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姚祥
　　读季宇的长篇历史小说《群山呼啸》（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我仿佛听到了如海的苍山，尖厉着绵长的历史回声。那些蓬勃昂扬的生命，电光火石般灼亮夜空。他们九死不悔的信念，化作了铿锵的壮举，至今仍是奋斗者不惮前行的动力。
　　从小说评判的多维度考量，作为红色题材的历史小说，《群山呼啸》值得称道的地方不少。尤其是在人物的塑造和与史实的匹配度上，手法高超，拿捏精准，获得了两相叠加的奇效。
　　人物是小说的灵魂。随着时间的流逝，一部厚重的长篇小说，最终积淀在人们脑海里的可能就是几个人物。中国小说有重视且擅长塑造人物的传统。不过，新世纪以来，小说创作在整体取得进步的同时，却在人物塑造上存在缺憾。放眼新时期文学长廊，我们很难选出与阿Q、祥子、吴荪甫、高觉新相媲美的人物形象。红色经典“三红一创”“青山保林”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很大程度上在于以后的红色题材作品，鲜有同样高蹈的人物形象。季宇铆足了劲塑造心中敬仰的人物，不仅为此祭出了诸多新招，而且意在改变当今小说“人物不振”的局面。
　　在结构上，全书三十四章，每章都以一个正面人物为轴，聚拢扯动起一段相对独立的情节。这种源于“我”的视点变化，带来的情节上跳突、不连贯，也造成了时间上的往复、空间上的挪移。当然，小说纵贯半个世纪、横跨半个中国，涵盖贺、卫两家三代人命运沉浮的叙事体量，客观上为采用此法创造了条件。这好比在一个巨大的舞台上，有很多人在表演，而镁光灯每个时段只能聚照在少数人身上。镁光灯移走，人隐线不断；等镁光灯再次照来，革命人已不可同日而语。享受镁光灯次数越多，就越是重要人物。他们与反面人物反复较量，经受了无数磨难，锻造了坚定信仰，增长了超凡智慧。在众声喧哗、大浪淘沙的时代洪流中，这样的个人表演无疑具有典型性，也更有说服力。
　　《群山呼啸》成功塑造了十数位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我”的爷爷贺文贤、大伯贺廷勇、大伯母费伊蓉等重要人物，在残酷的斗争中怎样炼成了“大英雄”，自然不必说；而卫孝衡、卫树森、卫登辉等卫氏家族祖孙三代，作为贺氏家族的主要对手，也写出了他们可与贺家长期抗衡的心机与能耐。非止于此，在我看来，小说对次要人物的刻画也丝毫不含糊。
　　作为留守大别山的红军队伍领导人，史传洲也是因为家族仇恨而投身于革命。他改姓换名，在复杂的对敌斗争中栉风沐雨，成长为一名德才兼备的领导人。他深明大义且谋虑深远，异常睿智冷静，每每挽狂澜于既倒，与他的前任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与贺廷勇的有勇少谋形成了互补。贺家的女婿龚雨峰着墨不多，是因其长期潜伏在敌阵，几次出场，均给人一种得过且过的样子。其实他在放长线钓大鱼，最终覆灭彭兆栋，龚雨峰起到了最后一击的关键作用。
　　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既有毫无信仰可言的人，也有信仰不坚定的人，小说很好地发挥了他们的杠杆作用。彭兆栋是典型的投机分子，他在见风使舵、借梯登高中一路显赫，最后使其阴沟里翻船的恰恰是他的不仁不义。
　　黄静雯是费伊蓉的同班同学，她们之间闺蜜加战友的关系看似牢不可破，然而，费伊蓉却死于黄静雯之手，令人扼腕。在亲情和死亡面前，黄静雯选择了变节。其实，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无论利益，更不用说死亡。鉴于此，小说中那些宁愿粉身碎骨，依然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革命者，难道不应该更值得我们敬佩吗？
　　在彭兆栋和黄静雯身上，人性真实而丑陋的一面袒露无遗。
　　然而，他们毕竟是少数。清末以降，大别山这方厚重的土地上，多少有识之士为了理想和信仰投笔从戎，多少好儿郎为了国家和民族舍生忘死。正所谓“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群山呼啸》将真实的历史事件，浓缩在具体的小范围乃至家族的对抗上，全景式展现了大别山地区，历经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日寇入侵、红色革命的历史变迁。小说不仅做到了小中见大、狭中见广，而且做到了“大事不虚”，小事也不“虚”。所有不虚的小事，汇成了真实可靠的历史。
　　小事不虚主要体现在：一是描写逼真。如黄龙洞突围那场局部战争，就是通过细绘战局的变化多端、正义者的临危不惧，把残酷无情、令人窒息的战争场面和盘托出。二是渗透亲情。贺廷勇与费伊蓉一波三折的爱情，以及他们对女儿丫丫的牵肠挂肚，说明那个年代的优秀分子，在崇高的革命理想之外，同样不缺丰富的生命情感。三是介入方言。小说在明晰、优雅的表述中，点缀了一些方言土语，如“七屁八磨”“打瞌目充”等，在打上地域文化烙印的同时，亦可激发江淮方言区读者的情感共鸣。小事不虚还体现在精巧的构思、严密的设计上。龚雨峰的潜伏暗藏，有胆小怕事的外在言行打掩护；黄静雯的暗通款曲，有亲朋故旧的关系纽带为前提；贺培贤的卧薪尝胆，有冥顽不灵的性格作底色……所有这些，都符合生活逻辑、情感逻辑和情节逻辑，让人在回味中笃定，在遐想中震惊。
　　蓬勃鲜活的人物群像，坚实丰厚的历史铺垫，《群山呼啸》达成了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完美统一，诠释了历史小说源于历史，又比历史生动、震撼的迷人之处。