使无数家庭家破人亡的“瘟神”，在一代又一代“血防人”的努力下，正在逐步消除。
　　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曹庆朱春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